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六月四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座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页二三七)

    在众目睽睽之下，总司令坠马落地，实在狼狈之至。不过，蒋介石还算有能耐，坠马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为“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而想入非非。(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八)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在日记中抱怨入湘以后，与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愿”(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窝囊可知。

    进兵武汉既定，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控制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犹见“死尸累累，惨目伤心”。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又召集军事会议，但对敌情并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级将领面面相觑，不好说什么话。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硬攻，伤亡惨重而不能下，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阳，于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进占汉口，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不战而降。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面前出了丑，很不是滋味，遂决定“亲督江西之战”。(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由于权谋运用得手，而非因其军事长才。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更不应忽略的是，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对北伐仍感犹豫，后来第四、七、八军已进兵湖南，北伐已成骑虎之势，才隆重誓师，形同绑鸭子上架。北伐军势若破竹，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可称神速。虽说第四、七、八三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所激发的全国性反帝爱国情操，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形成风潮，莫之能御。诚如鲍罗廷所说：“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二二二)而此浩浩荡荡的风潮成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宣传。北伐军无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声浪中推进的。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无论是人力与物力两方面的援助，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鲍罗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身边。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尚无确实数据。但李宗仁记得，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告诉他，“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二O)今从俄国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曾用之于江西战场，并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预算，美金二百六十万元。(见iburand ion，P．781)从此蛛丝马迹，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即使有民气可用，北伐亦难有成效。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民气(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与俄援(特别是俄国顾问)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不亦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