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分歧，就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么，道家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原因也有三个：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所以，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两家的是非，亦在于此。
先说“古今之争”。
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先秦诸子中真正主张与时俱进的，只有法家。道家和儒家，还有墨家，都主张回到过去，只不过老庄退得更远而已。所以儒道两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远古还是近古”。主张“复古”，则是一样的。
这并非没有道理，更不是没有原因。原因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意。不满意现在，就会想念和向往从前。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也很普遍的心理。问题是，当人们想念从前向往从前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记得住从前的好处，记不住从前的坏处，而且那好处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过去的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时，这种描绘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就说原始氏族社会，果真有那么好吗？未必。比如《礼记》说，那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在氏族、部落内部，可能是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不是了。是什么呢？是频繁的战争，频繁的掠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领袖，开始可能是选出来的，后来就慢慢变成世袭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就更是打出来的。黄帝不是和蚩尤打吗？炎帝不是和黄帝打吗？谁的武力最强，谁就能当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内部，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好。什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也就丰衣足食的时候勉强能够做到。如果遇到灾年，或者青黄不接，则往往是老人被抛弃，婴儿被杀死，甚至被吃掉。这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为什么呢？穷嘛！口粮不够，只能先保证青壮年，因为他们是生产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一样。那是因为物资匮乏，根本就没东西可偷，闭什么户，又哪有遗可拾？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会想象得太好，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历史证明，人类越是发展，越是文明，战争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现在世界上的战争有多少？没多少吧！为什么呢？文明了嘛！龙应台先生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台北街头两辆自行车相撞都要打架。现在呢？小轿车撞了都没事。大家客客气气交换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师和保险公司去打理。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会既非道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也非道家所说的那么无为。事实上，竞争从来就存在，甚至存在于动物世界。许多群居的动物每到发情期，雄性之间就要竞争，就要打斗。胜利者妻妾成群，失败者孤家寡人。当然，动物之间的这种竞争比较“费厄泼赖”（费厄即不穷追猛打，泼赖即不过分认真），也就是讲究游戏规则，正大光明地进行比赛，就像体育竞技。胜利者并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分出胜负就住手，明年开春再重来。这点比人类好，也比较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为已甚，见好就收（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在于应该为人类的竞争，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谐的规则。儒家的讲“礼”，其实也就是强调规则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张“从周”（《论语·八佾》），主张“为东周”（《论语·阳货》），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因为西周也好，东周也好，战争和竞争，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文明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古无为而今有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道家的主张就没有道理。我们要问：道家的“无为”，主要是对谁说的？对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统治者或领导人“无为”，又有什么好处呢？老子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说，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给则民自足。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会做，这就是“自为”。统治者什么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会管，这就是“自治”。统治者什么都不给，老百姓自己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自足”。自为、自治、自足，这是老子的希望。自为、自治、自足，就自由。这是庄子的追求。
哈！这不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吗？只不过，这样一种主张，并不能靠倒退来推行，而只能靠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方案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再说“道德之争”。
前面说过，道家主张“无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无为而德有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道是规律，德是方式。规律本身当然无所作为，方式却不能没有可操作性。问题是，在道家那里，不但道无为，德也无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里，不但德有为，道也有为。因为儒家的“道”，是“有为之道”。他们的“德”，当然也是“有为之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儒道之争是“道无为而德有为”呢？
原来，在儒家和道家那里，道与德有三重含义。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既然不复存在，“道的时代”既然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时代”；能建设的，也就是“小康社会”。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这种态度，无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结果是道家极力推崇“道”，儒家极力维护“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应该叫“德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统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张（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阴阳家依对象（研究名实或者琢磨阴阳），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创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门。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改过来。
取道与保德，有什么不同呢？前者理想，后者现实；前者大气，后者实在。取道，就是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宁肯不要。这就是大气了。道家是向往“大”的。在《秋水》篇，庄子曾这样描述“大”的境界。庄子说：秋天，雨水随着时节降临（秋水时至），大小川流都汇入黄河（百川灌河），黄河之水变得非常之大。站在岸边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这时，黄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认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这里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于是，河伯一改自鸣得意的态度，眺望大洋，对海神（北海若）发出感叹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那可就危险了。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听了黄河伯的话，北海若怎么说？北海若告诉黄河伯：海虽然大，却不是最大的。与天地相比，我们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块石头一棵树（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里就能算作“大”？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大仓一粟（稊米之在大仓）。这样看来，则五帝的禅让（五帝之所连），三皇的纷争（三王之所争），儒家的忧患（仁人之所忧），墨家的操劳（任士之所劳），都小得像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于马体）。至于伯夷自以为清高，孔子自以为博学，不也都像你从前一样，是自作多情吗？
所以，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我们千万不能被现实的、世俗的东西所蒙蔽。那些东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为什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绘画、音乐、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黄河吧？黄河之神尚且要“望洋兴叹”，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么，天地之美和道之美为什么是“大美”？因为天地和道“无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以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老子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为什么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为“晚”不是“无”，“免”才是。事实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这恐怕就是《老子》一书的原字。如此，则前面四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最美的音乐没声音，最美的绘画没形象，最方的东西没棱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这应该是符合老子思想的。当然，说“大器晚成”，也通，即“后发制人”，但总不如“免成”彻底。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因为儒家取德。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精神。在儒家看来，侈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没有用，保住“德的时代”，建设“小康社会”，才切实可行，也必须扎扎实实去做。方式，是要讲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国，更是需要操作。这就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务实。比如孔子，就很朴素、平实和温润。读过的人，都不难有此体会。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三巨头，风格是不一样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气，荀子严谨。但即便气势磅礴如孟子，辩才无碍如荀子，所论也都实实在在，没有东拉西扯之说，不切实际之言。就算难免空想，也想得实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会，就不过“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药方虽然治不了当时社会的病，却在后世被当作了宝贝。为什么呢？贴近生活，讲求实际，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药，比如仁义道德，比如以德治国，就像黄芪、党参、枸杞、茯苓，六味地黄丸。救不了命，但经常吃点儿，能补身体（比如补肾），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这就是“实在”所使然。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们该学谁？我个人的态度，是欣赏道家，赞成儒家。或者说，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斤斤计较，就委琐。做事好高骛远，就虚浮。所以做人要大气，做事要实在。大气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豁达大度；实在也不是婆婆妈妈，而是脚踏实地。因此，我是主张儒道兼修的。就连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处。不过这也是后话。
现在说“天人之争”。
天，就是自然。自然无为吗？无为。自然界没有自由意志，岂能有为？故天道无为。就连孔子，也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的社会性比自然性更本质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认为，人不能无为，也不能只讲天道，不讲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为，他也主张去做。据《论语·宪问》，有一次，子路在鲁城的外门（石门）睡了一宿（估计是没能赶在关门前进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
对于孔子的这种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连那些“可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为的，何况原本就“不可为”？不是说孔子样样都对，但这种精神值得敬重。没错，孔子那个时代，确实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然而，正因为人心世道坏成这个样子，才更需要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间有道，当然可以坐在家里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或者在旷野上种棵大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但是，现在树都快倒了，你还睡得着吗？既然睡不着，那么，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躯扛不住这棵树，也得去扛啊！
何况这个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人类社会就真成动物世界了。不要以为隐士就清高。有真隐士，有假隐士。真隐士真清高，假隐士假清高。区别真假的标准，就看他们说不说话。真隐士是不说话的，要说也是自己说，不强迫别人同意。对他们，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货。自己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谁要出来做点事情，他们就泼冷水，放冷枪，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不乐意，一百个不顺眼。这种人，八成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或者站着说话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会既然总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为了把话说透，说到底，还得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为只有当“不可而为”都受到敬重时，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是何所为，何所不为。如果选择的标准只是可与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没有道德了。前面说过，道德是必须有超越性的。在这里，人们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个“可”字；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这种道德的超越性。
这就是“德”了。何况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即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只重过程，不重结果。正如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知道事不可为，或事已难为，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为什么要去做呢？道义使然，责任使然（行其义也）。显然，他们的“有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由于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实践自己的道义和责任。因此，如果说他们有所求，那也是只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尽心尽力以后，儒家便把事情的成败交给了命运（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总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听天由命吧！
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论”，曾经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认为，如果赞成这个理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其实这是歪曲，或者是误解。你想，就连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还要去做，怎么会主张消极怠工？可见孔子的“信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是不对结果抱幻想，认死理。在决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问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叫“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请问，这是宿命论吗？
既然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还要讲“天命”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人类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何况孔子他们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解释，也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什么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归于“天命”。因此“听天由命”云云，说到底，不过主张“随遇而安”。其实到了“随遇而安”的境界，也就无所谓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怎么能说是宿命论呢？
正因为孔子的“天命论”不是“宿命论”，这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还是要做。为什么做？不求如愿，但求心安。显然，在孔子看来，事情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可能的。应该做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应该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种是应该做却未必成功的。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应该不应该”，不能考虑“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问题，交给“天”。墨子则认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怎么办？请鬼神帮忙，交给“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还是鬼神。第二章第五节没能展开说，这里做个补充。
于是我们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异同之处：第一，道家讲天道，墨家信鬼神，他们都不讲天命；儒家则讲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准确地说是庄子）无为而无求，儒家有为而无求，墨家有为而有求。第三，道家无求而同于道，儒家无求而得于德，墨家有求而求于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补，儒墨就难。其实后世对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批判者，还是新学说的主张者。法家对于三家，是都有继承，也都有批判的。
那么，法家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主张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