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机构中。

    1929年，毛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中一个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个总算闯关过卡回来了)。

    毛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的命。傅连璋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在江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生病期间的举动得到说明。朱德好象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开瑞金去“发动群度”了。

    谁也不知道毛在听到朱德的这种无益的妥协时有何感受。无论如何，朱德的从命收效甚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毛的路线上来了。

    到1929年末，毛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出时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象一个杂耍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了论战。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坚持说：“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是对朱德的批评。一些效忠于党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对毛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巧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象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他批判了 “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比连队配给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这就象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外镀金。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1930年1月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这时的毛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象“躁动子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而上学的高潮论?而就在此时，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观。毛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所以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到1930年，他已敢大胆地行动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则毛的讣告!讣告中说毛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

    这一过失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随着1930年的过去，起始象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他和毛之间奇特的拔河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江西的成功使他与李立三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李立三为红军逐渐扩大的影响也有所触动。朱毛军事武装(主要是红军第四军)是当时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力的武装。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李转向毛的建立长期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在山里”建立政权纯粹是“开玩笑”。

    不管怎样，李确实想利用朱毛的军队来进一步实施他的攻击几个主要城市的计划。他很快就取得了这种权力。

    彭将军攻占了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活不久就和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汉，但他没拿下这座大城市。

    毛和朱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个小时*，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台，军阀的军队也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