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疆，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和赞叹，在茫茫戈壁上看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那是我过去只在小说和诗歌里想象过的意境。到新疆半个月后，我们出发到喀纳斯湖拍大红鱼，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拍摄如此奇幻的题材。

    很多旅游爱好者应该都听说过，喀纳斯湖出现过一种体形巨大的鱼的传说，当地人管它叫大红鱼。关于大红鱼的故事流传甚广，几十年来，无数科考队的专业人员，带着专业设备，带着揭开“喀纳斯大红鱼神秘面纱”的梦想来到喀纳斯，但他们在湖边守候了很久，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谁也没有揭开过大红鱼的真面目。和那些专业科考人员比起来，我们就像一帮草寇，虽然只有电视台的摄录设备，但还是带着无限的期待，去到喀纳斯湖。我们很清楚，对于《西域风情》这部纪录片来说，记录关于喀纳斯湖大红鱼的传说是不可缺少的章节，我们只是需要记录一个行程，记录这里的人们关于大红鱼的讲述，我们并没有期待能真的拍到大红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新疆的开放程度还很低，旅游业也并不发达，听说过喀纳斯湖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要上喀纳斯，头一天必须住到布尔津县。我们在县委招待所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喀纳斯进发了。我记得从我们住的招待所到喀纳斯，直线距离大约是九十多千米，没想到的是，那一路足足开了十一个钟头。我们当时开着的是两辆丰田4500越野车，车是好车不说，两个司机也很厉害。他们都是中科院新疆分院的老驾驶员，一个叫刘新生，一路上跟我关系特别好，另一个叫余建设，都四十多岁了，都是有近二十年驾龄的老司机，其中老余当年还给彭加木开过车。

    一九八〇年，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意外失踪，留下了很多版本的神秘传说，吸引很多人去追寻真相，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疆还有“寻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动，只不过后来那些活动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了。一路上，我们一没事儿就逗老余，问他是怎么把彭加木给弄丢的，老余每次都特别气愤地说：“我说过一百遍了，我是给彭加木开过车，但彭加木丢的那次不是我开的车，他的失踪跟我没关系！”

    在新疆给我们开车的这两个司机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牛的司机，不仅车开得好，还会修车，而且作为科学院的司机，经常给各种科考队开车，他们也具备了野外科考的各种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里宿营，露营地有没有可能发生雪崩，会不会发生泥石流，车怎么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类是可以食用的，什么样的云出现了就会变天等，都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意识和常识。对他们来说，除了发动机坏了没办法修，路途中发生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听他们讲各种见闻，对我来说也是很开眼界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经历。但即便如此，去喀纳斯湖的那一路，两个司机还是经常要一前一后停下来商量该怎么走，因为我们一路上要翻越不知道多少个山头，道路之艰险无以言表，经常开着开着就没有路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比如，他们中一个会说：“你去年不是来过吗？”另一个回答：“我去年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一路上，我们经常需要停下来一起搬石头，填好路才能继续往前走。开不了一会儿，又停下来，把横在路上的树搬开。两个司机还要经常商议怎样安全经过那些大坑，想想接下来该怎么走。

    在新疆的三个月经历了很多次惊险的山路，喀纳斯之行是第一次。在海拔几千米高的阿尔泰山脉上，在极其狭窄和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常常是手紧紧拉着车顶的把手，屁股悬空，一车的人看着窗外缭绕着的触手可及的白云，身上一阵阵冒冷汗—这要是掉下去了，可连根骨头都捡不回来。

    在那样危险的路上，还经常会和迎面而来的卡车会车。眼睁睁看见白云深处缓缓冒出来一辆车，双方就对峙在了海拔几千米高的狭窄山路上。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两位司机都表现得异常淡定。双方司机下车，走到一块儿点起一支烟，商量怎么通过。解决的办法通常是，一方想起刚刚路过的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凹进去的稍微开阔一些的地方，于是就近的一方倒车，慢慢倒到那里避让。这种时候司机们从不吵架—在那种路上吵架等于找死。商量好之后，一方慢慢地像蜗牛一样往后倒，另一方慢慢地往前开，等到了说好的地方，两车一寸一寸地交会，慢慢错开—我经常感觉到我们车的轮胎已经有一半到了悬崖外面，但每次总是安全通过。之后一身冷汗。在那样危险的山路上，只要哪一次有哪怕几厘米的差池定然就是万劫不复的惨剧，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翻山越岭和这样惊心动魄的会车后，我对两位司机的景仰真不止亚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那天，我们早上九点出的门，已经翻过好几座山头了，我总是问刘师傅：“还有多久到？”他总是回复我：“不知道。”后来老刘告诉我，他基本上每年都走一趟喀纳斯，但几乎年年都有泥石流之类的情况，路况根本无法预计，所以也就无法估计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