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负责这次反“围剿”，1932年8月(译按：应为10月) 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取代了毛的职务，成为红军总政委。

    在这些年中，周没有站在毛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行为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词激烈地展开过论战。@当然，周并不象毛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呢?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更加孤立。他的 “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象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反“围剿”胜利后举行了一次会议，它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一次遭受挫折而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了来并命令毛住院四个月，但他恢复的比这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璋医生为他受用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象得了疟疾。傅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象只胡萝卜。”

    毛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东西，1933年，他写了几年来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丢给周恩来后，毛就象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入到基层工作的研究之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核算收获的粮食，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一百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五十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指出，这样扩红会夺走农田里的劳动力。他还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在～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人的入侵再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象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的光线之下。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战呢?难道它比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满洲事件”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巨大的邻邦俯伏着的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十分深远。

    毛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他们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十年之后，这～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和朱于1932 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九百万人口中生效)。

    毛确有远见。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而好象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

    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 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人打仗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之前，蒋已用计铲除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肯定同情蔡。他希望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是错误的。

    然而，毛并没有为了蔡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地批评蔡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而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情绪潮流，毛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再说，没有胜利把握他是从不出击的。因而他只好随波逐流，这是一段使毛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