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到重庆，从重庆到宜宾，从宜宾到李庄，战时的邮路曲折而漫长。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经过三个月时间，终于到了他们手中。徽因、思成和老金喜悦地传阅着。在这里，每收到一封信，就像过节一样令人高兴。

    徽因给费正清和费慰梅写回信那天，大队日本轰炸机正从李庄上空飞过。她写道：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肯定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

    ……我们很幸运，现在有了一个农村女佣，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轻而且好脾气，惟一缺点是精力过剩。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个枕套和相应的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床单，而白布在市场上又和金箔一样难得，你就会看到半数的床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地洗涤之后成了布条，还有衬衫一半的扣子脱了线，旧衬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惊失色。这些衬衫的市价一件在四十美元以上。在这个女佣人手里，各种家用器皿和食物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尽可能用不会打碎的东西，但是看来没有什么是不会碎的，而且贵得要命或无可替换。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

    徽因写好信，叫思成和老金过来看，问他们要不要给约翰(费正清)和维尔玛(费慰梅)写几句话。

    老金看了徽因的信，接着写了几行附言：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梁思成读了徽因的信和老金的附言，在信的末尾写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

    费正清和费慰梅在华盛顿收到了徽因的信，读着信，费慰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信写在不同质地、大小不一的信纸上，这些纸不仅薄，而且发黄发脆。费慰梅猜想，也许这些纸是包过肉和菜，从街上带回来的。信纸上的每一小块空间都充分利用了，没有天头，没有地脚，甚至也不分段，字写得小而密集。最后一张只有半页，看得出，那余下的半页纸被裁下来留做别的用途了。这样一封信，封面所贴的邮票却贵得令人瞠目。可以想见，为了寄这封信，一定用去了徽因家一大笔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