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几天后，在越胜家举行核心会议，甘阳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个副主编曾经到处发牢骚，抱怨甘阳独断专行，惹起了这个事端，却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这种不光明表现令我十分反感，从此和他疏远了。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在那以后，我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了。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越胜当然也超脱，他对我说：“我们不是办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写写文章，当竹林七贤。第一流的人就这样，编书之类让二三流的人去干。”然而，甘阳不肯罢休了，派两个副主编带着他的一封信分头找嘉映、友渔、越胜和我谈话，劝我们自动退出编委会。他们三人都同意了，惟独我拒绝，说：“让甘阳开除我吧。”当时八九风潮已起，不久后甘阳到了国外，还没有来得及开除我，编委会实际上不复存在了。不过，我倒宁肯自己被开除，而编委会继续存在，心里真为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后期，除学界外，艺术界也十分活跃。出版《转折点》后，我认识了一拨号称北方群体的新潮画家，他们常来看我，带来美术界萌动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美术馆一至三楼展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一楼是行为艺术，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居然进了国家艺术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洗脚的男人，他穿红衣戴红帽坐在红布帘后面，赤脚伸在红盆里。二楼是油画，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画家拉我在他们的作品前合影。我还没有来得及上三楼，突然封馆了。我问服务员：“美术馆中午不是从来不闭馆吗？”她生气地回答：“美术馆也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展览！”原来，刚才在一楼展厅，一个女子——据说是作者本人——用气枪射击作为展品的模拟电话亭。她被抓走了。出动了数辆警车和一些警察。人们聚集在门厅里和门外广场上，议论着，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个重大事件发生。其实事件已经发生，封馆成了整个展览的高潮。人人兴高采烈，那天是农历除夕，可真有点儿节日气氛。巨大的黑布铺在广场上，上面缀着本次展览的图徽——不准调头的交通标记，人们纷纷以之为背景留影，然后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行为艺术，觉得其中多半不是艺术，只是在制造新闻，怎么出格、离奇、反叛、轰动就怎么干。我相信画布是永恒的，画家的天职就是画画，最后还是得凭绘画作品分高低。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其中一些人确实获得了成功。我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当时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画家是刘彦和广义，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个人都聪明可爱，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刘彦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县讲尼采，课后他飘然而至，年轻单纯得像一个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专程到北京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经历。其后不久，他到北京定居，还把广义介绍给了我，我们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一度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不过，他的路相当艰难。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终因不合性情而放弃了。现在，他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如果要论那个年代在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和我一样不健谈。那天有一个摄影家在座，表示要给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谢绝了，说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劳。摄影家强调，他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着时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宁可轻松些，按自己的心愿唱。”寥寥几句，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天夜晚，他抱着吉他即兴弹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我不止一次发现，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不管那是音乐、绘画还是书籍。后来我听过他的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十几年后，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探险旅行。他喝多了一点，反复说，在告别生命之前能够与崔健和我在一起，够了。他说，崔健给他生命的冲动，我给他放心和祥和。我觉得他的醉言很可爱，但不赞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头，责问他：“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媒体盯着你？你是为了他们去探险的吗？”崔健也不断地劝慰他，说：“没有一个厌世的的人会去探险。”针对另一件事，崔还说：“我发现最毁人的是媒体。”刘谈到为民族争光，我又表示异议，说：“这与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起来：“从下面往上看，我们觉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来，从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觉得，谁真正理解我，谁就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管他是什么民族的。”餐桌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这些片言只语使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头脑里有思想的宝藏，便建议他写东西，我乐意做一回他的秘书，于是有了我们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