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那把带着烤肠热度的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颈，一起城管与商贩之间查抄与反查抄的对抗，酿成了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案，李志强也因此成为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因公牺牲的第一人。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判决结果受到了各界的关注，绝大多数人表示尊重法院的宣判结果，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在内的一些法学专家都认为，死缓是能够取得的最好判决结果。
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最终因抢救无效永远离我们而去，用生命换来了铁面无私好城管的美名。尽管他成为北京城管行列里第一个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烈士，但他突然抛下的孤儿寡母和年迈父母，却要痛断肝肠。而身陷囹圄的崔英杰远在乡下的父母，又何尝不是整日以泪洗面！
前尘往事，乡村孩子崔英杰
我只是在法庭上认识当过兵、干过保安和卖过烤肠的无照小贩崔英杰，他的年轻英俊让人心痛。我也只是在照片上看到已经成为烈士的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他淡然宽厚的目光让人心碎。本来，他们的生死和我毫无关系。可是，在亿万人民关注“小贩杀城管”案件时，作为法院系统的政法记者，我觉得有必要更多地了解详情，更准确地告知大众案件真相。况且，我对崔英杰和李志强总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因为我和他们都生活在北京，这个北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北京，就像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国一样。
而且，我的一段人生经历和崔英杰类似，都是从一个农村孩子喊着响应祖国号召的口号、怀揣着改变人生、追求富贵的私心献身国防，都曾在济南军区部队服役，也都曾经是优秀士兵受到过上级嘉奖，后来都为了更好地像人一样地活着，来到不是我们家乡的北京。而被崔英杰杀死的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来自河北唐山，他和来自河北保定的崔英杰是河北老乡，他们来到北京的目的也都是为了活得更好一些，更有尊严一些。
李志强这位戴着眼镜、身材魁梧的城管副队长面目和善、文质彬彬，现在却只能被定格在遗像上了。李志强之死被媒体广泛传播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经由此案郑重反思历时10年，争议重重的城管制度。但是，我不想去讨论城管制度的问题，我更不想刻意地把李志强和崔英杰放在“猫”与“鼠”的角度去分析。我只想从人性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提供一个人与人如何和谐共存的血腥标本。
在讲述2006年8月11日那个血色黄昏之前，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崔英杰和李志强的前尘往事，因为这对于忠于职守的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勉强生存的乡村青年崔英杰来说，实在是不得不说的故事。
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是崔英杰的家乡。1983年7月15日崔英杰出生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山沟里。所谓“各老”，当地土语即“偏僻角落”的意思。崔英杰的家乡虽然山清水秀，同时也是一处穷乡僻壤。60多年前，八路军在这里转战太行，跟日本鬼子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毛主席带领中央领导机关在这大山的皱褶里，指挥解放军进行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至今，在太行山区的这个小小村落，老百姓依然很穷，唯一能够让当地百姓看到希望的，是那个地方还有几处小煤窑，出产少量的煤。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崔英杰患有心脏病的母亲时常在附近的小煤窑帮人挖煤，以贴补家用，回家的时候，除了牙是白的，别的地方都是黑的。而他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在农闲时给人做短工，收入也极其可怜。
崔英杰是家中老四，他的一个姐姐是聋哑人。初中毕业崔英杰就辍学了。他有两条路可以走出重重叠叠的大山：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当兵。
崔英杰选择了当兵，对于崔英杰来说，当兵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太行子弟对于国家的责任，而对于他本人而言，更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经过层层选拔，崔英杰来到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成为一名报务员。在服役期间，崔英杰表现良好，平时训练刻苦，成绩突出，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多次在军人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并获嘉奖一次。
两年后，崔英杰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崔英杰发现，家乡变化很大，别人家都盖了新房子，但他的家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全家依然挤在低矮的破房子里。而且，随着兄弟们年龄的增长，娶媳妇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可是，家贫如洗如何娶上媳妇啊。眼下要紧的是要挣钱改变家里的现状，给家里修房子成为当务之急。
崔英杰决定外出打工，他选择的去向是北京。他的哥哥崔英豪已经先期到了北京打工。但是，除了一副好身板和一身好力气之外，只有初中文化的崔英杰并没有什么特长在城市立足。最后，他像其他退伍的战友一样，选择了当保安。
崔英杰当兵是为祖国站岗，而当保安就难说给什么人站岗了。尤其是在一些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当保安，这让曾为军人的崔英杰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为了生存，他只能尽职尽责。2006年4月，崔英杰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一家餐饮娱乐城上班。公司提供两顿饭，但是公司要每月扣100元饭费。到2006年8月之前，崔英杰在这里一共干了4个月，却只发了2次薪水，大概1800元。
拿到手的工资崔英杰很快就拿去还债了，因为他还要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费用。北京的花销高，房租也很贵，尤其在中关村，他那点工资除了消费之外，几乎连房租都交不起。
但是，崔英杰觉得，只要能吃苦，有上进心，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压垮自己。崔英杰当保安的上班时间是凌晨2点到早上10点，下班过后大家都去睡觉了。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在下班之后另找了一个送外卖的活挣钱。跟他一起干的小保安们看到他那么能吃苦，都很佩服他。在崔英杰的启发下，好几个保安都开始下班去送外卖挣点辛苦钱。
但是，送外卖赚钱还是很少。崔英杰发现在中关村的核心地带海龙大厦和科贸大厦附近，有一些蹬着三轮车卖烤肠和煎饼果子的小摊，生意非常火爆，一天下来能够赚几十块钱。脑子灵活的崔英杰就打起了卖烤肠的主意。很快，崔英杰买来一辆三轮车，又买来炉子，他的烤肠摊就支起来了。听说崔英杰下班之后去卖烤肠，他的保安朋友们都去看。娱乐城的一位主管得知后，常常当着其他保安夸奖崔英杰，这小伙子不简单，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在大街上卖东西，而且经常被城管追着跑，一般人都拉不下这个脸。
当一个人还在饿肚子的时候，再谈面子问题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就这样，每天上午10点下班后，崔英杰换掉保安服装，骑上自己的三轮车去进货，中午12点赶回中关村，然后开始串烤肠到下午2点，随便吃点饭后就到下午4点了，这时候崔英杰骑着他的三轮车出来在海龙大厦和科贸大厦一带摆摊卖烤肠，直到晚上10点左右收摊，吃点晚饭赶紧睡上2个小时再到娱乐城上班。
虽然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虽然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但崔英杰还是非常知足，因为这样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买三轮车和炉子等卖烤肠的工具，崔英杰欠了同事1000多块钱的债，他要多卖点烤肠尽快还债。
在北京生存很难，但依然有很多人来到北京闯荡，这其中包括崔英杰的战友。那些部队里的好兄弟们跟崔英杰一样都来自农村，刚来北京没有钱，崔英杰二话不说，拿起钱就塞给战友。甚至娱乐城后厨的一个小伙子，刚来北京工作还没拿到工资，没有钱花也是崔英杰给的钱。虽然只有十块二十块的生活费，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解了燃眉之急，这些钱都是崔英杰每天卖烤肠赚的。
崔英杰是个看不得别人可怜的人，有一天他正在卖烤肠，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小女孩呆呆地站在他的摊前。崔英杰望着那饥饿的眼神，连忙递给那个小女孩一根热乎乎的烤肠，看着小女孩狼吞虎咽地吞下，崔英杰又递过去一根，直到小女孩打起饱嗝之后，崔英杰才说，小妹妹，你帮我卖烤肠吧，我给你钱，让你吃饱饭，小女孩感激地点点头。从此之后，崔英杰的小摊前多了一个帮着卖烤肠的小女孩。
尽管崔英杰在城市的夹缝中品尝了生存的艰难，但是他能吃苦，他开朗的性格影响着周围的人，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同事们在当保安之余，也纷纷出去打工赚钱。在这个别人的城市里，崔英杰只想踏实地赚点钱，他不想也不敢惹事。在崔英杰打工的娱乐城，因为刚刚上班的前两个月的保安都没开工资，有人要闹着去找老板要钱，也让崔英杰给拦住了。
这些困难对于崔英杰来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来自城管的查抄。崔英杰知道，跟他一起卖烤肠和煎饼果子的人，都是无照经营，也影响城市环境。但是，崔英杰没有能力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填一大堆的表格、办理一大堆的证件、交一笔又一笔的费用，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能够堂堂正正地办理好所有的手续再去卖烤肠，他只能像过街老鼠那样在城管赶来的时候四处逃窜。
崔英杰的烤肠摊从2006年7月开始支起，前后被城管抄了三次。第一次他跑得快，基本没损失什么。但第二次比较严重，那天他的手机、钱包都放在三轮车上，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小偷偷了，还是被什么人拿了，正在崔英杰在发呆的时候，城管就来查他的摊。崔英杰使劲说好话，但是没起作用，城管最后还是抄了他的摊，收了货，收了车，那时候崔英杰几乎一无所有了。
那次查抄对崔英杰打击很大。他钱包没了，手机都没了，车也没了，货也没了，甚至连希望都没了。被抄摊那天，房东又催交房租，崔英杰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只好四处借债，以至于连续两天都没到单位上班。他的保安同事们看他没来上班，就去他的出租屋去看他，为了劝慰崔英杰，大家一起喝酒。崔英杰一边喝着酒，一边在同事们面前号啕大哭着说：“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吗？我不想这样，可我又该怎么样？”
但是，仅仅过了两天，崔英杰开始重操旧业了，因为他给老家打电话的时候告诉父亲，自己在干保安之余还支了一个烤肠摊，收入很不错。不久，父亲从老家打电话来说，他要来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找同事们借了1000块钱，花500多块钱买了车，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准备迎接父亲的到来。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亲从河北阜平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在北京又当保安又做生意的儿子。听说儿子在北京做买卖，父亲甚至还带来一个亲戚家的女孩来找崔英杰，让他帮着找个工作。
为了让父亲高兴，崔英杰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委屈统统掩饰起来，快快乐乐地当起了他的烤肠摊摊主。安顿好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多，崔英杰带着第一天来找工作的小女孩来到中关村科贸大厦楼前，准时出摊了。正是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日子，崔英杰遇到了李志强，他们两人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大逆转。
宽厚随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
接下来我将讲述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故事。
李志强的年龄在2006年8月11日被永远定格在36岁。李志强母亲说起儿子的童年时说，李志强是个宽容、随和的人，性格内向，小时候属于文静可爱的孩子，他很少吵架，读书的时候不吵，执法的时候也没有吵过。李志强刚刚当城管的时候，连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能去当城管。不少邻居问李志强的父亲说，你儿子是干什么啊？又不是警察，怎么整天站在街上。父亲将问题转给儿子时，李志强笑了笑，回答说，自己是为老百姓维护环境。
李志强整天露天执法让父亲心疼，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回家累得精疲力竭。父亲曾经动过给儿子调动工作的念头，但是李志强说既然干了城管，就要干好，不准备再换工作。
李志强的父亲有到公园锻练的习惯，一天早上回家时，老人家发现玉渊潭附近桥下有一名男子带着一个小姑娘，当时天有些凉，但两人衣着却很单薄。回到家，父亲提起了这个事情，李志强就问女儿说：“人家很冷，你看应该怎么办？”女儿想了一想，就走回自己的屋子，拿出一些衣服抱给爷爷。当晚，李志强的父亲将衣服给了桥下那个小女孩。回到家，孙女还不停追问衣服人家收了没有，穿上是不是合身。李志强还曾向全家人提议，捐助了4名贫困学生。
回忆起丈夫，李志强的妻子使用了宽容这个词。妻子的年纪比李志强小，在妻子发火的时候，李志强从来都是哄劝，从不生气。一天晚上，妻子看到屋子有些脏，让李志强拖一下地，但李志强工作很累就没有动。妻子发火了，李志强便不声不响地起来，拿起拖把开始拖地。妻子回忆起这件事时抽泣起来：我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下啊！
李志强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李志强的岳父曾经在香山被马蜂叮了，脸肿得很厉害，岳母打电话过来说晚上不方便，让李志强夫妻第二天再过去，但李志强坚持连夜过去，陪着岳父输液。李志强的母亲很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她生病住院，李志强在城管分队里尽管很忙，但是每天中午都准时将盒饭送到病床前，还不停问她输液的情况。医院的护士们都说，李志强这儿子像姑娘一样细心。
2006年8月6日，李志强的父母到北戴河，当天他们在北京见了儿子最后一面。8月10日父母回京时，李志强连打了4个电话准备去接站，但父亲都没让接，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体时间，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但不想就此生死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提起儿子的殉职，李志强的父亲忍不住痛哭，因为李志强去世的那个时间本来是到车站接父母的。
那个时间是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
血色黄昏，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最后时刻
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这是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小贩崔英杰相遇的时间。这个时候，36岁的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参加城管组织的联合整治行动，城管车队从海龙大厦前兜了一个圈，来到科贸大厦西北侧。这是北京城管组织的联合整治行动的第三天，距离这次行动结束时间18时只剩下1小时10分钟。
此时，23岁的崔英杰刚刚出摊，正在科贸大厦门前卖烤肠，城管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3个月前刚刚调任海淀分队担任副队长的李志强和他的同事们封堵了崔英杰的去路。但是，崔英杰并不甘心自己新买的三轮车和炉子被没收，他苦苦哀求着，手里拿着用来切烤肠的小刀。
十几名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舞动着，他双手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的口气很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吧，其他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这是我刚刚借钱买的啊。”但是，这种司空见惯的哀求没有打动城管人员，他们提醒崔英杰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杰并没有放下右手中的刀，而是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着：“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吧！”最终，崔英杰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收缴成功开始回撤。之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退回到巷子中。
当城管队员协助李志强把三轮车抬到城管的卡车那一刻，崔英杰心痛了，那是他刚刚花500块钱买来的新车。眼看着装载着三轮车的城管车队马上就要准备离开，这时，崔英杰从人群中再次冲了出来，反手握着那把切烤肠的刀走向李志强。崔英杰曾经亲眼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商贩经过苦苦哀求要回了自己的三轮车，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车，他想最后试一试。抱着这个想法，崔英杰就又冲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李志强的手和崔英杰的手碰了一下，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接受过良好军事格斗训练的崔英杰挥动着自己手中的尖刀，本能地随手朝李志强挥去。
对于曾为军人的崔英杰的这一致命动作，李志强还没来得及表现出应有的恐惧和反抗，崔英杰就已经把刀子扎在他的锁骨与咽喉之间，血柱立刻从咽喉处喷出了一尺多高。此时，崔英杰的手中只剩下了一把红色的刀柄，10.5厘米长的刀片深深地嵌入了李志强的身体里。李志强本能地用手按住伤口，但是喷涌而出的血在指缝间汩汩涌出。
城管队员迅速将李志强送往海淀医院，但是，尖刀深深嵌在李志强的脖子里，这把刀直接刺在了颈部主动脉，刀口断在了李志强身体里面。刀长10.5厘米，宽2.3厘米，李志强的气管、颈动脉被割断，体内大量淤血，伤势十分严重，虽然医院全力施救，仍未挽回李志强的生命。最终，李志强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崔英杰将尖刀插入李志强的脖颈之后，他当然知道自己闯祸了，他扔下手中的刀柄，迅速向小巷跑去。因为城管队员当时都着急送李志强去医院，虽然派人围堵崔英杰，但还是让崔英杰跑了。
崔英杰逃离现场后，因为手上没钱，他很快找到自己的朋友借钱，并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崔英杰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询问李志强的伤势状况，但他并没得到确切的消息。8月12日早上5点30分，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区被警方抓获。
被抓获之后，崔英杰对自己挥刀扎伤李志强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此时，他并不知道李志强已经去世。
“小贩杀城管”案经过媒体的报道，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城管们习惯把每年的8月叫做“黑八月”。因为这段时间天气闷热，人情绪容易激动，据估算，与城管发生的暴力冲突75％发生在8月。
也有与城管周旋多年的商贩谈起自己的经验时说“要是崔英杰再在这行干上半年，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这些经验丰富的商贩们认为干这行要用旧车子，收了就收了，损失不会太大。崔英杰刚来不懂，一辆新车值四五百元，他舍不得才杀人。
枪下留人，判决受到普遍认可
崔英杰杀死李志强，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之间博弈的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此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网络各大论坛上，网民纷纷对崔英杰洒以同情之泪，众多学者发出了“慎用死刑、枪下留人”的呼吁。
李志强殉职后，为表彰李志强严格执法、不畏凶险、英勇献身的精神，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志强同志为革命烈士。李志强因此成为北京市城管执法机构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殉职的执法人员。而在北京市城管系统内，也发起向李志强同志学习的决定，并为李志强建了一个网上纪念馆。有一位李志强的同行留言：得知杀害您的凶手已经接受审判了，作为一个同行，感到很欣慰！期盼审判结果早日到来！
李志强殉职后，他的家人谢绝采访。经过半年多漫长而痛苦的煎熬，作为烈士家属，李志强的家人在听说崔英杰的家庭状况后，在崔英杰杀人案开庭前，主动放弃了民事索赔。
无论如何，崔英杰都要面对法律的审判。而在此案发生之后，法庭之外关于崔英杰案的争论和关注，从案发起就开始沸沸扬扬地展开了。从阵容强大的法律学者的研讨到铺天盖地的网民帖子，从痛失同行的城管群体到东躲西藏的小摊贩们，从旁听席上哭倒在亲人怀中的李志强之妻到眼中含着混浊泪水的崔英杰的父亲，无数人都在即将到来的判决中注视着崔英杰的生死。
崔英杰在北京杀死城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崔英杰的家乡，他的亲人得知崔英杰闯下大祸后像无头苍蝇无所适从，他的父亲一次次来到北京，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保住儿子的命。经过媒体报道后，崔英杰的家里收到来自各地陌生人的汇款，附言里是些安慰的话。老家村民、小学中学、服役部队、保安同事纷纷写来求情信向法院证明崔英杰是个好人。
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于崔英杰杀人一案大致有两种声音：一是崔英杰该杀，二是崔英杰不该杀。而崔英杰在法庭上供述时说：“我根本不想杀他，造成伤害我忏悔，我愿意承担责任。”法庭上说这些话时崔英杰硬朗的脸上流着眼泪。
而自崔英杰得知自己挥刀夺去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生命起，他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随时而至的死刑判决。
2006年12月12日，“小贩杀城管”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与崔英杰同时站在法庭上的，是以窝藏罪被起诉、在他逃亡中提供帮助的4位朋友。
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崔英杰是以暴力手段妨害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并持刀行凶致人死亡，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粗通法律的人都知道，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庭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本案中最为关键的证据。画面显示，十几个执法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本能地舞动，口气却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其他你们拿走。城管的声音在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争执的最后场面是崔英杰的手仍死抓住三轮车不放。“我哀求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因为那是我头天刚刚借钱买的。”崔英杰在庭审中形容当时心情。
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崔英杰的行为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时一次随便的挥刀。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这一点可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李志强的妻子旁听了当天的庭审，当录像显示李志强倒在血泊中时，她哭倒在家人的怀里。李志强去世后，留下了7岁的女儿，考虑到崔英杰的实际情况，她放弃了附带民事赔偿。
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淳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崔英杰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
整个宣判过程中，崔英杰情绪低落。他身着红色囚服，脚上戴着镣铐。进门后，他向旁听席张望着，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与数月前相比，崔英杰瘦了一大圈。法庭里不时传来老人的抽泣声。
崔英杰低头盯着地面，从头到尾一言未发。当听到“被告人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崔英杰的身体稍微颤动了一下，脸上表情木然。当审判长最后念出“缓期2年执行”时，崔英杰的眼睛突然闭上了。在离开审判席时，他再次转头，深情地望向年迈的父母。整整10分钟的宣判，崔英杰几乎是闭着眼睛听完的，仿佛他要在心底记住与他有关的每一个字。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判决后的律师会见时，崔英杰对辩护律师李劲松表示，他有求死之心，他接受不了成为杀人犯的心理落差，因为将来待在监狱里会“给家人丢脸，是家里的负担”。但律师劝崔英杰服从判决，因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判决。最后，崔英杰委托会见律师带给父母两句话。他说：“第一，让我大哥不要在北京干了，赶快回家。第二，妈妈岁数这么大了，以后不要再去挖煤了。”
在亲自听了崔英杰的宣判后，崔英杰54岁的母亲走出法院大门后泣不成声。“我的儿子保住了命。但我知道，李志强也是一个儿子，也有家人。”崔英杰的父亲说：“我今年56岁了，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孩子还能不能回来。”他们老两口计划去受害人李志强的墓前，替儿子道歉。他们还想向他的家人承诺，尽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经济条件，为受害人家长养老送终。
崔英杰的父亲最后托律师给崔英杰带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崔英杰感谢公正的法律，给他留了一条命。“这样，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悔过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杀人犯死去。我们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承担起你的责任，为我们父母，也为被害人。”
判处死刑，但缓刑2年执行，这就意味着崔英杰可以不被立即执行死刑了，这是一个被各方普遍认可的结果。包括北京市城管局对崔英杰的判决结果，也表示“相信法律公正并尊重法院这一判决结果”。
和谐社会，城管和小贩最终需要什么
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李志强的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受到大家认可的判决结果，作为普通公民，现在我们可以松下一口气，抛开那些让我们头痛的法律和城管机制问题，来心平气和地谈谈在未来的岁月里小贩和城管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希望不要再出现如此极端的伤心场景。
同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在中国当下，同情弱者是一种更加现实的情感。同情杀人者，是因为杀人者有时也会是弱势人群，对弱势者的同情让我心如刀绞。但是，当弱势人群变成杀人犯，在受害者李志强没有得到足够的同情以前，在对崔英杰杀人的罪恶没有进行审判之前，盲目同情崔英杰，对于李志强和他的家庭以及他从事的工作，都是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亵渎。
当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审结之后，当我们审慎地把这个案子放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时，对于崔英杰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需要考虑李志强和崔英杰如何达到某种“和谐”。
我们无法忘记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泪水时说的话：“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三轮车是崔英杰唯一值钱的财产，也是他所有的希望。试问，有谁在遭遇到这种残酷打击下还能保持冷静？被收缴了承载着他人生期望的三轮车的崔英杰感到万念俱灰，他和许多来北京飘荡身无分文的穷孩子一样，在旁人看来，这辆三轮车不过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杰心里，却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崔英杰的生活希望。崔英杰在挥刀的那一刻也许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崔英杰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行动。此时，那把切烤肠的小刀变成了令人生畏的杀人利器，李志强这位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酿成大祸。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老百姓。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这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了恪尽职守的“猫”，那些违纪的“父母”在他们眼里变成了“老鼠”，对待理论上的“父母”，他们通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查抄”。
如果家财万贯或者生活富裕，没有谁愿意当沿街叫卖的小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如果城管人员只会通过没收个体商贩的物品进行管理，在人们眼里就改变了性质。如果城管不尊重一个小商贩对于他那架三轮车、那个锅的所有权，那是国家公职人员吗？如果城管在执法时首先张扬出来暴力倾向，那他还是国家的公仆吗？
作为一名为国家站过岗的战士，退伍后的崔英杰们将面临什么呢？他们也许将面临着失业，也许面临着贫困。他们在部队所学的专业、所掌握的军事技能将怎么样得到运用，那些退伍的战士们希望社会能够关注那些身怀绝技却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崔英杰退伍后来到北京，一无学历二无资本，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只能在街头巷尾摆摊卖烤肠。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崔英杰是不是退伍军人，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个公民，都有卖香肠的权利！
其实，李志强和崔英杰都是普通老百姓。从本质上说，他们两个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谋生。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虽以最极端的面目突然出现，却绝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可能都正站着一个崔英杰。
城市小摊贩和城管的冲突，是近年来我们城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景象，崔英杰案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强，“无证摊贩”等问题始终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但是，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和查抄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现实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观念要变，不能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惯的东西都赶出城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害之后，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当崔英杰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杰们需要一条生存的路，这是摆在政府和城市管理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崔英杰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寻求生存的呐喊，一个催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
沸沸扬扬的“小贩杀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多么希望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小贩崔英杰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在天堂里相遇，那里是一片多么和谐的乐土啊。高楼林立的中关村依然车水马龙，除了金碧辉煌的商场、酒店、科贸大厦，还有留给崔英杰这样的小商贩一块小小的热闹场地，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不时帮助崔英杰维持着秩序，而崔英杰快乐地拿出自己刚刚做出的热乎乎的烤肠招呼着城管哥哥李志强。在那里，李志强和崔英杰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天堂的一个三轮车支起的烤肠小摊上，他们正在一起喝着二锅头……
那是多么和谐的一个场面啊，那时候，再也没有人把李志强当作“猫”了，崔英杰也不会把自己当作时刻逃跑的“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