2003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的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收受巨额贿赂案作出一审判决：1993年至2001年期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中国银行行长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款物达一百余万元，已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雪冰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如今，坐“宝马”、开“奔驰”，大把大把地花钱，不仅成了那些热衷追逐权力满足私欲、不惜一切往上爬和拼命捞钱的人的原动力，而且拥有名车和出手一掷千金更被一些人视为社会地位和身份高贵的象征。
但，也有人剑走偏锋与众不同，偏爱离群索居，不喜欢有名车相随美女相伴的。
“我喜欢收藏名表，不喜欢名车。”王雪冰，这位曾经握有亿万资金、位高权重的金融高官曾狂言，玩车那是穷人的爱好，而富人应该去玩表。曾几何时，穷人玩车富人玩表成了京城盛行一时的时髦话题。当然，这表，绝非平民百姓用来避免误时、催醒做事、维持生计的必备计时工具。王雪冰所说的表，都是价格昂贵、驰名中外的世界名表。
圈里的人都知道王雪冰有这个嗜好，喜欢收藏世界顶级品牌的珍贵名表。这个习惯刚开始只有王身边的人知道，但有求于他的人，会四处打听投其所好，尝到甜头的人便会免费教那些想入道的人。求者日众，久而久之，他的这个爱好也不再是少数人知道的秘密了。
权力可以成为创造和寻求财富的稀缺资源。有时，掌握权力者的个人爱好，就是别人可以乘机打开的缺口。王雪冰拥有炙手可热的职位，手中握有数亿资产的经济调配权。这，足以令无数做着发财美梦的商人艳羡。手中握有权力，就不用发愁没有人去满足自己的爱好。爱好是需要培养的，没有被扼杀的爱好会慢慢生长成特别的嗜好。由于王雪冰从1988年起就一直担任经济金融部门的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行长等要职，所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给别人办事的同时，别人都会乐意奉送一块名表，而王多是欣然接受。这些名表，单价大都在10万元以上，几年下来，名表品牌达几十种，涉及“劳力士”(ROLEX)、“名士”(BAUMEMERCIERO)、“伯爵”(PIAGEt)、“时计”(C)、“卡地亚”(CARtIER)、“宝玑”(BREGUEt)等多款世界名表。
王雪冰在接受他人奉送名表的同时，还喜欢使用公款购买名贵手表。1991年5月至1998年3月，王雪冰在担任公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权力，指使他人用公司公款购买瑞士产名贵手表十多块，据为己有。
那是2001年前后，最高检察机关在侦查另一名正部级央行金融高官时，其中一桩犯罪事实牵涉到了王雪冰，使王案浮出水面，王雪冰喜欢名表的习惯和不法收受他人所赠名表的相关事实也为侦查人员所掌握。在中央纪检和监察部门对其立案审查期间，王主动将存在中国民生银行保险箱中的几十块名表上缴给调查部门。最后经法庭查证属实，与犯罪直接有关的名表有10余块之多。
权力的核心是对资源的控制力和强制力，权力的运行和实现意味着对资源的控制和再分配。人们关注权力，是因为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利益。没有人不关心权力，因为权力能带来利益。随着职务升迁、权柄在手，王雪冰的周围，请托者趋之若鹜。
随着“仰融事件”、“周正毅事件”、“杨斌事件”等民营企业家触犯法律事件的相继出现，引发了国内经济学界与法学界有关“富人原罪”问题的讨论。有媒体称，企业家群体需要忏悔，因为在中国“问题富豪”太多。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仰融，就是利用潜规则从事“金融游戏”而迅速发家的民营企业家。1993年，王雪冰在担任中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应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仰融的请求，经央行批准，同意由央行纽约分行向华晨公司提供2950万美元的贷款以及向该公司控股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1993年9、 10月间，王雪冰在香港参加国际金融会议期间，收受仰融赠予的价值21万元港币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而仰融曾经向纪委调查人员的陈述，并没有涉及王雪冰给华晨公司贷款的情节，而只是证实因为事先得知王雪冰意志消沉，为安慰王雪冰才买一块表送给他的。王雪冰则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官供述自己与仰融之间是礼品互赠，否认是单方面受贿行为。但由于目前仰融在境外，启动司法程序存在障碍，就这一起事实无法认定王的行为为犯罪，也不能追究仰融行贿的犯罪事实。但仰融所在的华晨集团因企业权益问题与政府发生纠纷，却可以在美国起诉中国政府，而且已有迹象表明仰融很有可能胜诉。
1996年，王雪冰在担任中行行长期间，由中国银行向南方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7800万美元，用于支持组建媒体。该笔贷款到期后，因用户要求，王雪冰审批同意对该笔贷款扩大使用范围、延长还款期限。1998年后，王雪冰又同意将宣传中国银行的广告片在某媒体播放，并为此支付大笔广告费。基于对王的支持的回报，某媒体负责人先后几次在北京送给王雪冰“积家”台钟一座、“劳力士”、“名士”、“伯爵”、“时计”、“富兰克·穆勒”手表各一块。对这些价值累万的“赠品”，王则欣然接受。
1998年下半年，王雪冰女儿因病在上海住院，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王彦军总经理以其女儿看病需要医药费为由，在上海送给王雪冰现金3万元。而对这项事实，王雪冰却否认是收受贿赂。他辩解说，王彦军是看着他女儿长大的，女儿做手术费用大，为表示点心意，他送钱既是自愿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王彦军也称，他与王雪冰是很小就认识的朋友，的确是看着王雪冰的女儿长大的，出于关心给一些医药费也在情理之中，否认是贿赂行为。但是，送钱的真正动因，是出于情谊，还是出于为了日后的权钱交易而进行的感情投资？只有送钱和收钱的双方心知肚明。然而，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足以表明王彦军送钱送表并非是私交很深的情分所致，而是对利用金融大权换取利益的追求。
在王雪冰的腐败案中，王彦军是不能不提的关键人物。王彦军是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东方广告公司)的董事长，王雪冰的妻子就在再东方广告公司上班。正是有了这层关系，他才能够多次从中国银行的有关业务中谋取利益，当然获利的同时，他也不会忘记给王雪冰送钱送物。
1996年王雪冰的妻子从国外归来，到王彦军任职的再东方广告公司工作。1997年初，王彦军从英国奥美广告公司取得一盘该公司为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拍摄的广告样片，请王妻向正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的王雪冰推荐。王雪冰看后很感兴趣，将该片拿到中国银行党组会上播放，同时决定将该片作为中国银行的形象广告，并指示银行办公室找王彦军与奥美广告公司取得联系，以获取该广告片在大陆的播放权。后王彦军与英国奥美广告公司取得了联系，奥美广告公司提出要直接与中国银行谈。经中国银行与奥美广告公司协商，中国银行无偿取得了该广告片在新加坡以外地区播放的权力。1997年底，王彦军的再东方广告公司与香港某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联合代理协议》，双方议定由某广告公司作为直接代理，与中国银行签订代理合同，并负责以最优惠的价格和最好的时段将广告片在电视上播出；再东方广告公司代表某广告公司负责与英国奥美广告公司洽谈中国银行广告可以在新加坡以外地区播出事宜。中国银行将该片拿到南方某新闻媒体播出和欧洲台插播。为此，中国银行先后十次支付代理费约205万元。
1999年，在奥美广告播放期间，王雪冰提出要为中国银行再制作一版新广告，并将制作新片的业务交给王彦军的再东方广告公司。因此，王彦军获得了中国银行支付的76万元制作费。1998年到2000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因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新楼启用及参加三峡公司纪念活动等原因，中国银行同意购买王彦军的再东方广告公司的雕塑艺术品3件（套）作为赠礼，共支付给该公司人民币40万元。
王彦军为表示对王雪冰的感谢，1998年下半年到2001年间，以王雪冰购房、搬家为名，先后在北京、上海分三次送给王雪冰价值人民币10万余元的“RVEOX”组合音响一套以及人民币现金40万元。
利用为某航空公司境外融资之机，谋取不当的物质利益。1998年，王雪冰在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审批同意由纽约分行牵头，向南方某航空公司发放银行贷款4720万美元，用于该公司海外购买飞机的费用。2001年4月18日，中国建设银行决定为南方某航空公司购买飞机提供贷款8600余万美元作为预付货款，并提供3.4亿余美元的担保。但到年底，南方某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某和副董事长王某找到王雪冰，向其反映建行已将为南方某航空公司提供的备付信用证从美洲公司北京办事处撤回，从而给航空公司的信誉造成了恶劣影响，并因此可能直接导致无法购买飞机的后果。为此，王雪冰在行长办公会上对此事表示不满，在听取汇报后责成副行长张某等人立即组织工作组查清此事，并要求外管局提供书面证明。工作组调查后在写给王雪冰的报告中指出：航空公司由于扩张过快，现金流量存在困难，故此笔大额贷款存在风险；航空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风险，如果政策没有变化，建议在公司落实建设银行提出的相关条件后，为其提供担保。张某在向王雪冰请示时，王雪冰指示“按程序办理”，但张某等人迫于压力，最终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将原担保额的3.4亿美元减少为1.95亿美元签出。为感谢王雪冰对航空公司贷款方面的支持，航空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在北京先后送给王一块价值10万元的“伯爵”手表和一块价值20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年后王担心航空公司担保函事件对自己有不良影响，曾经有退还手表之意。
违反招投标规定，接受竞标单位给予的名表。2001年上半年，福建实达电脑公司参加了建设银行公开招标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的项目竞标活动。由于测评结果直到2001年下半年还没有出来，实达公司董事长景某找到王雪冰，请王雪冰帮助打听建设银行“路由器”的招标结果。王雪冰指示秘书过问后，将结果反馈给景某。其后正式公布的名单中，该公司排名第一位。期间，福建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某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赠予王雪冰价值15万元的“卡地亚”手表一块。
即便是职权内应该办的事，王雪冰也不放过收受贿赂的机会。1993年间，王雪冰担任中行纽约分行总经理期间，鼓励职工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学位，如果读下来的可以公款报销。吴小安作为纽约分行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MBA。后华晨公司董事长仰融找到王雪冰，请王雪冰帮助物色一些金融、财务领域的专业人员到该公司工作，王雪冰将吴小安推荐给仰融。1993年吴小安离开中行纽约分行到华晨公司工作后，王雪冰让人从自己经营管理的公司账上汇给吴小安私人账号10万美元作为工作调动的安置费。四年后，王雪冰出差到香港，时任华晨公司副董事长的吴小安为感谢王雪冰对他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到王雪冰住的酒店送给王雪冰价值25万元的“宝玑”手表一块。
王雪冰并不满足于收受别人奉送的钱物，他还中饱私囊，侵吞公款。王所在的南方地区某公司所用资金，是利用王担任银行行长、总经理等职务的便利，通过期权交易等商务经营活动中筹措来的公共财物。从1996年3月至1997年9月，在从事管理和经营活动期间，王雪冰利用其担任公司实际负责人的职务之便，指使有关人员用公司的资金，先后为自己购买瑞士产名贵手表10块，王雪冰将这10块手表据为己有，并通过其妻弟存入银行保险箱中。
（文/辛怀）
法律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早就有过精明过人的论断，他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邓小平生前曾多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做出了“还是法制靠得住些”的深刻判断。
王雪冰受贿案再次呈现出了近年来一些腐败案的共同特点：一旦握有权力之柄，便等于拥有了资源配置的大权。这种权力的运作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性规范作保障和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加上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不能正确看待与使用手中的权力，放松自我管理，让私欲恣意泛滥，便极容易产生用权力换取金钱的权力寻租现象。
预防和根治腐败，应当以法制为先。我们期盼着公共权力在社会的运作中逐渐走向公正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