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看到没有啊？1954年公布的，1975年公布的，1978年公布的，1982年公布的，最近公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文，大家看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构执行，不受逮捕。”我们再看看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有这种类似规定啊 (全世界都有这种规定)： 人民身体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判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一条的四个字最有趣了，“得拒绝之”。怎么拒绝法？“咚咚咚”敲你门，门打开看，外面站了三个彪形大汉，来抓你了，不合法也来抓你了，“得拒绝之”，你怎么拒绝？你怎么能拒绝这三个彪形大汉？做不到啊，被抓走了，不是吗? 所以，所谓中华民国的这种宪法，说得漂亮，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现象，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处理。
我再讲个例子给大家听。大家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所谓中华民国民社党当年的党主席，叫做张君劢。他的名字也叫张嘉森，可是，他写的书啊印出来叫张士林，为什么呢？“士”字怎么来的？“士”字是“嘉”字保留上面的这个头。“林”怎么来的？是“森”字只去掉那个“木”，就叫做“林”。为什么叫张士林啊？国民党把他绑票，不许你成立民主社会党，书出版社不敢给他出，说：要出可以，要改名字，不能用张君劢，不能用张嘉森，只能用张士林。可以遭到这个迫害啊。换句话说，如果换作我李敖出书，李敖的“敖”字就是一个“士”字，一个“方”字，一个“文”字，是吧？那要改名字，变成李放，但是李放不行啊，因为我的弟弟叫李放。要叫李文，那李文也不行哪，我的女儿叫李文。那好了，直接叫李方，用这个“方”字，我李敖要改名叫李方才能出书，国民党当年是这么样的整人的。这张君劢就去跟国民党理论，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讲了一句话，他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服气你们去革命嘛。说得很坦白，说得很干脆——你们去革命嘛。可是，在现代的统治之下，人民哪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武器、那么多的环境去革命呢？所以，不可能革命。汪精卫当年是革命党，去行刺宣统皇帝的爸爸，去刺摄政王，被抓到以后，汪精卫写一首诗，叫《慷慨歌燕市》。当时清朝政府已经胆寒了，这种行刺摄政王的人一定要砍头的，可是不敢判他死刑，把他判了无期徒刑。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当然汪精卫就放出来了，后来做了汉奸是另外一回事情。这诗还是有生气的，就是老子革命：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我把话题说得轻松一点，这次我得了前列腺癌(摄护腺癌)，我就先写了一幅对联，引的汪精卫的诗：
引刀成一快，人心大快，仇者先快，亲者后快；
不负少年头，浪子回头，为了大头，苦了小头。
我讲到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汪精卫的话是有道理的——你去革命嘛。可是，今天我们忍不住要问：如果人民不用革命的方法来争取他应该有的权利，政府不需要人民用这种方法，而释放出人民本来有的权利，不也是很好吗？难道不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一个有名的老报人叫龚德柏，他说别人没有言论自由，他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死啊。写了抓起来，前后坐了七次监狱，就这样子。他的方法很简单——敢写，所以我有言论自由，后果如何，言论以后有没有自由在所不问。所以，不但是言论方面，很多人民的权利也是这样子啊，你要不要争取你的权利？
今年5月27号报纸，台湾有一个八十岁老头子进行抗议活动，在士林公所前面“上班”十个月啊，怀疑课税不公。你课税不公我就去跟你闹，反正哪个机关跟他不和，给他闹到哪个机关。你把老子怎样？老子八十岁了，我干的事情也不是革命，也不是造反，只是争取这些基本的权利而已。精神可嘉，看到没有？
所以，我认为很多权利在合法的范围里面还是可以争取的，不是不能争取的，争取成功以后，对政府也是一件好事。政府发现有些衙门，他们乱搞，他们胡搞，幸亏有这些人出来锲而不舍地争取这些权利，替法律说话。法律本身也不会说话的，要人民努力争取它，使法律这个美梦成真，这才是好的人民，好的政府啊。所以，我认为这种争取是应该的，不是动辄说“你革命好了”，不是这样子的。
用政府所允许的规则，跟政府对干，我认为是好的。因为表面上是政府，实际上是政府中的一些官吏，一些公务员，可能做了很多错的事，这些错事需要这些人出来闹。所以，我认为我的女儿李文博士，这样子做法是对的。我叫她去告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叫她去写信给北京市的市长。她已经写了两封信，要求北京市长要注意市民的安全。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赞成在这个范围以内大家去闹一闹，我觉得是好的。要革命吗？留给李敖这批人吧，别人不要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