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史家常易受“事后聪明”的干扰，导致意识上的时代错误。蒋介石后来因孙中山的提拔而走运，更一再把自己与孙挂钩，俨然是孙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从事后看往事，受到“后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误解以及渲染了孙蒋关系。

    从孙中山的观点看，蒋介石当然是“自家人”，是他亲信陈其美的小兄弟……是肯打指模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忠诚党徒，但是表示忠诚的党徒不止蒋一个，更何况还有一大帮亲信的“广东帮”，于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可资传呼的年轻军人，绝不可能“三千宠爱在一身”。后来国民党剪接照片，凸显孙蒋一对一的形象，只是一厢情愿的“反历史”(A-orical)做法。

    再从蒋介石来看，自陈其美死后，他已直属孙中山。孙之地位虽远高于陈，但陈其美那种同乡大哥的亲密关系，绝对无法取代。既然无法在孙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导地位，蒋介石自一九一六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到一九二四年正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八年之中，对孙的态度是欲迎还拒。他对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很不热心，经常开小差，甚至在电催之下，仍然游山玩水，姗姗来迟。这种行为自可解释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心术，甚至意含要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时也可洞察到，在这八年革命消沉的岁月中、在孙中山并不得意的时期中，蒋介石的“势利眼”行径。在紧要关头，他情愿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宁波天童寺去散心。让我们来摆史实，以明真相。

    一九一七年，北洋“督军团”造黎元洪的反，孙中山乘机南下护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并没有蒋介石。孙到广州去筹组军政府、称大元帅，但他是个空头大元帅，除少数卫队外，没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广西军头陆荣廷、云南军头唐继尧并不买大元帅的账，最后气得孙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军阀与北方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获是陈炯明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收回于反袁战争结束后交出接管的三十个营。(朱氏改编为省长警卫队二十营，见陈定炎《怎样为陈炯明在民国史上定位》，《传记文学》第三七八期，页一二三至一二六)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做总司令。这是孙中山手中唯一的枪杆子，也有意将这支军队扩大，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于是又派许崇智做第二支队司令，带四个营，邓铿做参谋长。第二年(一九一八)，在总司令部还来了个三十二岁的作战科主任(一称中校参谋)，不是别人，蒋介石也!

    当时陈炯明为了培育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艰苦备尝。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的，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竞兄(指陈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

    “援闽粤军”于一九二O年八月十六日漳州誓师，全军回粤，替孙中山抢广东做根据地。四天以后(八月二十日)，就进入了汕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八月十六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薄暮，公在飞雪亭畔，倚崖侧乔松，鸟瞰千丈岩瀑布。会大雨，树杪重泉，溅珠喷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惟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亭下(村名)屋舍俨然。(第三册，页五)

    八月十八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攻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公探隐潭。第一潭幽暗，在峡谷，圆径不过丈余，而深度莫测。潭前涓流一脉，经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为一大岩穴，宽约二丈。上有覆盖。峭壁回合，前面开，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冲泻。叹为观止。(第三册，页六)

    别人在前方作战的时候，蒋介石在后方游山玩水，直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回家。八月的作战他没参加，九月的作战也没参加，直到十月十一日，他才到了老隆前线总部，距离攻下广州(十月二十九日)，只差十八天耳!换句话说，蒋介石在这次两个半月的战役中，他只参加了最后的十八天，并且，最后十八天中，他在最后十三天(十月十六日)才赶上本军，最后九天(十月二十日)，因许崇智“病假”，才“以个人关系代许军长统率第二军作战”，过了一天多(十月二十二日)，就拿下了惠州。

    由于蒋介石有过上面这种“紧要关头就回家”的作风，引起我们彻查一下他与孙中山关系的种种，结果发现，他这种作风，倒也值得统计统计。

    第一次——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蒋介石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但是干了四个半月，他就在前方作战之时，留书(七月三十一日)出走了。八月二日，邓铿派人到汕头留他，留不住；八月八日，孙中山打电报阻止他，也无效果。八月十八日，他回到上海。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归沪，轮行稳疾。入夜，公对月华吐朗，追忆少时奉母游招宝山及天童育王诸胜光景。(第二册，页五十二)

    到了九月五日，蒋介石才停止出走，离上海。九月十三日回到汕头。九月十八日到了漳州总司令部。

    第二次——九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长泰。十二月十五日，吃了败仗，他“只身冲围而出”。(第二册，页六十五)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他又离开了部队，说是“请假归沪”。(第二册，页七十一)五月二日，返长泰。七月四日，他写信给邓铿，说：“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归……”(第二册，页七十七)表示不想干了。九月二日、九月五日，他又游山玩水。十月二十八日，他去了日本。

    第三次——一九二O年四月十一日，他又回到漳州。四月十三日，在总司令部议事。四月十四日，筹定作战计划。可是到了四月十六日，他又出走，到了鼓浪屿。四月二十二日，他又回到上海。六月二十八日起，他游山玩水，从普陀游玩起，直到七月二日，才回宁波。七月四日，再来上海。

    第四次——七月十六日，他又回到漳州总司令部。八月七日，他又回上海。八月十三日起，游雪窦。八月十六日，“援闽粤军”在漳州誓师，蒋介石却还在游山玩水中!十月十一日，他回到前线。十一月六日，他又留书出走，信中说：“弟既不见信于总座，又不见谅于军长，而受欺于［张］国桢，是诚怀疑于上、受辱于下之时，能不自反而缩、见机而作乎？”(第三册，页二十六至二十七)十一月十二日，他回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奉化。十一月二十三日，就上雪窦山游山玩水了。

    第五次——一九二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到了广州，恢复军政府。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阳。(第三册，页五十四至五十五)

    但是蒋介石显然仍在“迟延”中。一月十二日，杨庶堪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颇能看出内情：

    介石兄台鉴：……颇闻前日(二月二十九日)兄来沪，以读某函不快而归，方欲作书婉劝。……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欲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关涉重要，过于一般同志。中山先生从事创造，自当仗兄为前驱。然则先生撒手则已耳，如犹奋斗，吾辈安忍作壁上观？故无论如何拂逆，皆当含忍而为之。兄此时固万万不能遽息。……何时来粤？先示极幸。弟庶堪手启一月十二日。(第三册，页五十五)

    一月十五日，邵元冲也有信给他，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内情：

    介石我兄惠鉴：……现时先生(指孙中山)既力促兄赴粤，则亦不能过拂其意。盖先生处能真心办事之人，实亦太少。吾人万不能不尽心以助之。……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故不能不自己努力、不能不为社会努力。否则一齐撒手，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矣!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兄意以为何如？……弟元冲顿。一月十五夕。(第三册，页五十五至五十六)

    蒋介石在函电交催之下，才在二月六日到了广州。可是，只一个星期后(二月十四日)，他就“径归”而去。(见第三册，页六十二)三月十七日，又上普陀山游山玩水去了。(见第三册，页六十九)

    第六次——到了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孙文。艳。(第三册，页六十九)

    四月四日，蒋介石回电，说：

    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特复。中正叩。支。(第三册，页七十)

    四月八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精卫兄如可分身，亦望一临，无任企盼!文。歌。(第三册，页七十一)

    四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又电蒋介石，说:

    密转介石兄：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指许崇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文。巧。(第三册，页七十二)

    在孙中山这封电报前(四月十四日)，陈炯明也电蒋介石，说：“克日将各军调赴前线……战事在即，望兄速来。”(页七十二)四月二十二日，许崇智电张静江，说：“介兄来粤，吾军之幸，亦吾党之幸。”(页七十二)四月二十四日，胡汉民电张静江，说：“今日开始攻击，先生(指孙中山)盼介兄来，欲将警卫团扩充训练，改国军以属介石。”(页七十二)五月三日，胡汉民又电蒋介石，说：“望兄深念国事党事之艰难，积极负责，束装即来。” (页七十三)但是，就在孙中山四月十八日来电之日，蒋介石却又在游山玩水呢!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是日，携次公子纬国，复为天童之游。薄暮，由江东三眼桥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镜，攒峰倒映，人在画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刚逢佛节，香客扰人。翌晨，避往育王寺。登小磐山，再谒摩诃祖师墓。又历大磐山，回寺稍憩。复出山门眺瞩，公称天童全景，为四明诸名胜之冠。又次晨，探古天童及八指头陀冷香塔院。凡阅四日，归邑城寓舍。(第三册，页七十三至七十四)

    蒋介石在五月十日总算成行，可是，他一到了广州，据许玉麟 《革命北伐纪略》，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北伐之师，困于桂林，“出湘不能，黔军又回黔”当儿，乃“改任李烈钧为北伐前敌总指挥，大总统亲统随身之滇、赣、粤、福诸军北伐”。当时陆荣廷分兵三路打广东，孙中山归路将断，情势危急，“李烈钧与讨贼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讨贼赣军第一梯团司令李明扬、讨贼赣军第二梯团司令赖世璜等急由湘边回桂林，星夜水陆兼程，赶至梧州，留讨贼桂军师长刘震寰守桂林一隅之地，广西省长马君武亦急离桂林返粤，途中遇匪，伏于船底免死，财物劫尽，其妻子与随员，均被匪杀尽。”大家都在赴难援孙之 时，而“时第二军少将参谋长蒋中正已回上海”!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条下，这天蒋介石从家乡“启程赴粤，越旬日抵广州”(第三册，页七十四)，时间当是五月十五日。可是到了二十四日，他做了一个梦，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遽返沪归里”。(第三册，页七十四)——他又走了!

    第七次——蒋介石这一“雪满山原，一白无际”的梦，直到二十天后才巧合式兑现。六月十四日，他母亲死了。可是，丧事办得却重于国事。六月二十三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望即来粤，墨经从戎。孙文。梗。(第三册，页八十三)

    七月二十日，孙中山又来电，说：

    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察。速来相助。孙文。歌。(第三册，页八十五)

    在孙中山来电前后，其他同志也函电交催。六月二十一日杨庶堪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吾子至孝性成，幸有以节哀顺变，勿过摧毁。粤桂战役，今日已起，墨绖从戎，古贤不废。安厝若毕，尚望有以慰国人及同志之望也。……弟庶堪再顿。六月二十一日。(第三册，页八十三)

    七月二十七日，邵元冲致蒋介石：

    介石吾兄惠鉴：……顷于国民日报读讣告，惊悉老伯母前月弃养，岂胜哀悼。兄连年奔走四方，承欢之日无多，今当国事未定之秋，遘此大故，哀毁之状，可以想见。惟吾人既以身许国，只能留此身以济国难，一以体先人遗志，一以完个人未完之责。诸希强自节哀为幸。近闻桂孽次第扫清。孙先生方有事于中原，倚赖于兄者甚深。一俟丧务就绪，万望仍往佐理。现在可靠同志，只有此数人。吾人务宜谅先生办事之困难，而切实负责也。弟元冲顿。七月二十七日。(第三册，页八十四)

    丧事办到八月十日，蒋介石决定又去广州了。可是他路过上海，逗留了十多天，碰到了“大风雨”。他又做了梦，于是又不去广州而回奉化看母柩。直拖到九月十三日，他才去了广州。但是到了九月下旬，却又“回沪还乡尸(页九十二)了。十月底，他“取道北溪，探四明石窗，蹑鼠尾山巅，向西北驰下”(第三册，页九十五)，又在家乡游山玩水了。

    第八次——十一月九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余拟于十五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孙文。麻。(第三册，页九十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到了桂林。可是，到了四月，他又要走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二十三日，公抵省城。总理闻其有去志，特驾行馆挽留。言“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云云。公感其语，凄然泣下。乃即中止。其后，卒以受某方刺激与嫉视不已，又决计辞归。是晚离广州。 (第四册，页十至十一)

    四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又回到了奉化。

    这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关系恶化，蒋介石一走了之后，孙中山处境益形困难。六月二日，孙中山电蒋介石，说：

    立转介石兄：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文。冬。(第四册，页二十一)

    但是蒋介石置之不理。六月七日，张继写信给蒋介石，忧虑说：“我兄应速出山，设法将粤局巩固。先生(指孙中山)既到广州，是否无危险？同人殊为悬念也!”(第四册，页二十一)可是，蒋介石不为所动。六月十五日深夜，终于发生了所谓“陈炯明叛变”事件。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说：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政治局势中，陈炯明乃实现其长久准备而未敢实行的政变。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十六日，他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页四十八至四十九)

    事实上，蒋介石是在接到孙中山电报后，才启程的。他六月二十五日离开上海，二十九日到了永丰舰。此后四十二天，他如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所说，“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但是，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记，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该抹杀。

    第九次——“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八月九日从永丰舰改登英国船摩汉号，在外人保护下去香港，转赴上海，蒋介石一直跟着。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回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二十三日，公至甬。即乘慈北轮往普陀，养疴天福庵。南天门探胜，般陀庵观鱼。静息时塑坐看经。凡六日归甬。(第四册，页二十八)

    这时孙中山已开始走联俄路线。八月三十日，孙中山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函悉，季仲函亦得读。日来变局愈速，非兄早来同谋不可，军事进行，湘闽似已有不谋而合，日在进行中，湘较闽尤急而有望，似日内便可解决者。今闻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驰先急回滇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即当早来备筹一切。幸甚。此候近社。孙文。(第四册，页三十九至四十)

    同一天，廖仲恺也致蒋介石，说：“现时各方情形，已有多少变更。兄非常住此间策划不可。盖时事瞬息万状，而尤以军队情形为然。非日夕与各方消息接触，恐少逊随机应变之妙用。此间待商之事正多，请即命驾来沪。”(第四册，页三十八)“先生(指孙中山)决定计划之时或变更计划之时，无兄在左右，如何而可？弟意见宜急来此，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政治问题等等，兄如懒理，当由弟等撮要报告，共同商决。否则军事无人参划，若决定计划或变更计划有误，悔之已晚矣。”(第四册，页三十八—三十九)可见“某事”(走联俄路线)倚仗蒋介石“同谋”之殷。到了九月十二日，孙中山再致蒋介石：

    介石兄鉴：日来事冗客多，欠睡头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约兄来详商今后各方进行办法，而急闻兄已回乡，不胜怅怅。日内仲恺、汉民、精卫将分途出发，往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内闲静，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此候大安。孙文。(第四册，页四十一)

    两天以后(九月十四日)，廖仲恺又致蒋介石，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东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后晤见静江，始知兄在彼处。而弟则并静江来沪，亦不知也。又翌日偕展堂再访，启民在，而兄已忽然归。使弟爽然若有所失。昨奉惠缄，言居沪心绪不佳，亦无所事，故决计还乡。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指孙中山)左右可无一人矣!其说通乎？……日夕思维，非兄常在此间不可，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毋须兄焦虑。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指孙中山)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弟知兄必不我弃，故敢强以相劝，望兄垂听。”(第四册，页四十二)宇里行间，充分看出蒋介石在同他们“捉迷藏”、在向他们“拿乔”。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条下，我们还可看到蒋介石这时怎样在游山玩水：

    四日，至沪，即乘车往无锡游太湖。坐万顷堂，见波屿苍茫。顺道访梅园，结构天成。陟惠泉山，揽起云楼之风景，辄为旷怡。归途转苏州，访玄妙观、留园、西园。仍由沪返甬。(第四册，页四十七至四十八)

    第十次——十月十八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十月二十日，蒋介石总算动身赴任。不料不到一个月，他又要走了。孙中山听说，遂在十一月十九日急电给他，说：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此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与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第四册，页五十五)

    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又有长信致蒋介石，说：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毫无进步，别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尽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即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借，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借，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凭借，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多加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惟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外间日日之进步，非纸墨所能尽，仲恺来当能略道一二。总之十余年来，在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此候筹祺。孙文。(第四册，页五十六至六十)

    在孙中山写这封信前一天(十一月二十日)，汪精卫也致电蒋介石，说：“……人生做事，绝无爽快干净之时。而兄之去留，关系于此军之存亡者又至大，只能以忍耐坚持相劝慰，万一兄竟撒手，则前途希望绝矣!”(第四册，页五十六)虽然函电交催，蒋介石还是走了，不过这次理由是“感冒回里”。(第四册，页六十三)十二月十日，孙中山再电催“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第四册，页六十三)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才又回头。

    第十一次——一九二三年到了。这年一月五日，正当援闽军吃了败仗时候，蒋介石又游山玩水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七日，又自总部往鼓山。见石壁新镌“天地正气”四字，乃足咸联语，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少憩水云亭，指谓同游者，曰：“吾能于亭后小筑三椽，隐居自适，斯愿足矣!”其余如考亭、喝水岩诸胜，降龙、达摩、吕仙诸洞，再至三至，极瞻眺盘桓之乐。在涌泉寺，兴至濡毫，挥“其介如石”四字，付僧勒石。置更衣亭西，以留纪念。凡一星期才回。(第五册，页一至二)

    可见他可真好整以暇呢!游山玩水以后，他还是又走了，又回到了上海。一月二十四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又电催蒋介石，说：“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复。”(第五册，页四)但是蒋介石评传(上册)介石不但“不即来”，并且在一月二十七日，干脆又回奉化了。

    二月九日，蒋介石写信给许崇智，自承为人“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败事有余。……今陈逆(陈炯明)既去，且屡出自试，愚拙日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徒形己拙，无补党国……”(第五册，页十三)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又电催蒋介石，说要去广州，“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页十六)但蒋介石不肯动。二月十八日，孙中山把大本营参谋长职务给了蒋介石，并电催他说：“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页十七)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先到了广州。二月二十七日，又电蒋介石，说：“各要事须兄相助，万望速来，并示行期。”(页十九)三月到了，孙中山又有“切催介石，不可再延”之电，又有“电上海，催蒋介石……速来”之电。同时三月一日杨庶堪也电蒋介石，说：“此间待兄来始能决之事至众且巨，幸速首途，以慰企望。”(页二十三)三月三日古应芬也电蒋介石，说：“战端将启，孙先生非兄无与筹划，危难非吾人所能坐视，望即命驾来粤。”(页二十四)可是蒋介石还是迟迟其行。直到三月十五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业明、林直勉、胡毅生，大家来宁波劝驾，蒋介石还带他们游山玩水了三天，才肯启程到上海。可是一星期后(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回到宁波。直到四月九日，孙中山同意他不负“东路讨贼军”之责，他才在四月十五日，由上海启程。

    第十二次——六月十五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可是，七月四日早上，蒋介石忽然又要“引退为安”了。到了七月十二日，他终于“愤而辞职，避往香港”。(页四十)七月十四日，又由香港转回宁波。孙中山于是安排了蒋介石“有志西图”的计划，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八月十六日，蒋介石由上海启程了。

    第十三次——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但是，他却又迟迟其行，不肯到广州去。十二月三十日，孙中山等不及了，去电催蒋介石，说：

    译转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孙文。敬。(第五册，页七十六至七十七)

    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卫已有信致蒋介石，说：“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页七十七至七十八)再过两天后，廖仲恺也有信致蒋介石，两日后，说：“请兄最迟明正四日船，偕精卫、鲍君等同行，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页七十八)简直是责备蒋介石行事已近“儿戏”了。可是，尽管函电交催，蒋介石却照样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条下明写：

    公半月来，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闲躅山门外。岭上寒风，松间明月，清景耐人寻思。与次公子纬国相伴守，穆如也。一日，读武侯出师表，乃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页七十九)

    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四)一月十六日，他才动身去了广州。

    第十四次——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二月三日，孙中山又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而是要给许崇智做。蒋介石心存不满，就在刀口上突然一走了之，回到奉化。他是二月二十一日“拂然而行”，径自出走的，二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二月二十五日，邓演达衔孙中山之命，到奉化拉蒋介石回广州，蒋介石不肯。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函蒋介石，说：

    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此复蒋介石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秘密处启。(第六册，页六)

    三天以后(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亲电蒋介石，说：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文。艳。(第六册，页七八)

    到了三月七日，廖仲恺电胡汉民，略述蒋介石走后，使军校陷入“势成骑虎”的苦况，说：“介(蒋介石)不来，学生、学校皆不了，只有迫弟自杀谢人，务请催介行，勿延。”可是，蒋介石还是在乡不动。三月二十一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说：“先生(指孙中山)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第六册，页三十三)三月三十一日，许崇智由上海到奉化劝驾。蒋介石又“拿乔”了半个月，才在四月十九日从上海启程。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在五月三日发表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以后，军权逐步由蒋介石取得，当然再也不出走了。

    关于这一层孙蒋关系的真相，历史学家从来不追究，今把真相排比结果，发现蒋介石至少有十四次的脱队纪录(包括“拂然而行”、留书而去、不告而别等等)，而使孙中山直接间接“不胜感冒之至”!蒋介石自称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忠实信徒，但在“追随”过程中，竟有这么多次的脱队纪录，倒真令人大为惊叹也!也许蒋介石来去进退忒多，有“敝屣尊荣”的意味在内，但廖仲恺说得好：“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

    前后十四次脱队纪录，到底是敝屣了什么呢？倒可以仔细分析—下。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地保持渠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蒋介石自小不如意时就会耍赖。不忠不义也就是耍赖的表现。他不如意，因他不愿意在别人手下当参谋，他在给邓铿(仲元)的私函里已说得很清楚，他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因而，孙中山要他去帮陈炯明做事，就老大不高兴。不仅一再出走，还要在孙中山面前讲陈炯明的坏话，表演两面手法，以离间孙、陈关系。

    蒋介石初奉孙中山之命投效粤军时，在致邓铿信中，恭维陈炯明，如谓：

    弟流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即以总座(指陈炯明)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蒋中正《革命书简》页十六)

    但是蒋介石才不肯对陈炯明“效其驱驰”呢!即所谓言不由衷。当蒋介石出走时，陈炯明虽派人兼程挽留，并谓：“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蒋介石)一人。”如此诚意，而蒋介石竟不肯留下，当这一年(一九一八)八月，回到上海却向孙中山数说离开的理由，竟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才愤然去职!

    从《陈洁如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向他新婚妻子透露他的“野心”，如谓：“他(蒋)对我说，我不以做一个普通的领导人为满足，以使你可以看重我。有了孙先生的影响力和关系，我的前途会顺利的”(上册，页一二九)，以及怨恨他上司陈炯明的痕迹。有一次闹翻，竟因陈炯明的手下戏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上册，页一三六)这不仅是如陈炯明所说，蒋介石太没有幽默感，根本是借故生事，压根儿他不愿意在陈炯明手下做事。

    然而在闹翻之前，陈炯明在孙中山心目中分量很重，绝不是蒋介石可以取代的。陈字竞存，是老广(广东海丰人)，也是老革命，生于光绪年间的一八七八年。一九O九年冬天，他以广东咨议局议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联合会，与革命党取得直接联系，正式加入同盟会，可说是革命老同志。一九一O年参与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失败，继又参加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之役，幸而生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都督，以反袁失败而远走海外，但因不肯打指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一九一九年南下护法，与陈炯明合作，以筹组革命党自己的武力。陈炯明所组成的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并在漳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替孙中山夺回广州。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一九二O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大喜，当天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他对陈炯明的倚仗之殷：

    ……竞兄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毛思诚前引书第三册，页十七)

    这封信，蒋介石看过后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孙、陈关系不是蒋介石一时之间可以破坏得了的。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且当了陆军总长兼内务总长。孙、陈终于闹翻，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孙中山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这种北伐的想法，与吴佩孚要南伐，虽主义不同，心态是一样的，所以章太炎斥之为“一丘之貉”，甚至叫孙中山是“南方的吴佩孚”。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的联邦制才能解决，不能迷信武力统一，武力统一只能造成中国的更形糜烂、更形衰弱。他认为孙中山与其搞非法小朝廷，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的自治，广东站稳了，再徐图其他。这种政见当然不合孙中山的脾胃。……

    孙、陈意见相左，却给蒋介石制造大好机会。一九二二年三月……蒋介石更乘机大力主张讨伐陈炯明。……陈炯明当然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就死，只好辞职求去。孙、陈既已交恶，在《国父年谱》(增订本)四月二十日条下，更见明显：

    先生以炯明拒不来晤，乃下令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暨广东省长职，仍任以陆军部长。令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寻即令诸军前进肇庆，直向三水。是晚陈炯明离广州，赴石龙，转赴惠州，其亲信部队悉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建议北伐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先生以陈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并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且奉直战争方炽，不可失此良机。若按兵不动，则与拥兵自卫者何异？遂未纳。

    这里明说蒋介石力主“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可见蓄谋之坚。当时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又专意不可先失北伐“良机”，所以反对“先清内患，再图中原”。蒋介石大不高兴，于四月二十三日“决计辞归”。他在这天还写了一封信于“轮次”，收件人是陈炯明，信中自承：

    此次改道攻赣，以致内部纷纠至此，皆由中正一人隐忍贻误之咎。然当时以为反对过甚，竟无从中维持之策，故不能不顺从一时，以为权宜之变，万不料有今日之现象也。中正罪过，诚万死不能赎矣!(《蒋介石年谱初稿》页八十四至八十五)

    这信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被窜改，上面这些原文，全不见了。对照起《国父年谱》(增订本)中他“主张讨伐陈炯明”、“消灭陈部”的勇于内斗作风，这封信的写出，颇耐人寻味。蒋介石在信中后段说：“无论其结果如何，必致两败俱伤，否则败者自丧元气，徒坠令名，即胜者亦不免同室操戈，授人以残杀同志之口实，吾知其精神之痛苦，较诸败者更烈也。吾公如欲灭痕迹，免除内讧，其舍再出之外，尚有何妙法乎？”蒋介石怪陈炯明辞职不对，应该“再出”，但是陈炯明怎么“再出”呢？实际上，他是被孙中山免职了！

    虽然陈炯明实际上被免职，表面上却是准他辞职的。孙中山复叶举等述准陈炯明辞职电文中却说“国家多事，非贤者高蹈之时”云云，并说：“文与竞存，始终动以至诚，而不肯稍参客气，以竞存生平大义，炳著中外，君子爱人以德，若操之过蹙，不任有回旋余地，殊非待士之道。”(《国父全集》第三册)漂亮的通电实不能掩盖重重的内幕。到了五月八日，问题来了。陈炯明的手下叶举等干脆要求恢复陈氏原职。孙中山六月一日回广州，同月十六日，发生了史册上所谓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其实这个六一六事件是孙中山先于六月十二日，以“八英寸大炮毒气弹”相恐吓与威胁而引发的。(参阅陈定炎、高宗鲁《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载《传记文学》第三八一期，页一三○至一三一)孙中山称之为“叛变”，但陈炯明称之为“酿变”，胡适称之为“革命”，明言：“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陈炯明不相让，表示他对孙中山一直是服理不服人的。

    不管如何，六一六事件导致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的、全面的决裂，也给蒋介石制造了良机。蒋介石一开始就嫉恨陈炯明，现在变成了知道陈是坏人的“先知”，而且是由沪奔粤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英雄”，并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来宣传自己，并刻意恶化孙陈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蒋介石竟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亲密战友，与孙共患难的惟一同志，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造势。如董显光《蒋总统传》说到此事，有谓：

    在这炮舰(永丰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做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次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做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页四十九至五十)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文字，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幅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六月十六日，孙中山是十五日深夜三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十九日，派人秘密召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中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孙中山于六月十七日登上永丰舰，第二天蒋介石在宁波接到汪精卫从上海拍来的电报：“惊悉粤变，尤幸总理无恙”，同一天又收到孙中山拍来的电报：“事紧急!盼速来!”但蒋介石并没有“速来”，经过好几天考虑和准备，才于六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取道广州，于二十九日登上永丰侍从孙中山，已经姗姗来迟。

    孙中山在八月九日离永丰舰，照沈云龙所说，“乃于八月九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好像没有别人似的!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除了蒋介石，还有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有曲笔之嫌。然而居然还有更加曲笔的，在蒋介石九九冥诞时，台北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本五百多页的，其中“陈炯明叛变”一节，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

    不过，这次“共患难”确实加重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除了前所未有的日夕相处而生的情谊外，蒋介石一直讲陈炯明的坏话，而今陈果然是“坏人”，使蒋介石的“私心”，在孙中山眼里变成“远见”。再者，陈炯明翻脸之后，孙中山又没了枪杆子；身边的军人更无特别出色者，蒋介石自然成为孙阵前的廖化。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有云：“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当然要比蒋母死后的谀墓之辞，所谓“昂昂千里之资”云云，要真实得多了。

    然而，尽管如此，毫无迹象显示，孙中山已把蒋介石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始终视蒋为军人，即使在军人中，蒋的地位尚在许崇智之下，而蒋在孙去世之前的职务与活动亦限于军事，无论党与政，尚无一席之地。这也许是蒋于“六一六事件”之后仍有六次出走纪录的缘故吧!我们可以断言，孙中山至死不知道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更不会知道这个军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