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教育界爱国师生与广大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吁下，面对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与日军咄咄逼人的疯狂气焰，爱国之士与军队的正义将领无不同仇敌忾，憋足了劲要与日军来一番生死之搏。机会终于来了。

    1932年1月23日，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黄埔江口，操枪弄炮向中国军队示威，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监泽幸一满脸杀气地扬言“四小时可占领上海”。28日夜，日军对中国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指挥下，奋起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至2月底，日军向淞沪地区增兵10万人，而国军抵抗部队不足5万，双方为争夺吴淞、江湾展开剧战直至肉搏，最后国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至南翔、昆山一线，中日双方遂在第一道防线展开拉锯战。就在这一间隙，中央大学法律系刚毕业不久的一位叫陈梦家的青年，听到国军退守的消息，满怀爱国热情与三位同学一道，由南京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投军，加入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行列。3月底，随着战事趋于缓解，陈梦家回到南京，旋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想不到陈氏到来不久，风潮又起，波澜再生。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县，1911生于南京一个客居的牧师家庭。少年时代，陈氏已显示出驾驭文字的过人才华。1927年夏，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引起诗坛注意。1931年年初出版了成名作《梦家诗集》，此时陈梦家尚不满20岁。

    陈氏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在诗歌创作上赢得了声名，除了他天生的是个才子，还与两个人后天的悉心指导帮助密不可分，这便是闻一多与徐志摩。当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陈梦家也正好进入这座学府的大门，风云际会，使他接近了已是著名诗人闻一多，并很快成为闻最得意的门生。在闻一多热心指点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称的陈梦家步上了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1928年，闻一多向刚刚创办的《新月》月刊推荐了陈梦家创作的剧本《金丝笼》和，随后又推荐了几篇诗作。自此，陈梦家成为新月派的一员，并逐渐成长为新月派后期人群体中的的一员健将，在社会上曾一度引起广泛瞩目的《新月诗选》，即为陈梦家选编。

    淞沪抗战之后受邀来到青岛的陈梦家，颇为闻一多所器重。据梁实秋说：“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个人颇为相得。有一天他们踱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这时节就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了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一多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陈梦家是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写一短笺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除了陈梦家，当时闻一多在学校中还喜爱一位叫臧克家的学生诗人，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臧克家于1930年由山东诸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酷爱写诗作文，经闻一多同意转入中文系，自此“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每当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臧克家便请闻一多批阅，闻总是拾起红锡包香烟，自己先吸上一支，而后客气地让臧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边谈论诗稿。只要闻一多看上眼的诗稿，大多都推荐给《新月》发表，臧的成名作《难民》和《老马》，就是最先由《新月》推出而一路走红的。据臧克家回忆，当时《新月》给的稿费极高，有一次发表了八行诗就给了他四块大洋，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臧氏在青岛大学的几年，凭着自己的才华与闻一多等人的指点，进步迅速，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诗坛新星横亘在东海之滨的上空。闻在自己的书斋桌上放了两张相片，并时常对来访的客人指点着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语间不无得意之色，“闻氏门下有二家”之说，在校园里渐渐传开。

    早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的兴趣已转向中国文学特别是杜诗的研究，由诗人一变为学者，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用梁实秋的话说：“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到了青岛大学，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楚辞》上，在青岛的几年里，除了写过一首著名的，很少再写新诗。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诗名已是窗户棂子吹喇叭——名声在外，芸芸众生们对其嘱望仍很殷切，于诗坛崭露头角的臧克家在一次随闻一多散步时曾直言相劝：“先生您应该写诗啊，为什么不写了？”闻听罢，略带感慨地答道：“有你和梦家在写，我就很高兴了。”

    想不到闻一多未高兴多久，青岛大学的情形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校长杨振声辞职后，一直滞留北平未归，受同事们委托，闻一多专程赴平劝驾，当二人返校后，风潮再起。这次不但使杨振声下定决心辞职离校，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也在风潮的冲击中站立不稳，不得不考虑别觅他途。1932年6月16日，闻一多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道：“前次来信，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能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金甫现在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再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我何尝不想老友聚在一起？在北平时与公超、上沅屡次谈及，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实秋尤其关心你，但是在这里我两人几乎是自顾不暇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一至如此！”又说：“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其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新月派而发的，因为从前已有过新月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

    饶孟侃不仅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而且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更是新月派的活动家。他几乎参与了新月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闻一多早期的格律论及一些诗篇，差不多都是与饶孟侃相互启发、共同探讨形成的。只是这样一位诗人却在为生计奔波，托闻氏这位朋友欲进青大谋一教职以养家糊口，想不到又遭逢此等际遇，可谓屋漏更逢连阴雨，倒霉透顶，徒叹奈何！

    事实上，闻一多自来到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长后，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当然还有后来的沈从文。这些人虽不是新月派成员，二者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青岛风景秀美，可惜地方过于陕小，缺少文人们最看重的文化氛围，即21世纪之后政客们经常在主席台上妄言几句的“人文环境”。因缺少厚重的文化积淀，整座城市总是感觉空荡和缺少一种很难用言辞概括的韵味，教授们在玩过几次山水之后，再无处可去，教课之余便开始饮食征逐，把酒临风，以消除寂寞。据梁实秋说，当时的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加上闻一多与梁实秋本人，号称“酒中八仙”。这八位大仙经常聚集喝酒，可谓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30斤一坛的花雕酒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每日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被邀入席，看到“八仙”们豁拳豪饮，吓得面如土灰，急忙把夫人江冬秀专门为其打造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如此整日喝酒捞肉地折腾，自然令学生有所耳闻并为之不满，有些青年教师甚或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亦有看法，与徐志摩关系最为密切的沈从文，作为新月派的一员，创作了短篇小说。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八仙”中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这些“仙”们外表上“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他们不能忘怀的世俗的情欲相冲突。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揭示了“八骏”的道德观的虚伪性，颇具讽刺意味。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闻一多看罢更是勃然大怒，对沈颇为光火。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痛膏。”

    有好事者认为此段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就是闻一多，窗台上的保肾丸子则喻意主人在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后来更有精于此道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小说发表十年后，沈从文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和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之所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的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的。

    罗家伦是同国民党一个道上的人，他的言论不必当真，但透过梁实秋的回忆和沈从文的小说，可推知当时青岛大学发起的驱逐新月派人物的运动，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工已与“八仙”们积怨，而在学生背后参与鼓动，借势为风潮推波助澜。

    风潮既已掀起，不能摧枯拉朽，也要折断几根桅杆。6月22日，青岛大学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宣布罢课。理由是新月派把持校务，学校规则过于苛刻无情。按闻一多等当权者制定的规章制度，学生考试若有一门不及格降班；两门不及格开除。对此，学生自治会议决全校学生拒绝暑期考试，以示抵抗。闻一多等人见状，在恼怒气愤中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于23日校务会议上议决开除钟朗华、曹高龄等9名学生头目，并宣布提前放假，以绝后患。布告贴出，全校大哗，学生自治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驱逐不学无术的学痞闻一多”，并以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致函闻一多，请其“急速离校，以免陷误青大前途于不可收拾”。25日，学生自治会又公开发表了《驱闻宣言》。其文曰：

    我们这次由一简单的改革要求运动，演成扩大的罢课与驱逐恶劣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对象和事实，已经养电公告社会，现在为驱逐恶劣首要闻一多这件事，再得向社会宣言。

    我们此回运动的意义，具体化的说是反抗教育的恶化，这个恶化大部分是属于法西斯蒂化的。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地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已，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根据。他上年在新兴武汉大学潜窃了文学院院长的地位，武汉大学的同学比我们聪明，等他居职不久，就把他赶走了。前年又来夤缘占据了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的地盘，狼子用心，欲继续在青大发挥其势力，援引了好多私人（如果私人是有学识的，我们绝不反对）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左右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为欲完成其野心，他很机智地采取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不信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佐证：

    一、前年敝校曾经演过一幕悲剧，就是断送三十余青年学业前途的一回事。这悲剧的背境，那时候一般以为张道藩为中坚，据某君（悲剧中的人物）于上年在上海晤张氏谈起往事，才知道完全是闻一多的主张。他是暴力的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对于青年毫无同情，用军警数百人把三十几个青年学生赶走了！天乎！痛乎！

    二、昨年敝校为抗日救国事赴京请愿，他操纵校务会议，百般阻挠我们。我们为爱国热（情）的驱使，硬着劲儿到了南京，他在学校肆力的大倡其暴力主张，在校务会议席上提请开除抗会执委十余人，很大胆地提倡这样压仰爱国运动的主张，幸经某某拼命反对，变为记过了事，第二场悲剧没有展开。啊，天乎！

    三、他为了要建树法西斯蒂的理想于学校制度，他首先从事变更学则，重要者如新学则第四十三条之残酷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勒令其退学”。他的理由是提高学生程度，其实完全是借该项学则作为刻制异己学生之工具的，文学院好些同学试卷记分不公允就是例证。

    四、此回事件，他又提议开除非常会工作人员九人，校务会议操纵不了（因为有好些教授渐知他的万恶），公然强迫校长于未经校会通过就宣布施行，经昨天全体同学赴校长家大请愿，该布告又马上收回。第三场悲剧还没有展开。

    凡此种种都充分能证明他是个准法西斯蒂主义者，其他如他的不通与不学无术的事实，因篇幅关系，不便详提。现在为了学校前途打算，为整个的教育打算，我们已　 　决心驱逐他走，并渴望我们的神圣教育界，不要再上当！

    罢课风潮在校方与学生互不让步中滚滚向前，且越滚越烈。26日，闻一多等当权派态度强硬，想出了一个破解学潮的“奇招”，即布告青大全体学生休学一年（仅留20人），即刻离校。按闻一多等人的想法，众生一旦离校，如同水泊梁山那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众好汉们下山散伙，再难聚拢，带头闹事者也会自生自灭，失去组织反抗能力。学校当局则坐观其成，万事大吉。想不到这一奇招妙策不但未能凑效，反而触犯了众怒，全体学生召开紧急会议，谓学校当局“遽令全体同学一致休学，开全国大学之创例，陷青大前途于绝境，置数百青年于死地。”会议决定立即采取“反制”，否认学校一切之处置，同时否认杨振声为青岛大学合法校长。为使青大成为学生理想中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高等学府，学生会决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除宣布驱逐“学痞”闻一多外，一并驱逐教务长赵太侔、图书馆长梁实秋等把持青大的当权者。到了此时，杨振声、闻一多等人才感觉到自己弄出的那一套“奇招妙算”，实乃蛇鼠之计，不成器的书生之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事已至此，形势已无法控制，只好听凭事态的发展。一时间，整个校园秩序大乱，四处皆是脸上淌着汗水，来回蹿动，且以沙哑的嗓音大呼小叫着各种口号的学生。各色大字标语、黑墨文章，如野坟乱岗中一道道招魂幡，在校园内外上搭下挂，迎风飘扬。已呈过街老鼠状的闻一多、梁实秋无计可施，只能相对苦笑。对此，梁实秋回忆说：“我和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首诗的前三句一看便明，只是后一句暗含了典故，不易为外人所懂。梁氏对此诠释道：“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一多看了也只有苦笑。”

    显然，类似的讥讽挖苦并没有多少打击力量，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有驱闻激进者，干脆在黑板上画一个乌龟一个兔子，旁边注明“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见了，很严肃地问在旁的梁实秋道：“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告诉说：“任你选择。”

    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学校当局失去了最后的招架之功，血脉枯竭，气数已尽。

    29日，杨振声赴南京向教育部请辞校长之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及新月派的重要成员陈梦家等相继离校躲避。青岛大学遂成崩盘状态，一切事宜全部停顿。

    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成立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梁实秋等暂留山大，杨振声正式去职赴平，闻一多携陈梦家也告别青岛来到了北平。未久，闻一多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则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继续学业，自此各自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