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扬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哄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茸,但夷如砥,井里嘉叹。”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阛阓阓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廛,初联接飞檐,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弄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途,到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蹑,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道。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旰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日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逻仍如;日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联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旁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旬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是特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的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于算了。俗语云:拯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系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还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幻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竿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龛,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翟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六《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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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是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因汉奸案被捕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日北平各报载: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五四时期《新潮社》骨干,是周作人的学生)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后来周作人还写有《骑驴》一诗,云:“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寺响久销沉”,暗含讥讽之意。
(1945年12月作,选自《过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