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大冶，地处鄂东南。往东，距离革命老区大别山区咫尺之遥，往北，距中国革命红色根据地南昌和井冈山也只有200公里。昔日的革命烈火曾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曾是红军从鄂南进军井冈山会师的主要通道，当时家乡热血男女纷纷背井离乡参加红军，誓死追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大冶先后涌现了开国战将余立金、伍修权、石海山（石继明）等战功赫赫的革命名将。在大冶阳新交界的南山头，濒临阳新的刘仁八镇，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和大将滕代远等人当年就是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成立了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三军团。彭总和数千名红军战士在此生活了大半年，并在在此与国民党武装进行过上百次激战。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这一大片沸腾的土地。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后辈新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党和人民政府不但在这些烈士的长眠地成立了南山头革命纪念馆和红八军革命纪念馆（两个纪念馆的馆长均为殷显扬），还在大冶的青龙山公园内建立了一座高高耸立于青松绿野之间、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当年红军著名将领程子华领导的闻名中外的“大冶兵暴”，就发生在这儿。

    这一方红色土壤催生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歌谣，我为了搜集整理这些民族文化瑰宝，经常往来于多个乡镇间，寻找多位会唱革命歌谣的老红军和烈属，记下了一首首令人激动的红色歌谣，每当我听到一首好歌，总是如获至宝。我从小就爱听民间故事，唱民歌，收集民间谚语和歇后语。记得每到炎炎夏日傍晚，吃过晚饭，老人们就会搬一张小竹椅，在屋前树下，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他们除了互相谈论一些新近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外，往往是许多新奇有趣的民间传奇。那些神奇瑰丽的故事，总是令我听得如痴如醉。以致只要一见老人们摆开龙门阵，我马上就会削尖脑袋挤进人群津津有味地听。

    做过小学老师和乡镇干部的父亲平时非常好读书，肚子里也装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奇闻轶事，平时也爱讲故事。父亲一辈子为人很仗义。他30岁那年，一位刚成年的叔叔因得急病而不幸离世，当时用村里迷信的说法是，青年人最好是不要上前，弄不好会被勾去魂魄。但父亲根本不信那一套，与另几位年轻人上前为死者抬棺。抬棺的共有八个人，乡间称之为“八仙”。在“八仙”抬着死者上山安葬时，由于其中一人不小心打了一个趔趄，结果导致沉重的棺材陡地失去平衡，加上他们大都缺乏经验，以致使棺材的重量往父亲他们这边倾斜，将毫无防备的父亲肩膀和腰部当场压伤。事后，父亲又没有及时去医院医治，以致留下了一辈子的创伤，后来就是挑几十公斤的谷子也不行了。因此他一直干不了太重的农活，所以除了平时能参加诸如锄草、犁田刨地之类的农活外，其余稍沉重一些的农活都无法胜任，于是他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饱读诗书。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各类故事，只要他开口讲水浒、西游、封神、聊斋，讲从老一辈那里听承下来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儿子便会雷打不动蹲在他脚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脸痴迷。父亲与我就用这种最为原始的方式交流着情感，灌输给我做人的道理。

    上学后，我开始尝试将一些人们口头传诵的精彩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1987年春天，我无意中从《大冶报》上获悉，全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并要求各地省市县各出一套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三合集，同时县文化局为了抢救地方民间文化，在《黄石日报》和《大冶日报》上向全县人民征集有关地方的民间故事。

    当时刚刚进入大冶金湖高中的我立马来了兴趣，就把自己耳熟能详的几个民间故事，用口语形式记录整理出来，给了当时的“大冶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的负责人、时任大冶文化局局长的李勇和副局长祝振善。他们阅读后十分高兴，因为对于同属于文字工作的民间文学，一般的文学青年常常是不屑一顾的民间文学，我这位中学生会感兴趣。尽管著名作家郭沫若、沈从文及沈的弟子——曾创作了小说《受戒》，《大淖纪事》及大量甘美如醇的散文的名作家汪曾祺等人也曾大力推崇民间文学，但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愿将民间文学放入文学范畴，就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离退休干部，或是地方最基层的文化站站长之类对民间文学有着特殊感情和理解的人才愿意做的事。当时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能够对始终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感兴趣且热衷于搜集整理工作，地方上还真是凤毛麟角。

    几天后，当时的《大冶日报》“金湖月”副刊上一次发表了两篇由我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随后又在当时的责任编辑查代文老师的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卖药》。后来，《黄石日报》等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我的作品。无疑，面对这一篇篇经自己的双手变成了铅字的作品，对于当时尚是一名乡村中学生的我而言，不啻于一种莫大的鼓舞。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能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还是在我高一时的一位老师的刺激下投稿成的。这位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由于不大注意学习，加上脑袋太笨，除了对语文有着强烈的兴趣外，我的数学课一直不怎么样，所以在平时我对上数学课不大感兴趣。为了打发那一节又一节的沉闷的数学课，我经常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为了防止老师在讲台上面发现，我就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把那本小说放在课桌上，在小说上面压上数学课本，同时手里拿着一支笔，装作写字状，而两眼和全部身心就全投入到课本下面的故事情节之中了。谁知，我这一小伎俩很快就让老师发觉了。有一次我正在埋头贪婪地阅读一本大仲马的《三剑客》时，不料很快就被讲台上的老师发觉了，他手持教棍向我走来，全班五六十名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跟随着向我逼过来，而此时的我正全神贯注沉浸在那引人入胜的小说情节里头，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老师猛的用教棍在我的面前抽了一下，我这才被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的将几本书同时掉到地上，老师就很得意地让我从地上将那本压在下面的小说拿出来，然后当场宣布没收。

    受了这一次惊吓，尽管我仍然还利用上物理课的时间经常偷看文学书刊，但从此以后在数学课上我再也不敢看任何课外书了。而更令我心里难受的是，自从那次在课堂上被没收了那本从别人手中借的《三剑客》后，我的这位老师一直对我心有成见，于是就经常当众批评我。为了使我端正学习态度，有次严肃地当众批评我说：“我们班上有个别同学现在连自己的课本都学不好，还怎么能成为作家呢？”。还有一次，我因数学单元测验成绩很不理想，于是这位老师更加借题发挥地当作全班所有同学的面将我大奚落了一顿，并说：“我们班上有个别同学，总是在做什么作家梦！……如果他什么时候能发表一篇作品，我就奖他一百倍的稿费……”尽管他当时没有指名我的名字，只不过像以前一样又是“指桑骂槐”，但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他这是在教训我。我虽然觉得面上无光，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抬不起头，但我的心里非常不服气，心想，我偏要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给你看看！

    为了向我的这位老师“挑战”，有一次我利用班里搞演讲比赛的机会，也没用演讲稿，以《讽刺是良药》为题，来了个即兴演讲，毫不客气地向我的这位老师进行了反击，同时也向他和所有同学表明了我的决心。半个月后，我在《大冶报》副刊上一次就发表了两篇文章，后来又在《黄石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当时在我们那所普通高中，能在市级的报纸发表文学作品的学生还是极少的，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很是引人注目，我的那些同学们更是兴奋不已。我还记得，我的一位平时最为淘气的同学特意拿着那份刊载有我两篇文章的报纸找到那位老师面前，故意歪着头问道：“老师，你不是说只要他能发表一篇文章，你就奖给他一百倍的稿费吗？”窘得我那老师很是不好意思。如今，此事虽然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但我对此的印象很深。现在，在十几年后，我又把此事讲出来，绝非故意揭老师的短处，相反，我对这位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当初的那番“讽刺”，也许我也不会急着去发表作品，并一直坚持读书写作至今。我离开我的家乡已有十四年了，我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极少见面了，去年回家时第一次参加了高中同学的一次聚会，这是我在外漂泊十多年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记得我还特意向大家打听我的那位老师的消息，想去看望他，只听说他已在县城的一所很不错的高中继续做老师，桃李满天下，很受人敬重。那期间，由《黄石日报》主办、鄂东南地区发行最大的《东楚晚报》正在连载我的第一本书稿《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当时的题目为《卧底记者历险记》）。

    我人生之中的那不到两年的高中生活，是在大冶金湖高中度过的。此地是大冶乡政府的所在地，又名马叫，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名，以致它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永难消逝。后来，我从南方到了北京后，在《北京首都公安报》做头版编辑时，每期都用这个地名作为我的笔名，为每期的头版头条写新闻评论时，一直用的也是这个笔名。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后来在《佛山文艺》、《外来工》等杂志发表一些法制案例时，我也用这个笔名。从此以后，这个新颖的地名成为了我的众多的笔名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对这个中学时代的地方特殊的感情。

    由于我平时酷爱文学，所以这个嗜好大影响了我的其他功课，但对我的作文极有帮助。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居班里的前列，作文不但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张贴出来让同学们学习，更经常获奖。上高中后，我像其他所有同学一样，怀揣着大学梦，但依然对文学的痴情不改，反而更浓。我上高中时，全国中学里就像近年流行少年作家韩寒和郭敬明一样，正在流行中学生文学，这更吸引了我。我不但自己平时读书写作，还像其他中学一样，带头组织高中内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一个《金星》文学社，同班同学曹雷任社长，我任主编，李运家和胡红霞任副主编，当时的夏金兰、罗志江、熊启峰、郭庆清、马拂晓等同学都加成为骨干分子。没有辅导老师，有的是我们这些文学少年对艺术痴心的追求。

    没有任何赞助，有的只是我们这些文学少年的梦想。我们自己出钱买纸和刻印的材料，大家自己写稿、编辑、插图、油印和装订。我们的杂志每月两期。每月还举行一次作品讨论会或是诗歌朗诵会。我们这个完全由校内学生自发组成的中学生文学社成了当时校园内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全校男女学生课余时间的精神伊甸园。当时虽然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了成千上万家由中学生自己创办的文学社，但我们那个学校却对我们的行动不置可否，刚开始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到后来，看到我们这个文学社一下凝聚了这么多人，学校害怕我们长期下去会影响学习，更害怕弄出事来，只让我们这个《金星》存活了大半年时间就取消了。

    但从此以后，我更加对文学痴迷。后来，我经常在地方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成了我们乡镇出名的小秀才。这年暑假期间，大冶文化局和大冶文联在位于陈贵镇的小雷山风景区举行了一场民间文学笔会，由于我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上的突出成绩，被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李勇和副局长祝振善两位领导大力推荐，和文友柯小杰、石显州、陈军、余秉贤等人参加了此次笔会，而我则是当时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我和后来一直扶持我的乡土作家、我的老师殷显扬，就是在小雷山的风景区举行的这次笔会上认识的。他虽然脸面削瘦，但长得颇有仙风道骨，待人和蔼，满面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一眼看得出这是个热爱生活、生性乐观、待人热情的师长。

    当时参加此次笔会的有关人员均是本地颇有声望的文化界人士，除了殷显扬老师外，还有时任大冶文联作家胡燕怀。也是在此次笔会上，我结识了查代文、柯尊解等地方作家及其他文化界名流。此后，我在文学创作上还曾得到家乡作家黄荆、查代文等老师的热心扶持和帮助。

    我与殷显扬老师的相识相知，不仅在于他是此次笔会年纪最大的长者，也不在于他早已是黄石大冶地区的文化名人，而在于他豁达的胸襟，开朗的性格，公正而又热情的心灵。笔会结束后，我与殷显扬老师就开始了书信来往。我常把自己写的文稿寄给远在殷祖文化站的他。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他总会在一周内给我回信，不但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的他的修改意见，而且另外附上一两页嘘寒问暖的信。他不但关心我的学习和创作，更像一位慈善的长辈一样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爱读书，他还经常随信寄来几本诸如《长江文艺》、《当代作家》等省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还有稿纸……

    那个时候，我不但与他经常书信来往，而且只要一有空，就会特意跑五六十里的山路前去看望他，向他当面请教有关写作方面的问题，向他借书看。

    后来，我立志告别贫困的家乡外出打工，朝着南方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流浪；再后来，我又应征入伍，成为南海舰队海军陆战旅的一员，并很快在部队里担任连部及团部文书，逐渐以发表几篇习作的作品而受到舰队政治部有关领导的关注，随后调入军区机关专门学习文学创作……我的生活总在动荡与变迁之中，然而这十多年间，无论我置身何处，脚步又将迈往何方，都会写信向这位家乡文学前辈问声好，报个平安。记得就在我入伍的第一年，由于那时我已经在军地的几十家报刊上发表了一大叠各种各样的作品，老人又推荐我加入了黄石市的作家协会，成为了家乡作协的一名会员。

    1998年5月，我从广州回到家乡看望他时，他因身患肺癌已经卧病不起了。当他得知我刚刚在羊城暗访历险后，决定要把这些写出来。于是，他带病采写关于我和邓世祥在广州王圣堂卧底历险传奇，后来发表在《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上。

    现在，每当我在京城遥望家乡的山水时，我总会油然的想起已驾鹤西归的殷显扬老师，我的耳畔会响起他那爽朗的笑声，我的思绪总会萦绕着他对我的循循善诱的教诲；我的眼前总会呈现他清瘦而又颇有仙风道骨乐呵呵的形象……

    高中时，我的家中遭受了极大的不幸——一场大火将我本来就很贫困的家烧成一堆残垣废瓦，我的一大堆小人书和文学书刊全部付之一炬。这场大火使我被迫离开了心爱的校园，辍学后在县城里一家工程队做了两个多月的苦力，每天在毒太阳底下做十二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提灰桶，挑砖，拉沙子，运碎石，挑水，拉泥，每天热火朝天，干得汗水淋淋，但每天也只能拿到五元钱的工资。当时失学后的我情绪一直很低落，每天除了超负荷地劳作十几个小时，便是拼命地读书，很少与人来往，我的性格也变得极为木讷和内向。我记得，当我接到文化局发来的参加小雷山笔会通知后，穷得连几元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的我，硬是从我的那个叫石应高的村子走到三十余公里的大冶县城的。

    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当然几乎全部是中外名著，还有像《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杂志，有一些报纸。由于我那个村本来就穷，大队里的几个钱大多是被那些自私自利的村官们给吃喝掉了，根本没有订什么报纸，村民们从来也没看到过那些报刊。

    在我上中学后，我常去大冶县城，不是住在我的外婆家，就是住在我的伯父家里。因为他们这儿不仅生活条件远比农村好，更主要的是，这儿随时可以看到报纸。在伯父家，更是有各式各样的书籍，而且他还不惜本钱为建弟和芳妹订购了大量的诸如《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故事会》、《童话大王》等少年儿童书刊。伯父去世后，我也很少再有那种温馨的回忆了。再后来，因家中失火而被迫辍学后，我又加入了建筑大军中，从事着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别渴望读书。青春成长期的苦恼和困惑，都是靠那一本又一本的书刊解脱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为了看书，为了及时看到报纸，经常一个人从村庄出发，沿着那一条刚刚通车不久的铁路 ，走30多公里的路程到大冶县城，去图书馆看书。直到图书馆关门，装满了脑袋刚汲取的杂乱知识的我，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又沿着铁路，顶着渐浓的暮色，步行30多公里，回到家里去。一来一往，我很快就和图书馆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混熟了，他们有时还让我将杂志拿回去看。后来，我在李勇老师的帮助下，在图书馆里办了一个借书证，从此我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经常去图书馆借书，并可以自由地拿回家看了。

    农闲之余，我把沾满泥巴的裤腿高高挽起，赤着双脚，手拿记录本和圆珠笔，见到平时会讲故事的老人就纠缠人家讲一个故事，或是追着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唱几支山歌给我听；一到盛夏的夜里，村前村后，水塘边，树底下，只要哪儿坐满了人闲谈，我就会一头扎进去，听见有人讲的精彩故事和笑话，马上用笔记录下来，完全不顾别人的讥诮和嘲讽。

    入伍后，我在紧张的训练之余还是忘不了我的文学梦。当时我们海军陆战队在北部湾进行每年中最为艰苦的“海训”时，由于军训艰苦，时间也极为紧张，无法安下心来读书写作，只有到了每天夜晚，上床休息时，我才能偷偷读书写作。记得当时担心被人发现挨训，每到夜里熄灯时，我就将厚厚的被子紧紧地盖在头上，缩在被子里头，伏在床上，用手电筒照着写作，到第二天再将写好的稿子悄悄寄出去。就这样，我用此方法，将千万情愫付诸笔墨，一篇篇沾染着海风湿咸气息的散文、诗歌不断发表在军地报刊上。后来，我的小才干很快受到有关领导赏识，先抽调出来办黑板报，又被调往连队当文书。半年后，又被调往舰队政治部学习文学写作。

    调入舰队后，我在海军著名诗人、作家、我的老师陈知柏等几位作家的帮助下，曾创作过一组反映抗日的历史小说，被我们的创作室主任宋树根老师推荐到《解放军文艺》，虽然后来编辑来信说，这些小说都写得不错，可以发表，但现在杂志关注的是当代军旅生活的作品，要求我写些反映当前部队生活的作品。后来，其中一篇题为《马尾》的短篇小说被《海军文艺》选发了。看到自己的作品与海军的几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发在一起，我心里自然是甜滋滋的。

    现在，我从一个爱好文学的贫困乡村少年，带着人生瑰丽的梦想，从南到北，在江湖上浪迹了十多年。虽然除了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的200余万字的新闻作品外，在文学上几乎是零。但回头审视过去，我发现我的路就像一个圆，以文学为顶点，流浪为半径。在圆了我的记者之梦后，三十而立的我，现在居然又像昔日浪漫的少年时期一样，又重温起我的作家梦来，我准备把我这十几年的历险、流浪、收获、痛苦、欢乐写成书。除了当前正在忙碌着的几本纪实作品外，我目前也已动笔创作的记者三部曲长篇小说，第一本《流浪记者》已写了十多万字。为了揭露社会中的丑陋的黑暗，为了忠实是履行一名新闻记者的职责，我这十年来多次遭受批评对象各式各样的打击报复，经过四次诉讼，多数次被人威胁辱骂，多次遭受人诬陷和诽谤，被有关部门戴上手铐，以犯罪嫌疑人的名义非法拘留过11天，特别是，我在南方四次历经死里逃生……但是，我从来不后悔，我从来认为写批评报道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历尽了人生之中的各种惨痛的坎坷，但我从来没有气馁。记得鲁迅先生曾在中激励我们：“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是的，人活着就要让自己的青春发热发光，为我们这个社会，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老百姓，为了石野自己。

    无论是在军旅之中，还是在流浪的旅途中，我常常这样质问自己：我会成功吗？我虽然天生笨拙，但我从没有对自己失去自信心。只要认准了的路，我就会勇往直前的走下去。

    文学对于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尚有几分庄重，早在少年时代，我这个乡村少年就被其诱惑被其拉着误入了一种痛苦的“歧”途。“文以载道”，文学是那种能在你的心中悄然播下些种子，至于这种子何时成苗育果、果实浆质如何，除了天时地利，阳光雨露外，那更得靠自身的努力了。

    文学，翠绿了我青春的伊甸园；文学，装饰了我流浪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