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期刊是个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间，兰熙和我这顾问之间的热线电话从来没有停过。电话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便须见面，譬如书稿的编排，与新的译者见面，分享好文章的发现，文字推敲的喜悦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参加教授访韩团期间，结成谈心的朋友，回台后也常参加我和兰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来。十余年间，每月或隔月聚会，每聚都兴高采烈地说最近写了什么，译了什么，颇有各言尔志的舒坦和快乐。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十六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统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和郑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间客房。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待做渍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与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倦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日本，十余天中，两个人休戚与共，有许多的感想与看法可谈。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潜六年，精译的日本经典之作。由《中外文学》以五册形式初版，应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学术译本，令我甚为佩服。文人好谈不朽，这才是不朽的功业。在我们聚会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样子，常常是那个“你爱谈天，我爱笑”的笑者。发表意见，也是语调沉稳，不着急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她比我年轻十岁吧!之后，她接续译成、。就在我们四人一次餐聚时，海音说要帮她出版新译的《和泉式部日记》。下个月再聚时，初校本已印出来了，海音问她可否在一星期内初校完成，我在旁说:“大概三天就会校好。”果然，这本雅致的书，加上郭豫伦先生的封面设计，不到两个月。纯文学出版社最后的纪念本已经问世了。

    不久兰熙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她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等等。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新。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说些什么呢?”那天正好我们正忙着季刊一百期纪念号的封面，文月正帮我剪许多桂树的叶子，贴成一个桂冠花环，中间嵌上刊名，Chinese PEN 100"。不久梅新病逝，我们觉得那天好似来作告别。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有二十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一九九九年出版《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师友相聚情景。此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她的虞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

    文月离开台北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灯也熄了。

    我从台中搬到台北后，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后梁实秋先生签赠他悼亡妻的《槐园梦忆》，很多人颇为他伤心，那是我对台湾文坛的第一个记忆。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槛）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隐地称之为“台湾一半的文坛”。有《国语日报》、《联合报》和《纯文学》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这里也遇到几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瑶和我始终最佩服的潘人木。

    孟瑶自以《心园》成名以后，二十年间有四十多本小说问世，书店都以显著地位摆着她的新书，如《浮云白日》、《这一代》、《磨剑》等。相当受读者欢迎。

    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篇《江河汇集成海的六0年代小说》分析:“这些篇小说的题材都来自现实人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剧。孟瑶擅写对话，在流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一些代表人物对世事变迁的态度。她小说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见长，多是一种独立性格的人，在种种故事的发展中保有静静的刚强。”也许是她写得太多了，大多是讲了故事，无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书，缺少凝聚的力量，难于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来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台湾文学系所中会有研究生以孟瑶为题，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0至七0年间一幅幅台湾社会的人生现象，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她是以知识分子积极肯定的态度写作，应有时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瑶几乎是同时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前者是外文系，后者历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挞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艺创作》月刊社征文的二奖，虽是“反共小说”，却以真正的沉痛写抗战时期青年的愤怒和热狂，政治的巨浪在一个女孩人生举步之际卷走了她，淹没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学、远走延安，再归来已家破人亡。过了三十年再写《马兰的故事》，以精炼的文字写乡土风光。人物内心的反响，占全书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虽不浓烈，全书却是艺术之作。

    她后来继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哀乐小天地》之后，十年间只创作一、二篇短篇小说，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袜》以及二00六年逝世前两个月创作的《一关难渡）。堪称艺术精品。

    我从台中“进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说的政治高潮已过，但是我仍赶上尾声，对于张爱玲、陈纪滢《茨村传》和姜贵有及时的认识。其实，对于他们的时代记忆犹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从那天地中出来。所以能虔心诚意地写我那篇《千年之泪》和《时代的声音》。姜贵来台湾时已五十岁，经商失败，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顿，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创痛中以大叙述之笔，错综复杂地描写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个山东大家族在共产党窜起之际的兴衰，他的和《重阳》必能传世。近半世纪后，此书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写《旋风中的绣花鞋》详述我对传统中女子的处境最强烈的反思，可是历史上的斑斑血迹，已非今日女性主义者的课题，后来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研究。王鼎钧的小说《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涡》是我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学怀乡作品。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二00九年三月刚出版的《文学江湖》，真是文人一生梦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钧的才华和坚强性格才能完成。和记述一九四九年前后苦难的早期出版的王蓝的《蓝与黑》、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彭歌的《黑色的泪》、纪刚的《滚滚辽河》，都是传世之作。

    自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之后，不仅持续读所有的创作新书，我也经常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吴三连等文学奖评审，一直是个认真读作品的评审。笔会季刊有一个很大的初选来源，使是隐地主持的尔雅出版社年度小说选（一九六八~一九九八年）。三十一年间，每年的编选可说是台湾文学点将录，所以仍如当年初编选集时一样心胸——“放眼天下”。

    隐地是台湾文坛一个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后来也成为好友。他由文艺青年起家，二十多岁主编《书评书目》月刊，评论水平高，对台湾文学发展有相当影响。凭借一颗爱文学的赤诚之心创办尔雅出版社，三十三年来，每年固定出二十本书，不受时势影响。出版的六百六十本书，清一色是文学创作，诗集、诗评、诗话竟达一百本。隐地《涨潮日》写父亲由上海来台的种种坎坷和自己童年在台北的困窘，真切坦率，虽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书却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

    相对于大出版公同如联经、时报文化、天下文化、远流等，与尔雅并称为“五小”的洪范、纯文学、大地、九歌出版社，是当年文坛佳话。都是由作家创办经营，专印行高格调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推动有不朽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和谐，见证了一个“文人相重”的良性发展时代。

    台湾文学以中文写作，以沈光文结东吟诗社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长达三百余年。中间虽经日本占据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语，台湾人以日语创作之文学流传至今，且得到中译与多方面的研讨者，赖和、吴浊流、龙瑛宗、杨达、吕赫若等，都已获得尊荣定位。而一九四九年后来台的作家，六十年来，写尽了漂流与乡愁，对父祖之乡，骸骨的留恋，终也被岁月淹没。但是他们的作品已融入台湾土地，战后生长的孩子，大约都未分省籍地“读他们的书长大的!”在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社团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庆祝会上，钟肇政、叶石涛、纪弦、林亨泰、余光中、周梦蝶、洛夫、痛弦、杨牧、吴晟、琦君、林海音、黄春明、白先勇、李乔、郑清文、张晓风和席慕蓉……并肩而坐，笑语盈盈：被政治选举语言撕裂的读书人，怎能否认，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台湾文学的土地，使它丰美厚实，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学面前，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