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书卷一页页翻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岁月带不走的熟悉姓名：项羽、武则天、海瑞、雍正。他们无疑都是历史上最杰出优秀的人物之一。他们的业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形象光辉动人，他们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魅力至今犹存。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罪恶得失，人们尽可品头论足、争论不休，但这种聚讼纷纭，岂非恰好证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

    然而，他们又无一列外是悲剧性人物。

    是啊，这五个人，究竟哪一人个有好运气或者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就连与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韩信、允禩，也都是没有好下场。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造成，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不无关系。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曹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吗？恐怕难讲。比如允禩的性格有什么缺陷？没有。但照样身败。申时行的为人又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但照样名裂。可见一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臧否，并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甚至完全由不得自己。当然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个人前途却很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也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

    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在劫难逃。

    这就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黄先生把这部书所述，称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涉及的人物，从皇帝朱翊钧、权臣张居正、阁老申时行、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到太监冯保、贵妃郑氏、首辅高拱、皇子朱常洵、将领俞大猷等等，统统都没有好结果。黄先生认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正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偷安耽乐，辅臣是独裁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和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纷纷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明万历十五年，这戏就没法再唱了。因为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唱得有趣还是唱得乏味，结局统统一样——没有好下场，甚至下不了台。也许，要把这戏再唱下去，只有换戏班子，连行头都换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工做工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了。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德治”和“礼治”，不是我们现在主张的“法治”，也不是通常以为的“人治”。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千万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体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赞成人治。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赞成人治的。所谓“人治”，说到底，就是“个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魅力和权威、威望来实现治理。这种方式，历史上也有，但却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我在一书中已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即便贵为天子，也如此。他们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说是“赖祖宗神灵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业”云云。如果他不这样说，这样做，当真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贼”，就是“独夫”，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么会赞成迷信和依靠个人的“人治”？

    其实，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个悲剧的结局，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治主义者”。倔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威望高，本领大，就能包打天下。项羽迷信自己的个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质，曹操、武则天、雍正则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铁腕，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他们既然如此地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相悖，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和认同。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初。这是，礼已坏而乐已崩，毛汉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于股掌之中。然而，正如可于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后，必须迅速将国家的动作转移到“德治”和“礼治”的轨道上来。所以，刘邦虽然是开国领袖，也不能违礼。尽管他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最终却只能立嫡工子刘盈为储，和一千七百多年后万历皇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难怪隋文帝要说“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德治和礼治高于人治嘛！

    至于所谓“承平时代”，则更无人治可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如果是官（当然最好是皇帝），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举与息，惟与官之存亡相联系。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皇上圣明。”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三明主义”。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因为德治是一种“软控制”，如无礼法和礼仪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因此，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以道德代法制”。

    抽象地讲，“以道德代法制”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确能代替的话。原始氏族社会就没有法或法制，靠什么来管理，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靠道德，靠礼仪。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治，其实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它既然在原始社会行之有效，就不能说在古代社会一定不可实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说“以道德代法制”的是非对错，而要问：第一，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要“以道德代法制”？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第三，这样一种制度空间可行不可行？

    这就要说文化了。

    的确，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萨圣贤，这样的社会，还需要法制来防范或者保护某个人吗？

    显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呆能使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一个不道德的，就可能会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最后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谁能保证一个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没有。至少目前没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够产生法。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认所有人都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正因为这些人都是单个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谁也管不了谁，谁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无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约，势必天下大乱，谁也无法生存。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每个人都管用的东西。显然，对于这些人格既独立、意志也自由的个个人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共同约定，才可能对每个人都管用。这就是法。换言之，法，就是某一社会中全体个人的共同约法。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约定的，当然每个人都得遵守，同时当然也会无所偏私地保护每个人，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见，法制文化的前提，是个体意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和平等。独立，才会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确实无须乎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此，还要法干什么？有律就行。比方说，谋逆，凌迟；大不敬，斩立决；不孝，绞；以及“十恶不赦”(即谋反等十种最严重的罪行不得赦免)等等。显然，律的作用，不地审为了统治都在实施惩罚时操作方便，同时也显得“公平”而已。因此它又叫“刑律”、“律条”。即便被称作“法律”，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相去甚远，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产生不了法。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服从，无法约定。皇帝口衔天宪，乾纲独断，令行禁止，说一不二，约什么法？所以，中国古代只有“王法”，没有“约法”。虽然也有“约法三章”的说法，但那“约法”从来就是单方面的。比如刘邦入咸阳，与秦中父老的“约法”(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便不过是刘邦单方面宣布的新王法。新王法比旧王法好，秦中百姓无不拥护。即便不是拥护，也无可奈何，因为根本就没有商量。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岂能置喙？

    同样，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是骗人的鬼话。王子能犯什么法？除非是谋反。其他的，便只能叫“过失”。即便有了过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为受过。比如皇太子读书不用功，受罚的便只能是陪读者。春秋时，晋悼公的弟弟公子扬干犯军规，执法官魏絳也不过只是将其车夫斩首。魏絳的“执法如山”是有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礼，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没什么平等可言。况且，如果王子犯法，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要与庶民同罪，那么皇帝犯法又与谁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无由产生，则只能诉诸道德。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伦理”。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的“公德”。

    实际上，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同等约束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社会无从设想的。平等？则置君父于何地？平等，岂非让奴才们上脸上头？这当然断乎不可。于是便有一系列的所谓道德律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与妻纲。一则为纲，一则为目，岂能平等？

    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虽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理由是：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道德，即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因此平等。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欺人之谈。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哪有起点的平等可言？

    君臣、父子、官民、主仆，各有各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要求。君应仁，臣应忠，父要慈，子要孝。义务不同，权利也不同。君可以杀臣，臣不能弑君；父可以训子，子不能责父；可以罚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结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说得好听：“人皆可以为尧舜。”可是君臣主仆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气，臣仆修“奴性”，越修越窝囊，怎么会一样地都是“尧舜”？

    然而道德却要求平等。原始社会之所以有一种恩格斯说的“纯朴的道德”，就因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这种平等，就不会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义礼智信来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助人，礼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于人。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就都无从谈起。不平等的人怎么相爱呢？又怎么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道德，这种制度？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体意识也未必就不好。人，毕竟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或人较动物的高明之处，确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并不如动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马，高飞不如鹰隼，深藏不如鱼龙，惟有结成群体，才能克服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承受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从而存活下来发展下去。当然，动物也有群。但动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鸟兽散”的说法。可见，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群，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不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前些年，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锅里不骨，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没有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骨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与人之间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其中的每个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因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于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为了保证他人心悦诚服和心甘情愿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迁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迁就一下他们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愿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无法反对的“道德的象征”，宽和仁爱，通情达理，没有个性，还能行礼如仪。这正是刘邦能当皇帝而雍正难免挨骂的原因：刘邦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雍正却个性太强。

    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也一样。

    事实上，本书品评的这向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就因为倔们有个性，而且个性很强。比方说，项羽就比刘邦有个性，曹操就比齐备有个性。所以，尽管项羽打了败仗，曹操背了骂名，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项羽而不是刘邦，更喜欢曹操而不是刘备。不过实在地讲，刘邦毕竟还有些个性，也还不乏可爱之处，刘备就一点也不可爱了。老刘家祖孙相去如此之远，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岂止只是老刘家，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一个成年人固然不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却应该使他感到愉快，他也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使自己的“固有性格”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这并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说，又似乎更难一点。因为我们至今还未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科学、客观、冷静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乐观，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但过多地掺入感情，却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危害甚多。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时。其最令人扼腕之处，就是对罪恶的粉饰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并非迟至鲁迅的时代才发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非弄到山穷水尽而不肯觉悟。由是之故，悲剧才会一演再演，连雍正这样的“至尊天子”都难逃厄运。

    的确，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便正是我们新一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