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很像电影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能开钱庄应该算比较发达了。听我的叔叔伯伯们回忆，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爷爷还上过国民党的金融年鉴。当然，我有些怀疑那种年鉴跟现在一样，是给点儿钱就能上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爷爷都应该算小资本家了。
1、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三通”，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证。当事人全都过世了，存单又都没有了，红口白牙地说故事银行总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罢并且顽强地相信“咱家祖上阔过”。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2、在澡堂里过一辈子
爷爷奶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都去世了。爷爷给我的印象是个文化不高，却非常儒雅，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老人。
爷爷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旧王府的四合院里，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国时候留下的，放到现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后像中国所有城市里的老建筑一样，在拆迁大潮中被夷为平地了。那条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条老巷，巷子里都是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的称谓要么是“同志”、“师傅”要么是“大叔”、“阿姨”之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了“小姐”、“先生”这样的称呼。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特别诧异的是，巷子里的左邻右舍见到我爷爷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对我爷爷，爷爷家的四合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儿，人很瘦，背有点儿驼，一天到晚咳嗽，别人也称他“王先生”。小时候我觉得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电影里才会听到有人称呼别人为“先生”。
我爷爷人生最大的乐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就是洗澡。他曾经跟我说过什么话，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和外公一样少言寡语，只是性格温和得多，但我记得每次他带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爷爷总是在前头背着手走，穿着面料很考究的长衫，皮鞋锃亮，很清爽很精神，碰到所有的街坊都微笑着点头打招呼。进了澡堂以后，爷爷的皮鞋有专门的人帮他擦，还不收钱。现在的桑拿中心有人给擦皮鞋并不奇怪，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澡堂都是国营的，根本没这种服务，给我爷爷提供那些服务的，全都是他的老熟人。
爷爷第一次带我去洗澡时对我说：“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带他来这儿洗澡。”在我爸上学那会儿，通常爷爷会先去澡堂泡澡，然后上来休息，点些小吃，喝口茶，然后吩咐伙计去学校接我爸放学，直接接到澡堂来。
爷爷去的老澡堂，离巷口大概两百米，估计有一百年历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里的澡客和服务员都是跟爷爷岁数差不多的老朋友，他们从年轻时就认识，一辈子都生活在那条街上。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曾经在这家澡堂洗过澡。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健康池洗澡的价格。当时最牛逼、最高档的叫中华厅，三毛五一位。这种档次体现在，洗完澡上来休息的地方有沙发床给你躺着，沙发床上还有床单，背后有个柜子，衣服是有衣架挂着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厅，这里的面积大，也干净。次一等的叫人民厅，两毛钱一位。这个档次的就没有柜子可以挂衣服了，只是在沙发床的床头上有个带布帘的洞，可以掀开布帘把衣服塞进去。最低档次的是大众厅，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该塞在哪儿，地方狭小，大家挤在一块儿，洗完后大概也就有个地方坐坐，然后赶紧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个池子里泡着，档次的区别只在于休息厅的环境。那个最高级的中华厅现在看来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环境，但在当时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华厅，一间屋子也得装三十多个人，市面上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级的地方了。
爷爷绝对属于健康池的VIP客户，因为他每次都带我去中华厅。后来长大一点儿了，不需要爷爷带着去，也不想大人陪着，就跟家里要钱，和我哥两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里人给钱时都是按中华厅的标准给，两个人七毛钱，他们一般会给一块钱，这就包括了洗完澡后两个人再各来一碗馄饨的钱。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块钱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们这样做除了想把差价省下来干别的事情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那么大点儿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别人看到会觉得特别奇怪，这种行径有点儿相当于现在“富二代”的所为。
濮存昕演了一部电影叫，我一直觉得非常亲切，它让我想起爷爷的澡堂。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老澡堂的水脏得没法看，跟豆浆一个颜色。我没见过几次健康池里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只有那会儿的水才是清的。爷爷从来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浆一样的水，他总是吃完午饭，睡了午觉之后，大概两点多的样子去。那时候水很清，他就溜达到健康池，与其说是去洗澡，不如说是去会老朋友。不仅是我爷爷，他的朋友也都在那个时间去，几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爷爷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除了洗澡没什么其他花费。按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我琢磨着，估计对于他那样的老主顾，也是有月票之类的优惠。
那会儿在澡堂泡澡，总会碰到有人唱戏。在那个空间低矮、灯光昏暗、蒸汽弥漫像水牢一样的地方，每天都有几个老先生唱着他们拿手的京剧段子，雾气深处传来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喜欢京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爷爷和外公的影响。我外公也是戏迷。
那种老澡堂，越往里边走越闷，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儿都靠外边洗，那些老先生却在最里边唱，而且声如洪钟。虽然我在那里洗了几年澡，却从来没见过是谁在唱。我只知道，被浓浓雾气包裹着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会有人大声叫好：“好！再来一个！”老先生们在喝彩声的激励下，会像演员一样返场又来一个。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之后澡堂涨价了，三毛五变五毛，很快涨到了五块，再后来就记不清了。最后，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雾气深处的业余京剧演员们想必也早已过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个缩影，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老人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回忆都定格在那里。我想，爷爷要是还在的话，看到那个池子被拆掉，他一定会老泪纵横。
重庆和南京的差别。
十二岁到南京之后，我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虽然终于如愿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爷爷奶奶那边也就是逢年过节才去），但我的生活却出现了太多变化。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丢、碉堡一样的筒子楼里，终年不见阳光。外婆家的房子外头是厨房，里头就一个房间，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全家人都挤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电视台分给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时候，心底竟然涌起这样一个成语—一望无际！我从没见过世界上有那么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抽水马桶！我在新房子里转了很久，还是觉得实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适应！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让我们一家人激动了很久。
白下路235号—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结婚之前。
让我不适应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从重庆话过渡到南京话。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儿，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过去的亲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边了，感觉简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还小，学习和适应语言还算快，半年就学会了南京话。但多年来我一直不适应的是，南京的人际关系或者说文化氛围，和重庆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
在重庆，电台和报社的家属区或者单位宿舍，都和单位在一块儿，生活很热闹。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谁家烧个好菜都会给邻居端一碗过去。我过了十几年这种大杂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后，我突然发现这里几乎是没有什么邻里关系的，下班之后同事之间也很少往来，这让我幼小的心灵开始有了孤独感。
重庆日报社有自己的印刷厂，报社的编辑记者是知识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久而久之，重庆日报社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了很多草根习气，而那些工人也喜欢谈论时政。两个阶层的人共居一个大院，相互影响着，酝酿出了独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围。而在南京，知识分子和工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圈子，泾渭分明。我习惯的那种生活氛围消失了，我莫名惆怅了很久。
当时我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十多年后这两个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当印刷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