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无疑是有希望的，只是还要努力。

    与半个世纪以前七零八落跑到上海滩“捞世界”的各色人等不同，所谓“深圳人”，基本上是一个齐刷刷的高学历群。他们原本就是广泛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也多半都有读书的兴趣和爱好。只是因为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确，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尚且不得而知时，是不该要求人们“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一个避孕套售卖机多过提款机、夜总会歌舞厅灯红酒绿通宵达旦、股票指数分分秒秒跳动不已的城市里，也是不能指望别人“面壁十年”的。但是，当生存已不再成为问题，甚至已经成了“先富一族”时，难道不该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那一份人文关怀？不错，文化是不能或很难增加财富，但，如果没有文化，岂非更是“穷得只剩下钱”？而如果连最应该也最有条件读书的人都与书无缘，那么，深圳十六岁的花又还能开几季？

    这里无疑有一个硬件和软件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为实用而读书，和盖书城建图书馆一样，只属于硬件的建设；创造读书的氛围，培养读书的兴趣，才是软件的开发。深圳需要这样的软件，舍此便不足以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也没有可能建设成“现代文化名城”。城市的文化不仅在街道、在广场、在摩天大楼立交桥，在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更在人心。深圳的硬件建设是相当成功的，通过国际咨询完成的市中心城市设计堪称美轮美矣。但人的塑造 难道人的塑造也能通过国际咨询来完成？深圳当然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也没有必要重走北京、上海的老路。然而这种新文化的象征物总不该是歌舞厅夜总会，全新的深圳人（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总不该只会炒股挣钱，或只会蹦迪泡妞，或只会玩电脑打高尔夫球吧？

    更何况，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可能没有对传统的继承，而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也不能没有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人文关怀。我们并不主张深圳人都变成学者和哲学家，或者像北京那样，人人都是政治家，——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更不希望深圳变得老气横秋，街上走满了遗老遗少，——那将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我们只希望深圳多一点厚重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轻狂，把现代和传统、实践和理论、工商和人文完美地结合起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建设特区的意义，不是造一个流金溢彩的一夜城池、销金窝子，也不是增一点产值，多收点外汇，更不是给香港再划一块郊区过去”（张冠生《扬州昨夜，深圳今宵》，深圳，毕竟还承担着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

    深圳是有这个条件的。第一，深圳事实上有不少读书人，有不少关心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人，只不过多半并不在文化机构中而已。对于深圳的文化建设而言，他们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正所谓“大隐隐于市”。惟其如此，他们所起的作用便有可能会超过那些在文化机构中吃政府饭的人。第二，深圳有很好的机制。尽管它自己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和较强的文化力量，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这些积累，借用这些力量。深圳毕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深圳的政策也相对灵活，完全有可能和内地某些有思想有潜力的学者建立一种双方都自由、双方都受益的联系，把他们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深圳加工、重组、包装后再推向全国。总之，深圳可以先把自己建设成文化传播的重镇，然后再发展成文化生产的基地，就像先搞“三来一补”再自己开发新产品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深圳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许多闯深圳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来到深圳以后，似乎一夜之间人就变 胆子变大了，力量变强了，人也变聪明 因为在他们看来，闯荡深圳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关系既靠不上，过去的包袱也不用背。于是，他们在心理上就先松了一口气。心理上轻松了，思想上自由了，现实上又是无人可靠，潜能自然而然也就调动起来 显然，这个潜能是他自己调动的，这个包袱也是他自己放下的，因此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

    当一个城市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为人文精神时，这个城市的前程远大也就是无庸置疑的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深圳，一定会是大有作为的。

    写完本书这最后一章，又是一年“东方风来满眼春”。春节过后，大批的民工又将从全国各地返回深圳，形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从去年秋天改写北京，到今年春天写完深圳，正是从秋天写到春天，不禁使人顿生轮回之感。的确，如果说深圳是春天的故事，那么，北京就是秋天的诗。北京是充满诗意的，北京的秋天就更是诗意盎然。想想香山红叶，秋夜胡同，巍峨城阙瑰丽楼台上的夕阳晚照，四合院老槐树下谈今论古细说前朝往事的大爷，再想想深南大道上四季常开的鲜花，世界之窗和欢乐谷流光溢彩的表演，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和那些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真正“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五千年文明史弹指而过，21世纪就在眼前。中国的城市，又会谱写怎样的篇章

    也许，春天的故事还会再讲下去，秋天的诗则会更加韵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