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 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 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 “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 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 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 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 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 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 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 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 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 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或者《红 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 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 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 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０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 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 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 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 校门，搭乘1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 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 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八三年的、《青年 作家》、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 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 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中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 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 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 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 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 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 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 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 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 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 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