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与曾昭燏皆出生于清宣统元年（己酉年），只是曾氏出生于农历正月初八，夏鼐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按中国传统历法的算法，曾昭烯生在年头，夏鼐在年尾。但按西历计算，夏鼐出生时已是1910年2月7日。比曾氏小一岁。

    从曾、夏二人赴英国留学的时间排序看，曾在前，夏在后。曾昭燏由上海动身时，夏鼐正在安阳从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直到这年的8月7日始离上海。尽管曾、夏二人人学时间相差几个月，但同拜在叶兹教授门下就学，属于同年同师真正意义上的同窗。因吴金鼎早已入学，且同为叶兹的学生，曾、夏二人自然尊吴氏为学长，或按武侠小说中的排行称为“大师兄”是也。

    同祖上曾文正公常年撰写日记的习性一样，曾昭燏留学期间写有大量日记，其兄曾昭抡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大概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恒”的一种家风的再现。曾昭抡的日记大多在战乱中遗失，而曾昭燏日记原藏于曾氏后人曾宪洛家中，惜“文革”被抄没，只有少量残存。从南京博物院于2009年曾昭燏百年诞辰期间编辑印行的《年谱》所引曾氏部分日记、信函等材料可见，曾昭燏在英国留学期间，除了随导师读书，还有机会参加实际的田野发掘工作，生活颇有趣味，也是一生中难得的短暂的幸福时光。1935年10月，曾昭燏奉导师叶兹教授之命外出作考古发掘实习，在30日这天，她给堂兄曾约农写过一信，叙述了自己的学习生活等情况。信曰：

    二哥则鉴：

    妹走入考古一途，事亦滑稽。妹在国内，虽曾起此一念，然自问于此道，毫无根柢，念亦旋消。到英以后，顾小姐力劝妹入维斯堡校补习。因上期是学年最后一期，各大学例不收新生。妹以此校之设，似专门为各殖民地之公民训练的，于妹以不甚须。故妹未上此校，而往伦敦大学各学院接洽旁听。同时请用一教员补习德文及英文。故上期除私人补习外，在伦敦两学院旁听，欲在此一期从容考虑。因妹在中大所学是中文，于英国任何课目均不相衔接。不意伦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叶慈，系研究中国及印度佛刻铜器等艺术，现任中国考古及美术学教授，见妹大喜，即令为其校之旁听生。于妹基本科，如人类学等特加教习。再三劝妹专心就学此地。如此一期之久，下期已成不可离之势。妹亦不知其然而至此也。然录于此地亦甚满意……国土日蹙，强邻内逼，诚不知二三年后国家如何也。妹在此，遇三姐（南按曾宝荪）之前后同学数人，皆盛言三姐的天才，并问近状，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学问才能十倍于妹，为艺芳终身牺牲，妹何以不能？……恺姐（南按：俞大絪，字恺芳）在牛津甚忙，大约明年可回国。妹因教授之命，来此地作发掘工作三星期，日与锹锄泥土为伍，亦觉有趣。拟于明日返伦敦。因闻恒姐（南按：俞大缜）将于后日来英，妹往迎之。恒姐到后，即将往牛津。妹在伦敦居一二星期，亦往牛津。四姐（南按：堂姐曾宝菡）已抵英，有信与恺姐，托于牛津觅屋。家人骨肉能于万里相聚，何乐如之？……11月1日，曾昭燏接自国内来的姑表姐俞大缜（恒姐）往牛津与二嫂俞大絪会合。至此，曾、俞两家表姐妹在英伦读书人数达四人，一班心性高洁的才女相聚于千里之外的异国校园，曾昭燏的快乐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36年，曾昭燏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馆收集散失在英国的中国铜器资料，为写作硕士论文做准备。这年6月19日，曾氏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内容不但关系她的留学生涯和治学路数的抉择，还牵涉到同在伦敦大学的夏鼐和吴金鼎。从这封信中，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考古界新生代中，最有希望的三位考古学家的留学生活以及当时的处境。信曰：

    孟真先生：

    ……前两个星期，夏鼐给您写与他的信给我看，您和他讨论他求学的问题，并要他转告我，我很感谢您的好意，所以今日冒昧地写信和您商量……当然在此地（Courtaulld　 institute）也有相当的好处，第一是伦敦大学各学院的课程很多，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听讲做实习，例如这一年来我和夏鼐、吴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学院上课，夏鼐上的尤其多，第二论文可以马虎一点，而腾出较多的时间来学习其他的课程，不过根本而论，我们到外国来，应当学外国的东西，中国考古是无从学。

    您信上说中国考古学之发达须有下列专科之研习者：

    (1)Preory.

    (2)Egyptology.

    (3)Assirriology(?)IncludingAncienAsiajunior.

    (4)ClassicalArchaeology.

    (5)ByzantineandArabicArch.

    (6)IndianArch.

    (7)OceanicArch.

    (8)AmericanArch.

    但是在英国对于考古并不十分完全，例如（5）（7）（8）是完全没有。关于“史前”的考古，爱丁堡是很有名的，但因地方小，钱太少，设备不十分充足。剑桥似乎也有一点，但我们不十分清楚。您信上说“中国学史前的已有数人”，劝夏鼐不必到爱丁堡去，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讨论。关于Classical的，伦敦大学和牛津都有，但多注于艺术，尤其是雕刻，似乎和我们无大关系。“印度考古”伦敦大学也有少数的课程，但十分的不完全。伦敦大学考古部分最好的要算“埃及学”，其次便是“近东的考古”，包括米索波大米伊兰等。夏鼐大约决计学埃及学，我本来也想学埃及学的，已和教“埃及学”的教授接洽过，他表示欢迎，但夏鼐既学此，我不想学了，因为用不着两人同学一种。夏鼐劝我学“近东”的一种，巴比伦或伊兰，并劝我放弃一切科学的课程，如“测量”“制图”“地质”“人类学”等而专从事于“文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也是很有用处。我自己想也是这个方法最好，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比较于文字和历史用功多，而于科学用功少。但我许多的朋友反对，说既然有机会，何不多学点欧洲的文字，何必学这种“死语”干什么，恺姐也是反对的一个，恺姐说“与其学埃及、巴比伦的东西，不如学点梵文”，但我知道学梵文的中国已经有了，陈六哥（南按：指陈寅恪）和许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对于此事觉得如何？

    我还有私人的问题，我在国外读书，以前是家里供给，现在是老闻供给，但老闻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给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国，只有一年了。您给夏鼐的信说“不必学有所成，即学到半途而返，犹有用处”，假使我把这一年的工夫专学近东的文字和历史，您觉得有用没有？

    您信上又说“夏鼐与吴金鼎从叶兹读书，无非备其顾问”，当然呢，我也是顾问之一，但我在此地读书，或者可以借叶兹的力量，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延长一年或两年，此事虽不可必，但有五分可能，本来是互相利用的性质，他利用职权（利用）我的学识，我利用他的金钱，也无所不可。我假使得了奖学金，便势不得离开此地，而势不得应酬式的写篇论文，但写个关于中国东西的论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横竖是骗人的，他们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来学其余的东西，您以为如何？现在我总结的问您几个问题：

    （一）假使我不能得奖学金，那我在英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应当学什么？还是学点科学的方法？还是学一种文字和历史？不读学位，在中国有没有关系？

    （二）假使我能得奖学金，则在英国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时间，除写一篇论文外，其余的时间，应当向哪一方面研求？

    我没有写信和老闻商量，也没有和家里其余的人商量，因为他们于中国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于外国考古学尤其不懂，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您知道老闻很深，一定能相信我一切的话都是真的，最后请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给别人看。

    ……曾昭燏写这封信的时候是27岁，其思想成熟或者说对世事洞察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她的同龄人，真有点当年曾国藩为官处事之老辣世故的意味。尤其是后几句，更见其道业之深和非同寻常的魄力。夏鼐是作为清华当时唯一一个留英名额，以中英庚款的名义公派到伦敦的，在他的身上肩负着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考古界前辈的热切期望，以及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途使命，傅斯年与李济对他自是关怀备至，殷切之情溢于书信往来之中。曾昭燏没有这份运气，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和自身利害计，她内心颇有些不服气，并对傅斯年有责怪的意味，因而便有了你“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为何不能一视同仁地也来指导我一下的怨气与期望。可以想象的是，以曾昭燏处事之老成，如果此信是写给李济或梁思永等诸前辈，是断然不会如此直白剖露心迹的。之所以在傅斯年面前敢如此大胆地放言，是与下面那句“您知道老闻很深”有很大关系的。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綵结婚已近两年，而俞大綵的同胞姐姐是俞大絪，俞大絪即是曾昭抡的夫人，也就是曾昭燏的嫂子。既然傅斯年与曾昭抡是连襟，那俞家、曾家与傅家，就自然地具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亲情，且傅斯年与曾昭抡夫妇私交甚笃，又加上陈（寅恪）家、俞氏家族与曾家有着三代姻亲的旧故，此时的曾昭烯自然要把自己放在这一个盘根错节的姻缘圈子里，并以小妹的身份向傅斯年来一番略带撒娇式的告白。

    可以想象的是，绝顶聪明的曾大小姐在伦敦大学那雾气升腾的美丽夜晚，独自一人在斗室里纵情泼墨挥洒之时，也一定感觉到了这封信所言“一切的话都是真的”，甚或觉得太过于“真”了。这才有了让傅氏看完信立即烧掉的警示。恰恰是这最后的警示，更见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心照不宣的真性情，以及当年曾国藩于营中灯下密谋机要时谨小慎微、处处提防的影子。——当然，信中除了真诚的道白，并没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狭隘自私之处，相反还真诚地透露了曾大小姐要以“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的远大理想，足见其眼光之高，胸怀之广，气魄之大。或许这便是傅斯年终未将信烧掉，并把这一历史见证有意无意地留给后人参阅的原因吧。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致函“少负俊才”的长子曾纪泽说：“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这一全靠“自己扎挣发愤”“从短处痛下工夫”的精神，在曾昭燏信中亦不难看出。如此不让须眉之气，不知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父权文化下女性的“他塑”，还是女性本身的“自塑”，或者兼而有之？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坚持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接到信的傅斯年对大洋彼岸这位翘首以盼的曾大小姐作何答复，因公示的资料缺乏，无法妄加推断，但曾昭燏似乎没有学习近东或巴比伦等文字，主攻方向还是中国的历史、古文字和新兴的博物馆学。这个选择除了傅斯年的旨意，恐怕与李济的影响和指导大有关系。1937年1月21日至4月7日，李济应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及瑞典王储、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邀，赴欧洲讲学和学术访问，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期间，吴金鼎、夏鼐、曾昭燏陪同李济至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皇家亚洲学会等处活动和讲演，参观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大学学院博物馆等地，并帮助李济联系英伦的考古界专家，先后陪同会见了伍莱、惠勒、赛利格曼、格兰威尔等著名学者。就在李济抵达伦敦不久，突患一场重病，住了二十余天的医院，幸亏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悉心照料，才算康复得较好。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李济在英伦期间，与吴、曾、夏等学生过从甚密，并且“非常关心这几位青年朋友的成绩和他们的去向，时常约请他们讨论，探询他们的志趣。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动员这几位青年人回国后到史语所和中博去工作，最后果然都实现了”。

    据南京博物院档案显示，这年3月，曾昭燏允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每月百元津贴，并要求曾氏择机赴德国考察，借此研究博物馆学。这份档案和上述信函，连同个人回忆等基本证实，这一时期，傅斯年与李济对曾昭燏攻读方向和治学路数进行过具体的指教，曾氏接受了傅、李的好意，攻读门径与治学路数随即拐弯，先是从课堂与纸面转向了广阔的田野，再是从中国和近东的学术目光与研究理想，转向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博物馆学科。这个转变无论是对曾昭燏本人，还是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博物馆学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转移与突破。中国文化中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曾昭燏身上再次得到了生动鲜活的体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这部大著，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结束学业，与曾昭燏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e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使刚刚告别同学加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此时曾昭燏认为，抗战爆发，祖国最需要的是枪炮弹药与军队的勇武牺牲，而学化学可以像汪兆铭、蔡元培、喻培伦、黄复生、任鸿隽等老一辈革命党人一样制造炸弹，把侵华日军的战舰炸个粉碎。只是自己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怀揣这样的心境，曾昭燏经常与在柏林留学的袁炳南、吴大任、赵九章等中国留学生聚会，每次见面，总是谈论国内战争形势。当从柏林的华文报纸得知“北方将士抗战之艰苦情形，而人民逃避一空，救护无人，饮食不给。有饿死者、有自投河死者、转徙流离以达到后方救护所在者盖无几”的悲惨酷烈情形时，曾昭燏悲伤哀痛，心绪不安，归所后久不成寐，只有借助日记抒发心中的慨叹。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曾昭燏写道：“此伤心惨目之情况，真不忍言。余尚偷生此间，过欧洲人之普通生活，真何以对我战士耶！”11月14日晨，曾昭燏与中国留学生杨允植，同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德国的军事家蒋百里秘书谢君处探访消息，“闻其言，心绪更为不宁。又闻傅作义将军战死之讯，悲痛不能自已”。（南按傅氏之战死属误传）11月21日，曾昭燏往听蒋百里、张彭春演讲。当蒋氏讲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时（南按：蒋百里在他的《国防论》扉页上曾强调了这句话），心情为之振奋。但曾氏亦亲眼目睹演讲后的侨胞大会上，“两派争执几至动武”，于是大起反感，愤然道：“至今日党见犹不解除，事之可悲观者，孰过于此！……战败不足悲，惟今日国人而尚不能团结，则真可悲也。”

    此时，曾昭燏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和抗战的帮助，莫过于做好目前的份内工作，待学业大成再为国效力。想到此处，遂强按悲怆心境把自己埋于学问中。12月8日晨，曾昭燏一出家门，即见德报以大字登载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触目惊心，心痛欲裂”。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只是因为昨日说过自己必往，觉得“不能失信”，于是，“在车站徘徊良久后，仍决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学生会阅报，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误传，心中“为之稍定”，同时认为“其实南京之失，于我战略无大关系。徒以为我首都观瞻所系，不由不特别关怀也”。这天深夜，曾昭燏悬着的心仍未放下，乃写信向朋友询问国内真实战况。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访学的北大教授向达信函和所附《泰晤士报》一份，知“南京沦陷，盖旦夕间事”，心情又陡然沉重，发出了“感痛何极”的哀叹。12月18日，正在史前古史博物院上课并实习修补陶器法的曾昭燏，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确实已经失陷的消息，顿时痛苦失声。恰在此时，有一与曾氏同室修补陶器的工人询问中日战争情况，令曾氏有“出语伤人”之感觉，曾昭燏愤恨至极，“恨无手枪击之”。只是考虑“彼非有意，盖教育程度不够”，方没有动手胖揍这个不懂事的家伙一顿。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在学习的同时，仍关注国内抗战情形，并与同学好友以及由巴黎至柏林访学的向达、吕叔湘等竟日交谈，对归国后的前途一片迷茫。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课程，与指导业师Brittner教授和实验室同事依依惜别。想到国事家愁，前途暗淡，不禁流下了热泪。

    2月1日傍晚，曾昭燏踏上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在德意志博物馆蔡司（Zeiss）教授指导下，到巴伐立亚国立博物馆、德国民族博物馆、人类民俗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参加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实习工作。鉴于曾昭燏在异国土地上展示了中华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深厚的治学功力，英国伦敦大学欲让其留校任教。2月5日，得到叶兹教授相聘为助教的信函。曾昭燏接信后，当天复信许聘。3月24日，曾昭燏结束了在德意志博物馆的实习任务，前往柏林国家博物院与导师等人见面后，于1月16日返回伦敦，19日正式出任伦敦大学叶兹教授的助教，主要从事教书及编目工作。按曾昭燏当时的设想，如继续在本校工作兼学习，最终斩获一顶博士帽子，无论是凭本人的学识，还是与导师的真诚或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年3月12日，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吞并奥地利，引起欧洲动荡不安。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任叶兹助教期间，曾昭燏陆续完成了论文《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和《博物馆》等两部专著初稿，后在国内出版。

    1938年6月3日，曾昭燏在伦敦大学工作整日，并得到硕士毕业文凭。据曾氏在后来提交的自传中说：“暑假时，伦敦大学举行盛大的典礼，授学位给上年的毕业生，发了通知给我，我不去，心里想：‘祖国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战的时候，我何必去参加这种为个人荣誉的典礼！’我只写了封信去，让学校将文凭寄到我寓所来。”另据她当天日记载：“二年工夫只此一纸而已。”

    6月10日，曾昭燏闻“广东遭敌机惨炸。平民死者已达五六千，惨不可言”的消息，发出了“此真百世之仇，不可忘也！”的愤慨与悲鸣，遂坚定了尽快回到祖国，与人民一起受难的决心，并写信向家人讲述这一打算。8月1日，曾昭燏收到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大哥曾昭承信函，谓中国已战火遍地，混乱不堪，抗战前途甚忧，“力阻其归国”，曾昭燏一时“心绪颇乱”。经过几天的思考，仍坚持返回家园。8月21日，驻美大使胡适赴伦敦中华协会演讲，曾昭燏前往听讲，并与胡适“略谈”，且“印象甚好”，认为“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从这条日记推断，此为曾氏与胡氏的初次谋面，而这次交谈为日后二人交往埋下了伏笔。9月14日，曾昭燏归国的决心已经下定，并写一航空信至柏林的朋友杨允植，让其代定二等船票。次日，曾氏应威格纳尔（ignall）教授午餐，席间，幽默风趣的威格纳尔讲了许多他当年在中国北平访问时的见闻趣事，说有一次与一美国人往看明陵，同乘一汽车前往，并雇一向导。因道路崎岖不平，那位美国人大为抱怨，并问向导：“此路何时所修？”向导从容答道：“大概两三千年。”美国人遂哑然而不作声。曾昭燏听罢，一股复杂的情愫涌向心头，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如今却面临被外虐大卸八块的灭顶之灾，不能不令人备感神伤。当天晚上，她把自己决定归国并已定船票之事告知夏鼐，得到了夏的支持。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由夏鼐和另外两位朋友送到维多利亚（Victoria）车站。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氏以略带伤感和恋恋不舍的心情写道：“别矣，伦敦！”

    26日，曾昭燏由柏林抵达巴黎，此时欧洲战局更趋紧张，巴黎民众人心惶惶，开始逃难。因一时不能成行，遂独自到卢浮宫一观，因时局混乱，那里已闭门谢客。正在怅然中，有一守门人问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曾昭燏抬头答道：“中国人。”对方听罢大为欢喜，说我们两国人都是朋友呵！遂向曾昭燏送了一个飞吻。曾氏见状，心头的阴霾消了一半，心想法国人的愉快性情真非英国人所能比，笑意中，也学着法国佬的样子给了对方一个飞吻，对方大为高兴。晚八时许，曾昭燏登上火车前往马赛港，夜色朦胧中透过车窗向外看了最后一眼，心中默念一句：“别矣，巴黎！”

    9月30日，曾昭燏踏上了由马赛港起程的轮船，向东方故国驶来，同船有中国留学生费孝通等数人为伴，倒也不显孤寂。10月22日，曾昭燏一行在越南西贡上岸，此时传来广州失陷的消息，顿感“晴天霹雳，闻者皆面无人色，大事从此去矣！”

    经过几番周折和长途跋涉，曾昭燏等终于在29日上午接近国境，众人见到久违的国内风物山色，不禁触景生情，又“遥见一穿灰色衣之士兵荷枪而立，几为之泪下，看见其老迈龙钟之态，不免失望”。经过一天的颠簸，下午六时抵达昆明，与前来迎接费孝通的友人李君一同到居住在昆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家中晚餐。餐后乘黄包车到西南联大找二哥曾昭抡，到校后方知曾昭抡到重庆开会未返，而时在联大读书的三妹曾昭鏻亦居亲戚尹家，不在校内，遂大为失望，幸得曾昭抡同事介绍表哥俞大绂在此，方喜出望外，立即找寻交谈，并知道家中所有人的消息，久悬的心始落地。

    第二天，曾昭燏与俞大绂谈及归国时，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疮痍，难民成群，民族危殆，欲暂时舍弃学术研究工作，做一名战地新闻记者，以便更直接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这一设想，除了曾昭燏对国难的焦虑，以及受爱国人士勇于牺牲精神的感召，在她的血液中，还暗伏着作为一名政论家和记者的因子。早在1927年，正在长沙艺芳读书的曾昭燏经历了“汤翯事件”。当时国民党正在北伐，一年仅17岁的女中学生汤翯，无父无母，家境清贫，平时并未涉足政治，因被国民党特务在其枕头中搜出共产党的传单而被捕。尽管汤翯声明这份传单她并不知情，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所为，但仍被关入监狱。事后查明，该传单为一左翼学生陈姓同学所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视汤翯为亲共分子，决定施以严刑。曾昭燏与汤姓同学平时来往密切，眼看好友蒙冤被难，挺身而出，不顾亲友的反对和自己被牵连的危险，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道设法营救，一面为其写法庭辩护词，一面让汤翯的婶母到庭长的姨太太处说情，公私两面夹击。但终于无果，汤翯被当做罪犯游街示众后惨遭砍头，遗体弃市，遭到凌辱。身临其中的曾昭燏目睹了惨痛的一幕，又在汤翯一个在教会做事的姐姐处读到了遇难者临刑前留下的一封带血的遗书，伤心欲绝，心灵备受刺激，难以释怀。1929年，曾昭燏就“汤鬻事件”的真相撰文在《新社会》杂志第9期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倾吐了积郁在心中日渐膨胀的恶气，痛苦愤懑之情稍感缓解。此为曾氏第一次发表时事文章，也是她萌发日后成为一名报刊评论家和记者，揭恶扬善，传达民众心声的志愿的发端。1951年，曾昭燏在向中共组织撰写的自传中，专门提及这件往事，并坦承自英国回来后想当一名战地记者，为抗战服务的想法就缘于此。

    只是，曾昭燏的记者之梦刚一萌生，就遭到在昆明的亲友特别是俞大绂反对。俞认为眼前这位曾小姐过于天真，对国内抗战情形亦不够了解，徒凭一腔热血欲弃多年的学术造诣不顾，去做一个并不熟悉行情的战地记者，于国于己皆无益处，还是以教书和进研究机关为正途。曾昭燏亦觉俞大绂所言有理，遂打消了做一个记者的念头，于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居之处拜见李济。5日，曾昭燏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6日，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俞大綵一家居处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明确表示支持曾昭燏进中央博物院筹务处工作，并对曾的事业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10日，曾昭燏突接一亲属自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谓曾昭承来信，嘱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别傅斯年夫妇搭车返回昆明。时俞大绂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聘书相示”，但曾昭燏思母心切，无暇顾及。当天下午，由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曾昭媚相送曾昭燏至汽车站，“别时不觉泪下。此去湘中烽火万里，未知能生还否也？”按当时的行程计算，由昆明至湘中至少需要十二天，且时逢战乱，凶险莫测，故姐妹俩深感悲戚。

    当曾昭燏乘车抵达桂林时，接曾昭承电报，告母似已逃出湘乡，正向西南奔徙，嘱其留桂探候。曾昭燏闻讯，立即在当地登报，并留有时住桂林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址。11月23日，突有一个叫陈昭熙的表姐找上门来，谓家乡沦陷，熙妹与母亲及一男工逃出湖南抵达桂林，正准备赶往昆明投亲，想不到在此地看到了报上的消息，真是曾家祖辈烧了高香，才得到这异地相逢的因缘。曾昭燏闻讯，悲喜交集，立即随熙妹到下塌的旅馆，母女相见，自是一番热泪与亲昵。

    经过一番旅途周折和千辛万苦，曾昭燏母女及随行的亲属经贵阳、越南海防等地，总算于1月19日到达昆明，与家中在昆的亲人团聚。也就是这一天，曾昭燏首次见到了刚从重庆回昆、分别四年的二哥曾昭抡，其亲近欢乐之情非外人所能体会。第二天下午，曾昭燏来到西南联大宿舍，与曾昭抡、俞大绂交谈未来工作事宜，俞大绂告“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以‘考古讲座’名义邀请其至金大工业讲学”，曾昭燏以“余心在中央博物院”而辞职谢了陈校长的好意。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位居李济一人之下而统揽实际上的全局事务。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

    ——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的序幕由此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