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的场面上的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记不清与父亲谈他的思想情绪工作直到生活经济问题几十次还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辩地，情理并茂地给以忠言，给以鼓舞，给以严肃的批评。一时会好一点，基本上没有效果。当然，每次临别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我们一道吃了点饭，他会再抒正面的情，什么为时不晚，他的资质不差，他要振作起来，要从头做起，从现在努力，正好做出成绩。

    我读过巴甫连柯的一个短篇小说，是讲斯大林青年时代信守承诺的故事。而与父亲谈话，我感到的是话的没有力量。

    批判胡适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我开始有点瞧他不起，无法设想人民日报会刊登他的文章。没几天，人民日报把大样寄给了他，他兴奋若狂，怎么样扬眉吐气，怎么样拿稿费请我们吃西餐，都说到了。他根据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编辑王若水同志的意见反复对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着大作的发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来，拿着王的信，就是说最后决定不用他的文章了。于是冷水浇头，全部泡汤。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进、比孔乙己还要狼狈得多。当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间，半夜腹痛，洋相出尽。我们的团区委当时已迁移到东四北大街靠近北新桥处，我自己一间办公室，并设了床铺。

    父亲永远想得很多，知道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他自己本可以是怎么样。同时他永远纠缠于现实种种无聊的麻烦之中。他永远期盼着自己的潜力，他确实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穷潜力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这大致是真的。至于他的潜力到底如何，由于迄未发挥，难以鉴定，死无对证。

    我通过区里有关部门，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她大致胜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听党课，她很兴奋，声称自己“入党了”，不知为什么，此事没有下文——可能与1957年后的形势与我的变故有关。

    那时我们住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两个微型小院。父亲到前院看我，母亲甚至给他做过饭，符合我的文明离婚的设想。赡养费用的猫腻终于曝了光，改成了35元，母亲也接受了。

    直到1956年，母亲得知父亲的后妻怀了孩子，母亲突然大怒，一直对父亲抱咬牙切齿的态度。此后母亲一直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张口闭口都是讲一个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