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们的老总一直在吹胡子瞪眼，因为正值编版高峰期，但办公室却空空荡荡，像被鬼子刚扫荡过似的。什么叫万人空巷？这就是。

    这群编辑、美编、校对乃至组版员，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基本上头顶还未衍生白发。他们的脸上笼罩着一种红苹果般的光芒，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属于早晨八九点钟的青苹果，而是濒临腐烂的正午的果实，每个人都抻长了脖子，在报社的顶楼痴痴地守望。这样的情景容易让人想起等待喂食的鸭群，但他们其实是在等一个老男人，那男人叫罗大佑。

    老男人来了。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抹着鼻涕上去啃他。你见过皮裙女郎啃里的马龙·白兰度吗？同理，被称为“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也无福消受这种礼节。教父这个称谓有点阴郁，有点肃杀。

    老男人开讲。背景是一张大幅海报，那一年他在深圳开个唱，雨水倾泻下来，让他看起来像一只从雨夜里浮起的孤魂野鬼。老男人说起往事，比如张艾嘉，比如给《东周刊》写专栏。他还说起自己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幼年自台东而台南，而台北。

    忽然懂得罗大佑为何要谱余光中的《乡愁》了。我也是客家人，明白客家这个族群宿命的行走和离愁。客家有古训：故乡即异乡，异乡即故乡。罗大佑身为客家，身处孤岛，其间的恓惶不难想见，正如国民党遗老于右任所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老男人罗大佑还在喋喋不休地翻动嘴皮，忽然停下来，要啤酒。前年我采访十强赛后折道北京，晚上在宾馆看电视，他正接受北京台的访谈，面前便放了啤酒。几年过去了，酒徒还是酒徒。

    他没有傲气，这是一种过气的象征。罗大佑是什么？一个缅旧的符号，一根曾扎进我们内心的锈针，无他，仅此而已。

    2000年，深秋，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一个年过四旬的中年男人从浙江驱车狂奔数百里赶来，在周围歌迷的呼啸声中，抖抖索索地拨通了十多年前大学初恋女友的电话，和她一起重温曾经彼此熟稔的罗大佑。他将手机一直高举在空中，直到耗尽最后的电池。中年男人一直流着泪。

    2001年，深秋，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的队员们发足狂奔庆祝出线，数万球迷发出电锯般尖锐的嚎叫。我虚弱地举起手机。手机那端，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情人。我讷讷地说：听听这珍贵的噪音。

    那晚，罗大佑说，听一首老歌，便会忆起旧时的情境。我想这大略是对的。2月18号，罗大佑要在广州开个唱。我准备春节回家时，把原先的望远镜带来，然后，用这记录过无数比赛的旧镜头，看看罗大佑，顺带看看那些无法招魂的青春，以及死于岁月深处的记忆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