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听说了一些新鲜的事，也有了一些有意思的体验。
1、死海SPA
当时我们住的是希尔顿酒店，死海附近少有的几个五星级酒店之一，离海岸线大概就五十米。
远远地看死海，它是红色的，走近了看又变成了淡绿色，清澈无比，在碧蓝的天空下，它美得简直像只有童话里才存在的地方。我们拿着酒店发的服务图册，本想先请那金发碧眼的以色列美女给我们做个顶级的奢华SPA，躺着看看报纸，喝喝饮料解解乏，但是排队做SPA的人实在太多，我们想了想，就直接换上泳衣先去死海了。
海里几乎没有人，我们也乐得不跟别人挤，优哉游哉地下水了。但没到五分钟，我们几个都迫不及待地从水里出来了。进到死海才知道，那海水的盐浓度之高，让它简直成了一锅盐卤子。人是漂起来了，但人也像一块块鲜肉被腌了起来，大家身上难免有些受过伤留下的疤痕，泡在那么可怕的盐水里，油然而生一种万箭穿心般难受的感觉。
后来我们回过神来了，可不没有人嘛，谁敢到这里泡着？再寻思一下刚才在死海里的感受，沙滩上的海水都结了晶，要下去必须穿拖鞋，否则脚肯定被扎破，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他人都只在游泳池里泡着。
我们几个赶紧上岸改去做按摩，又等了一个小时，才听到服务员喊了一个特别国际范儿的名字“莫非”，我就知道轮到我们了，就这样，在我们几个人中，我第一个被带走享受美女SPA去了。
领我走的是一个穿着红色橡胶皮材质衣服、脚蹬靴子的大妈，我还特别疑惑，心想怎么不是服务图册上的金发美女？我自我安慰，心想大妈之后应该就是美女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到了一个包间，里头有一张宽不到一米的单人床，大妈给了我一小卷纸内裤，示意我脱衣服，还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就出去了。
等换好衣服后，我就往床上一躺，等着服务图册上的那个以色列美女进来。等啊等啊，过了两分钟，有人敲门了，但请进来后，居然还是那个大妈，手上拎着一个大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我一下子诧异起来，不知道是什么状况，那种恶臭比腐烂鱼虾的味道还难闻，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心。我们语言不通，我只能干躺在那里，结果大妈就从我的脚尖开始，流水线作业似的一直把桶里的东西糊到我的头顶，只露出两个眼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泥，被烫得热乎乎的，没有什么杂质。糊完之后，她又用一张塑料纸从头到脚把我裹了半天，跟裹粽子一样裹好，之后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大妈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我躺在那里，忍着热和强烈的臭味，脑子里仍然在想：“是不是这个裹完之后，金发美女就该来了？”但一直等了快二十分钟，还是没有等来美女，又是大妈来了，二话不说把我身上的塑料纸全部打开，又让我下床走到淋浴的地方。像变戏法一样，不知道她从哪里拿出一个高压喷枪，接上水龙头，哗啦啦地就开始冲我身上厚厚的海泥。
她在作业的时候，我就像犯人一样站着。忙了有五分钟，等她冲完了，一整套SPA服务也就宣告结束了。
我做完SPA了，同行的其他四个人也陆续出来，大家一交流，才发现各自遇到的情形都一样，好像还都是同一个大妈干的。我们就开始骂：“广告太害人，美女哪儿去了？为什么是个大妈？难道是美女长成大妈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换过人？”
当时我们真是后悔死了，就这么一套东西，做了也没什么效果，还贵得要命。但后来听说欧洲的那些王室成员，尊贵如王子王妃到死海，享受的也就是这样的一套服务，我才说服了自己不再计较。
最终，我们一致决定：以后谁要到以色列，一定要推荐他（她）到死海享受这顶级而又奢华的SPA服务—不能只让我们上当，得让大家都去！
2、法治社会
在以色列的十天里，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以色列旅游部的工会副主席，在中国差不多就是个副部级干部了，那些天我们一直享受着副部级司机开车的待遇。
千万别以为那只是一个小人物，他的权力其实大得很。一路上，听了这个叫茨维卡的副主席介绍，我才知道，以色列的工会强大无比，任何组织或企业，只要在以色列国土上引起工人的不满，工会主席就可以即刻发起一个针对它们的局部性乃至全国性的罢工。以色列法律规定了，罢工最长期限是七天，针对任何雇主和政府的罢工都是合法的，只要提前七天申请就可以。
而在以色列，无论职员给出什么理由，都可以发起罢工。比如，我觉得某人对我说话不客气，或者老对我有意见，我受不了了，就可以联合他人到工会表决，通过了，工会就能组织罢工。长此以往，资方和政府多多少少都吃过罢工的苦。一般来说，基本上只要是罢工，很有可能要不了七天，甚至只在申请阶段，工会提出的所有条件都会被答应。最多拖到七天罢工结束，事情也就都解决了。
有一种行业，解决罢工的问题是最快的，那就是电视行业，总是提出罢工不到二十四小时，问题就立马被解决了—人民不能没有电视看嘛。
不光是民间罢工，连政府部门也一样可以罢工。以色列的国防部也有工会，并且地位极高。有一回，工会因为不爽发起了罢工，罢工前五分钟职员们还在处理文稿，可罢工时间一到，不管是字写到一半还是正在处理文件，统统一放，开始罢工。同一时间，国防部陷入了瘫痪。而到罢工结束那天，准时到秒，所有人都结束了罢工状态，继续完成罢工前没有做完的事，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们做得非常规矩，绝对是法治社会下的所作所为。
有关罢工的事例听得我们心里痒痒的，总觉得这么有意思的事自己也得亲历一下。有一天，我就和茨维卡商量：“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也没有见到一次罢工，既然你是工会的头儿，能不能组织一次？规模不用太大，我们也怕惹事儿，就让我们看一下、拍一下就行，反正也是合法的。”茨维卡有些为难，因为罢工必须提前七天申请，即使申请下来，我们也早走了。所以，这事儿也就作罢了。
话说回来，以色列这种合法罢工，其实在西方社会是很常见的。通常的模式是某个行业、某个人或某些人牵头，提前申请罢工，在具体的表格上写上具体的罢工天数，并写清楚起止时间，之后就可以一切按照程序来进行。
像我二〇〇四年赴希腊采访奥运会的那次，在希腊看到的公交车司机大罢工，正说明罢工现象的普遍。因为欧洲杯的比赛时间和公交司机的工作时间冲突了，看不了比赛让他们很生气，他们就决定要罢一次工。按理说，比赛看不了这也怨不了政府，要找只能找欧足联，但他们也找不到欧足联头上，政府就成了替罪羊。
那天，到了罢工生效的时候，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一半，就把钥匙一拔，回头冲乘客喊：“大家下车，时间到了。”之后车就停在了大马路中间，司机走了—这事儿警察来了也没用。乘客也不吵不闹，大家都表示理解，那是司机在维护他们的正当权利，都是下来之后各自想办法离开。唯一比较尴尬的是，公交车在街上一停，交通就堵了个一塌糊涂。
那次公交车罢工只批了二十四小时，于是到第二天早上罢工结束的时候，警察都在公交车边上等着了，司机必须来把车开走，否则，哪怕超时一分钟，那些司机就要倒霉了。当时这事儿我看得极其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