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敲开了房门，房间里住的是８位空军学院的年轻学员，他们在这家小客店已经住了两天了，正在等车接他们到昆明去。

    年轻人立刻理解了这位先生一家的困境，他们腾出了自己的房间，去和别的同学挤做一处。

    徽因烧得脸颊通红，手脚冰凉。孩子们都懂事地帮助父亲解行李、铺床，外婆急得一个劲儿地念叨：“怎么办哪!怎么办哪!”

    思成想起了同乘一辆车来晃县的一位女医生。思成听她聊起，她曾留学日本，懂得一点中医。思成找到了她，按她为徽因开的处方抓药，一刻不停地煎好，喂徽因喝了下去。

    中药药性缓，徽因好得很慢。一天三次，喝下思成熬的汤药，两周后，徽因退了烧。

    徽因躺在床上的日子，孩子们百无聊赖。没有去处，没有可玩儿的东西，思成有时会领他们去小河边，教他们“打水漂”玩儿。思成掷出的石子像是长了翅膀，在水面上飞翔，孩子们蹦跳着欢呼雀跃。

    晚上，守着一盏油灯，思成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和徽因轻声商量着以后的行程。徽因叫过来两个孩子，教他们辨识走过的路线，从地图上一个个找到这些地方的名称。

    那８个年轻的飞行学员常来看望徽因。徽因和思成熟悉了他们的名字和模样，精神好的时候徽因爱和他们聊天。徽因告诉他们，自己的弟弟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也是航空学院的学生。这些年轻人话语不多，善良而腼腆。他们的家大都在沦陷区，孩子般地依恋着思成和徽因。

    经过这场大病，徽因衰弱得厉害，但她执意坚持早日离开这个地方。就这样全家人又上了路。

    等车、挤车，日复一日地在山路上行进。走过了湖南，走过了贵州，终于，距离云南一天天地近了。徽因觉得自己很像行驶在这山路上的车辆，尽管各部分的零件机构都已受损，但仍不停地喘息着翻山越岭。

    １９３８年１月，经过３９天的跋涉，受尽磨难的徽因一家到达了昆明。

    昆明的天蓝得纯净，昆明的云白得悠闲，昆明的太阳温暖明亮，昆明的蓝天、白云、太阳和人距离很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时期来，在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四季如春的自然气候中生活得闲散自在，优哉游哉。他们习惯了眯着眼泡在茶馆里，抽烟、喝茶、听围鼓。看马帮驮着盐巴、茶叶、蔗糖，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又向遥远的地方走去。

    抗战以后，昆明拥来了大批内地人，这座城市的生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内地人有的是从那条路况很差的湘黔滇公路上辗转而来，有的是乘火车绕道越南再到昆明———那条铁路还是２０世纪初法国人为了弄走云南的矿产资源而修建的。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昆明后，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小城开始真正有了现代的、文明的气息。

    徽因、思成到达昆明后，租了一户黄姓人家的房子住了下来。还没等一切安置好，思成就病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