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儒道再评价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易中天 本章:六 儒道再评价

    前面说过,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分歧,就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么,道家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原因也有三个: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所以,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两家的是非,亦在于此。

    先说“古今之争”。

    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先秦诸子中真正主张与时俱进的,只有法家。道家和儒家,还有墨家,都主张回到过去,只不过老庄退得更远而已。所以儒道两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远古还是近古”。主张“复古”,则是一样的。

    这并非没有道理,更不是没有原因。原因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意。不满意现在,就会想念和向往从前。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也很普遍的心理。问题是,当人们想念从前向往从前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记得住从前的好处,记不住从前的坏处,而且那好处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过去的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时,这种描绘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就说原始氏族社会,果真有那么好吗?未必。比如《礼记》说,那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在氏族、部落内部,可能是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不是了。是什么呢?是频繁的战争,频繁的掠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领袖,开始可能是选出来的,后来就慢慢变成世袭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就更是打出来的。黄帝不是和蚩尤打吗?炎帝不是和黄帝打吗?谁的武力最强,谁就能当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内部,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好。什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也就丰衣足食的时候勉强能够做到。如果遇到灾年,或者青黄不接,则往往是老人被抛弃,婴儿被杀死,甚至被吃掉。这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为什么呢?穷嘛!口粮不够,只能先保证青壮年,因为他们是生产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一样。那是因为物资匮乏,根本就没东西可偷,闭什么户,又哪有遗可拾?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会想象得太好,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历史证明,人类越是发展,越是文明,战争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现在世界上的战争有多少?没多少吧!为什么呢?文明了嘛!龙应台先生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台北街头两辆自行车相撞都要打架。现在呢?小轿车撞了都没事。大家客客气气交换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师和保险公司去打理。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会既非道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也非道家所说的那么无为。事实上,竞争从来就存在,甚至存在于动物世界。许多群居的动物每到发情期,雄性之间就要竞争,就要打斗。胜利者妻妾成群,失败者孤家寡人。当然,动物之间的这种竞争比较“费厄泼赖”(费厄即不穷追猛打,泼赖即不过分认真),也就是讲究游戏规则,正大光明地进行比赛,就像体育竞技。胜利者并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分出胜负就住手,明年开春再重来。这点比人类好,也比较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为已甚,见好就收(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在于应该为人类的竞争,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谐的规则。儒家的讲“礼”,其实也就是强调规则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张“从周”(《论语·八佾》),主张“为东周”(《论语·阳货》),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因为西周也好,东周也好,战争和竞争,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文明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古无为而今有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道家的主张就没有道理。我们要问:道家的“无为”,主要是对谁说的?对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统治者或领导人“无为”,又有什么好处呢?老子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说,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给则民自足。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会做,这就是“自为”。统治者什么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会管,这就是“自治”。统治者什么都不给,老百姓自己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自足”。自为、自治、自足,这是老子的希望。自为、自治、自足,就自由。这是庄子的追求。

    哈!这不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吗?只不过,这样一种主张,并不能靠倒退来推行,而只能靠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方案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再说“道德之争”。

    前面说过,道家主张“无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无为而德有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道是规律,德是方式。规律本身当然无所作为,方式却不能没有可操作性。问题是,在道家那里,不但道无为,德也无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里,不但德有为,道也有为。因为儒家的“道”,是“有为之道”。他们的“德”,当然也是“有为之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儒道之争是“道无为而德有为”呢?

    原来,在儒家和道家那里,道与德有三重含义。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既然不复存在,“道的时代”既然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时代”;能建设的,也就是“小康社会”。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这种态度,无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结果是道家极力推崇“道”,儒家极力维护“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应该叫“德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统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张(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阴阳家依对象(研究名实或者琢磨阴阳),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创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门。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改过来。

    取道与保德,有什么不同呢?前者理想,后者现实;前者大气,后者实在。取道,就是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宁肯不要。这就是大气了。道家是向往“大”的。在《秋水》篇,庄子曾这样描述“大”的境界。庄子说:秋天,雨水随着时节降临(秋水时至),大小川流都汇入黄河(百川灌河),黄河之水变得非常之大。站在岸边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这时,黄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认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这里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于是,河伯一改自鸣得意的态度,眺望大洋,对海神(北海若)发出感叹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那可就危险了。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听了黄河伯的话,北海若怎么说?北海若告诉黄河伯:海虽然大,却不是最大的。与天地相比,我们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块石头一棵树(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里就能算作“大”?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大仓一粟(稊米之在大仓)。这样看来,则五帝的禅让(五帝之所连),三皇的纷争(三王之所争),儒家的忧患(仁人之所忧),墨家的操劳(任士之所劳),都小得像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于马体)。至于伯夷自以为清高,孔子自以为博学,不也都像你从前一样,是自作多情吗?

    所以,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我们千万不能被现实的、世俗的东西所蒙蔽。那些东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为什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绘画、音乐、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黄河吧?黄河之神尚且要“望洋兴叹”,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么,天地之美和道之美为什么是“大美”?因为天地和道“无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以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老子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为什么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为“晚”不是“无”,“免”才是。事实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这恐怕就是《老子》一书的原字。如此,则前面四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最美的音乐没声音,最美的绘画没形象,最方的东西没棱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这应该是符合老子思想的。当然,说“大器晚成”,也通,即“后发制人”,但总不如“免成”彻底。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因为儒家取德。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精神。在儒家看来,侈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没有用,保住“德的时代”,建设“小康社会”,才切实可行,也必须扎扎实实去做。方式,是要讲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国,更是需要操作。这就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务实。比如孔子,就很朴素、平实和温润。读过的人,都不难有此体会。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三巨头,风格是不一样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气,荀子严谨。但即便气势磅礴如孟子,辩才无碍如荀子,所论也都实实在在,没有东拉西扯之说,不切实际之言。就算难免空想,也想得实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会,就不过“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药方虽然治不了当时社会的病,却在后世被当作了宝贝。为什么呢?贴近生活,讲求实际,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药,比如仁义道德,比如以德治国,就像黄芪、党参、枸杞、茯苓,六味地黄丸。救不了命,但经常吃点儿,能补身体(比如补肾),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这就是“实在”所使然。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们该学谁?我个人的态度,是欣赏道家,赞成儒家。或者说,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斤斤计较,就委琐。做事好高骛远,就虚浮。所以做人要大气,做事要实在。大气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豁达大度;实在也不是婆婆妈妈,而是脚踏实地。因此,我是主张儒道兼修的。就连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处。不过这也是后话。

    现在说“天人之争”。

    天,就是自然。自然无为吗?无为。自然界没有自由意志,岂能有为?故天道无为。就连孔子,也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的社会性比自然性更本质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认为,人不能无为,也不能只讲天道,不讲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为,他也主张去做。据《论语·宪问》,有一次,子路在鲁城的外门(石门)睡了一宿(估计是没能赶在关门前进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

    对于孔子的这种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连那些“可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为的,何况原本就“不可为”?不是说孔子样样都对,但这种精神值得敬重。没错,孔子那个时代,确实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然而,正因为人心世道坏成这个样子,才更需要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间有道,当然可以坐在家里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或者在旷野上种棵大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但是,现在树都快倒了,你还睡得着吗?既然睡不着,那么,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躯扛不住这棵树,也得去扛啊!

    何况这个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人类社会就真成动物世界了。不要以为隐士就清高。有真隐士,有假隐士。真隐士真清高,假隐士假清高。区别真假的标准,就看他们说不说话。真隐士是不说话的,要说也是自己说,不强迫别人同意。对他们,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货。自己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谁要出来做点事情,他们就泼冷水,放冷枪,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不乐意,一百个不顺眼。这种人,八成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或者站着说话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会既然总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为了把话说透,说到底,还得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为只有当“不可而为”都受到敬重时,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是何所为,何所不为。如果选择的标准只是可与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没有道德了。前面说过,道德是必须有超越性的。在这里,人们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个“可”字;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这种道德的超越性。

    这就是“德”了。何况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即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只重过程,不重结果。正如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知道事不可为,或事已难为,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为什么要去做呢?道义使然,责任使然(行其义也)。显然,他们的“有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由于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实践自己的道义和责任。因此,如果说他们有所求,那也是只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尽心尽力以后,儒家便把事情的成败交给了命运(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总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听天由命吧!

    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论”,曾经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认为,如果赞成这个理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其实这是歪曲,或者是误解。你想,就连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还要去做,怎么会主张消极怠工?可见孔子的“信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是不对结果抱幻想,认死理。在决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问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叫“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请问,这是宿命论吗?

    既然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还要讲“天命”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人类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何况孔子他们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解释,也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什么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归于“天命”。因此“听天由命”云云,说到底,不过主张“随遇而安”。其实到了“随遇而安”的境界,也就无所谓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怎么能说是宿命论呢?

    正因为孔子的“天命论”不是“宿命论”,这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还是要做。为什么做?不求如愿,但求心安。显然,在孔子看来,事情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可能的。应该做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应该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种是应该做却未必成功的。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应该不应该”,不能考虑“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问题,交给“天”。墨子则认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怎么办?请鬼神帮忙,交给“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还是鬼神。第二章第五节没能展开说,这里做个补充。

    于是我们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异同之处:第一,道家讲天道,墨家信鬼神,他们都不讲天命;儒家则讲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准确地说是庄子)无为而无求,儒家有为而无求,墨家有为而有求。第三,道家无求而同于道,儒家无求而得于德,墨家有求而求于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补,儒墨就难。其实后世对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批判者,还是新学说的主张者。法家对于三家,是都有继承,也都有批判的。

    那么,法家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主张什么呢?


如果您喜欢,请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方便以后阅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六 儒道再评价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六 儒道再评价并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