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陈梦家携娇妻赵萝蕤飘然而去，闻一多留了下来，开始由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斗士”的转变。
闻家兄弟在姚家大院住了大约半年时间，因昆明小西门、潘家湾等地遭到日机轰炸，闻家驷在轰炸中被砖块击中面部受伤，认为姚宅大院很不安全，开始向郊区乡下搬迁。未久，闻家驷迁到小东门节孝巷13号，即昆明风云人物周钟岳公馆的偏院租住。闻一多携家疏散到晋宁，一年后又搬回昆明，住在闻家驷家中。1940年10月，日机轰炸规模加大，闻氏兄弟再度搬迁，闻一多迁入郊区大普吉陈家营村，租住杨家宅院的一处偏房。昆明郊区众多的所谓“营”，皆为明末清初守卫昆明的兵营构成，随着历史的变迁，兵营撤去，渐渐演化为一个个村落，陈家营即其一例。
闻一多租住的这处偏房以土坯构成，原是房东用来堆包谷和柴草所用，房间异常简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窗户，只是靠院子的一边，半截土墙上挖了一个小洞，一些参差不齐的柴火棍支撑其间，说不清是窗户还是棚栏。院子空间狭小，只有一个阴湿的天井，太阳尚未落山，矮小的土屋就被黑色笼罩，人在屋内感到极为压抑憋屈。即使是这样一个阴暗的空间，闻家也难得独享。翌年初，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昆华农校的住所突遭敌机炸毁，华氏险些送命，惊恐中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安身之所，正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闻讯专程邀请华氏携家眷暂到自己住处栖身。于是，两家共14口人（华家6口），在一个约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隔帘而居，其拥挤之状目不忍睹。遥想当年，闻一多在清华园住的独院大小共十四间房子，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院中绿树成荫，花木葱茏，空气流畅，居者神清气爽。此一时彼一时，两相比对，已是天壤之别。令世人感佩的是，在如此简陋逼仄的环境中，闻、华二人仍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在各自领域里结出了丰硕成果。闻一多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则完成了饮誉世界数学界的不朽之作《堆垒素数论》。
与闻一多等大多数清华教授所走过的清华－美国－清华三位一体的经历大为不同的是，华氏属于少年失学、青年自学成才的典型人物。1910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华罗庚，父亲以开杂货铺养活一大家人，生活困窘。同大多数具有特别天赋的少年一样，华罗庚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罗的数学天赋被同样具有数学才能的老师王维克发现，遂倾尽心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退学后因对数学的迷恋、痴情不改，华罗庚开始在家中自学，每天10小时以上，并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华氏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经人介绍，华罗庚到金坛中学当会计，业余时间仍不忘数学钻研。当时有两份在国际上具有很大影响的期刊，一是1916年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吴永权、周昌寿、傅式说、郑贞文等人发起，成立于日本东京的中华学艺社所办文理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学艺》（1920年迁沪）；一是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等于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美国倚色佳小镇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所办的《科学》杂志（1915年创刊号在上海发行）。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当会计期间，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订阅这两份刊物，以便及时了解数学领域研究的最新发展。1926年，《学艺》第7卷10期发表了数学家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这道数学题早在1816年已被挪威年轻的数学家阿贝尔证明是不可解的，苏式解法与阿贝尔的理论相矛盾，必有症结存在。当时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已看出了破绽，但因事务缠身未能及时撰文批驳，一直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年仅19岁的华罗庚在阅读杂志时意识到苏家驹的解法不可信，经过验算，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于是致信《学艺》杂志指出苏文错误。《学艺》于1929年5月出版的9卷7号登出简短声明：
……前半均合理论，但自第三页第十五行“若将P3写为二项式……”，以下语意暧昧，显与次页下段矛盾，查此问题，早经阿柏（N.h.Abel）氏证明不能以代数的方法解之。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近承华罗庚君来函质疑，殊深感谢，特此声明。
1930年12月，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在《科学》15卷2期发表，此文很快落入熊庆来的法眼，熊在震惊之余向同事们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没有人知道。碰巧清华数学系有位教员唐培经是金坛人，知道华罗庚的一点情况，二人通过信但并未谋面，于是按熊庆来的吩咐，唐给金坛的一位同学写信询问，才知华是一位仅有初中学历的辍学青年。熊庆来得知此情，对华罗庚的遭际与出众的才华产生了爱怜之心，遂与同事杨武之等教授商量把华罗庚调至清华栽培。经得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同意，爱才心切的熊庆来嫌写信太慢，便让唐培经拍发一封电报给华罗庚，简单说明事由并让其快寄一张照片与唐，同时约定北上的时间和车次，以便接站。1931年8月，唐培经按照约定的时间拿着照片赶到前门火车站接华罗庚，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华的踪影，当下车的人快走尽时，突然看到一个跛足青年背着一个包袱一摇一晃地走了出来，唐培经一对照片，发现这位左腿不断在地下画圈的小伙子，正是自己要接的人，不免吃了一惊。华罗庚到清华后，得到熊庆来的热情接待，虽然华氏腿有残疾，但头脑清醒，才思敏捷，对答若素，甚得熊庆来喜爱，熊以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的直觉，预感到华氏“他日将成为异军突起之科学明星”。在熊氏与叶企孙等教授的关照下，华罗庚被准许留在清华园算学系当助理员，经管分发信函兼打字、保管图书资料等事宜，月薪40元。面对诸位前辈的好意，华氏自是感激涕零，知道自己该如何把路走下去并尽可能地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自此之后，华罗庚边工作边学习，只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大学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同时自学英、法、德文，为拓展更大的学术区域作准备。
当华在国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熊庆来、杨武之等教授提请理学院长叶企孙聘华为算学系助教，第四年升为讲师，开始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注意和赞赏，一颗科学新星就此升起。1938年，28岁的华罗庚离英回国直奔昆明，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因华罗庚的人生之路颇具传奇色彩，在学术界名声不小，联大学生有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者便相互打听：“华罗庚是谁？”意思是长什么样？有一天，华氏从联大操场走来上课，于是有同学便指着华说“就是那个瘸子。”
因了这一独特的形象，华氏很快就被全校师生认得了，只是大家认为那位直喊“瘸子”的学生，很有点不够尊师重道的鲁莽与张狂，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狠狠地教训了那个不知人理待道的狂生一顿。不过，据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说：“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儿画圆圈。”
尽管身患残疾，生活困苦，且经常遭受敌机炸弹的袭击，如1940年夏秋的空袭，华氏在逃往“一线天”狭谷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入土中差点丧命即其一例。但华罗庚在昆明的日子总是面带微笑，精神焕发，整个人物的性格与生活态度，颇具有20世纪上半叶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革命人物的味道，此点从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回忆中可窥其一斑，赵说：“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南按：徐后来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们就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正是有了这般乐观旷达的精神和积极进取、坚毅刚卓的校风，才铸就了如此众多虽九死其尤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英雄好汉，才会以辉煌的业绩昭告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华罗庚在陈家营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堆垒素数论》这部在数学领域丰碑式的巨著，正是这一伟大时代的优美学风，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同孕育的丰硕果实。
在这部大著的论证中，华罗庚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向世人展示了华氏在关于“素数变数的三角和估计问题”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超人才华。书稿完成后，华罗庚寄交重庆，由教育部组织一流的数学家进行审阅。当老一辈杰出的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暑热，在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时，几度击案叫绝。稍后，中国数学界对华氏的专著给予崇高评价，这部著作也因此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仅一名），华罗庚由此成为中国的“数论之父”。同年，华氏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亲自审阅，对方以高度的惊喜之情电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苏联科学院以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的序列，出版了华氏的著作，整个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特地为华罗庚塑像，并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当年熊庆来的预言终于成为现实，华罗庚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世界数学领域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成为明星的华氏没有就此止步，又开始了矩阵几何等方面的研究，向更宏阔渺远的领域迈进。许多年后，当华罗庚回忆在昆明陈家营与闻家同室居住并双双取得辉煌成果的往事时，不禁欷歔感叹，曾赋诗一首，借此表达了两位教授在艰难因苦中不屈的精神与深厚情谊。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1年夏，闻一多携家离开了陈家营，搬到茅地村一个破庙里暂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个不大的叫司家营的村子居住，这是闻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也是闻一多由一个学者变为“斗士”极其关键的转捩点。梁实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自己并不知晓的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等一切“斗”缘，都在这里肇始并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痕。
1944年西南联大举行五四文艺晚会，闻一多发表了题为《新文艺与文学遗产》的讲演，这是闻一多正式走到前台亮相，由学者转变为一位政治“斗士”的重要标志。后来，闻一多离开了司家营，携家来到了他兼课的昆华中学居住。自此，政治风潮愈演愈烈，闻氏以他的诗人性格，于风高浪急中踏着浪尖前行，终于被滚滚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事实上，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梁实秋通过杨振声等人的口，对闻一多的情形还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实秋和梅贻琦等人的看法，闻一多之所以成为“斗士”，主要与他生活穷苦有关，当然还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暗中拉拢与助力，尽管二者不能形成决定的因果关系，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联大教授的穷苦，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若干岁月，都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正如梁实秋所言：“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南按：陆续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说的在昆明时一家八口是指闻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像许多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受远古时期流传“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圣人之言浸湮，大家闲来无事，便铆足了劲搞生孩子比赛，多者自然成为赢家，少者自是输家，若生不出一个男孩，则被时人称为“老绝户头儿”，等于是失败的人生。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大家庭随之产生。而在地虽大但物不博，积贫积弱，正处于物价飞涨的战时的中国，作为家庭的支撑者，在经济方面所承载的压力之巨与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从可考的资料观察，闻一多在战前的清华园时代，虽生活条件优越，鉴于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历史原因，似无多少积蓄。一个明证就是战争爆发后，学校决定师生由长沙撤往昆明，闻一多主动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这一事实。此前外界的宣传大多是说闻氏当年之所以如此，是内心装着如何伟大崇高的理想与道德，才决意随团步行赴昆，事实并不尽如此。行前，闻一多在给其兄闻家骥的信中说得清楚：“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同年2月16日，闻一多写给父亲的信中，再次说道：“前函云乘汽车经桂林赴滇，今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信中可以看出，得经验与得金钱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大。此时离卢沟桥事变才半年的时间，物价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如脱缰野马一路飞腾，陈寅恪诗中所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的局面，则是1940年之后的事情。假若战前闻氏手头有些积蓄，何以会为六十五元路费而作出千里步行的决定，并视为一件要事专门向家人作书禀报？
在闻一多到达昆明转蒙自文学院任教后，他给妻子的信中再次提到经济问题：“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到二、三、四（共）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当时清华仍握有美国赔款的部分基金，在三校中最为富有，但怕刺激北大、南开两校，求得师生间的平衡，清华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小心谨慎。
此时闻一多虽手头不算宽余，对生活仍充满信心，只是后来随着积蓄用尽，物价飞涨，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战火进一步蔓延，沿海与东部陆地人口大批南迁，昆明人口猛增，物价飞腾暴涨起来，闻家的生活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养家糊口，同大多数教授一样，闻家除了借贷就是变卖衣物，生活几近陷入绝境。就在这年的冬天，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寒风凛冽，他只得以长衫和一件破旧的羊毛衫御寒，不到一个星期就得了感冒病倒在床，妻子高孝贞只好含泪向其他教授借了一点钱，把那件大衣赎了回来。有联大同事看见，为了节省开支，寒冬腊月，在微明的晨曦中，闻一多率子女们到陈家营村南边的一条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处境十分凄凉。到了第二年春天，闻家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所有衣物全部当尽卖空的困境中，闻一多一咬牙，决定把自己从北平带来的几本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换钱买米。对于一个整日与书打交道的学者来说，变卖自己心爱的书籍，不啻挖割心头之肉，其切腹之痛非亲临其境者不能领会。当他把几本书捧送到联大图书馆时，满面凄楚地叮嘱管理人员：“一定要把书看好管好，等将来回北平，我一定要把它们赎回来。”话毕，眼里闪着泪光。令他没有想料到的是，未能回到北平，就身死异乡成异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