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今——全国大跑马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敖 本章:传今——全国大跑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 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 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 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邪,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邪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历史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育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馒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羽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十四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羽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可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算,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上面说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驿”,这是指一般的情形说的。这一类的名目,还有一些别的。例如有一种叫做“亭”的,是秦朝、汉朝最流行的“车站”。每个“亭”都有个“亭长”,亭长除了是邮政局局长以外,还是旅馆老板、警察局长、调查站站长。亭长有时候会因执行职务而杀人,有时候会利用职务而谋财害命,有时候也做好事,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汉朝最有名的将军韩信,在年轻时候,就靠着南昌亭长吃过饭,后来亭长的老婆不给他饭吃了,他才跑掉。

    汉朝的亭大概近三万个,和亭配合设立的,有一种叫做“邮”,“亭”是十里一个,“邮”是五里一个,当时习惯也连在一起,叫做“邮亭”。这“邮亭”两个字,直传到今天还在用,可是意思已经不同了。

    “驿”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个,有的驿很小,只有八匹马;有的驿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马,多得可以开一家跑马厅。唐朝法律对驿的规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说:

    一、从驿中骑马的,要凭“符券”才成,这等于现在的“先买票、后上车”。没票骑马的,处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内骑马,过时不候。好像今天买票,“限当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处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该换马的时候不换马,打八十下屁股。这叫做“虐待动物”。

    六、不该带的东西多带了,叫做“超载”,也是“虐待动物”,多带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种错误,毛病都出在骑的是马;若骑的不是马而是驴,那么罪就轻一点,被处罚的时候,可打八折。

    为什么要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呢?这是由于古代的驿,本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而设的,有关国家大事,所以不能马马虎虎。谁要马虎,就打谁屁股,或者就把谁关起来。

    宋朝时候,驿的情形有四种:

    一、步递——用人走路来送消息。

    二、马递——用马。

    三、急脚递——用快马。

    四、金字牌急脚递——用快马加木牌。

    最后两种,要加以说明。所谓“急脚递”,是用快马来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来已经很快了。可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有时候,还嫌“急脚递”不够快,因为“急脚递”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挡路的,由于“交通拥挤”,难免耽误时间。这时候,就有人发明一种花样:用一块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马背上,由于反光的缘故,老远便可以看到金光闪闪,这时候,路上的其他人员车辆就得赶快让开,因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脚递”来了,还是赶快让开为妙。

    现代的警察车、救火车、救护车,走在路上当当乱响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就会让开。

    现代的国宾护卫仪队,在马路左右两旁由摩托车呜呜开道,不许你先走而要你让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也就赶快自认倒霉,干脆让开。

    历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脚递”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将军岳飞,本来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后来朝廷方面主张跟金人讲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忙把岳飞弄回来。那时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挂着金牌的急脚递。当时宋朝政府一连用了“十二道金牌”来催岳飞,急得简直用快马跑成了一条线。于是,岳飞只好回来了。

    用快马去跑,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国的古人们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他们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也没有飞机和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若要办急事、急办事或事急办,只有倚靠快马加鞭。

    像岳飞这种将军,现代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略——编者)科学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统治的效率,使命令传达得快快快……(略——编者)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驿站的情形更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一直发展到清朝后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通讯设备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驿站。

    对增加传达命令的速度,中国古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旧小说(水讲传》中,曾说有一个叫戴宗的人,外号叫“神行太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讲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的的答答的电报声,少了答答答答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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