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文章一向温柔敦厚,虽然经常被讥笑为庸俗无聊,但一般很少遭到政治批判,所以很为那些假自由主义英雄气恼,他们恨我为什么不进监狱。凡是不进监狱者,就意味着是政府的走狗,是专制的奴隶。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很“安全”,就得宣布自己经常倒霉,而且必须实际倒霉。唉,做人难啊。
下面是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我再贴一篇某权威对我的批判。幸亏时代毕竟变了,否则这一篇批判,就够我进监狱了。
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孔庆东
最近遇到一件很蹊跷的事,我的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均被不谋而合地删去了含有“帝国主义”字样的句子。有篇文章是“一稿多投”,先后在远隔数千里的两家报纸发表,两位责编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出手就英雄所见略同地轻轻抹掉了那个“帝国主义”。我捧着样报,不禁感慨万千。
责编删改作者的文章,是常有的事,也是编辑的工作职责。我的文章由于经常不合正人君子的口味,被编辑修剪润色一番,已经几乎成了我懒得提起的惯例。再说约稿的编辑大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并不是胆敢蔑视我的语文功夫,而是怀着“这也是为了您好”的心情毅然下刀的,目的是咱们彼此都少惹点麻烦。所以,我一般也颇能理解编辑的善意,不跟他们秋后算帐。总不能为了咱自己说话痛快,砸了编辑朋友的饭碗不是?
然而这一次,我觉得非说几句不可了。因为如此默契的阉割行为,已经超出了责编与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编辑的个人行为,而是在这背后,有一只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借助编辑的笔,删去了那个令他无比讨厌的“帝国主义”。那么这只手到底是谁的手呢?
我想,这只手不会是一只政治的手。我想决不会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官方机构命令所有的媒体编辑们: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刷品上,不许出现“帝国主义”的字样。我想不但我们中国不会,其他发达不发达国家都不会,就连帝国主义的大哥大美帝国主义,也每天都有正义或者假正义的文章在口诛笔伐着“帝国主义”。而奇怪的是,偏偏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州大地,却出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封杀。
于是我不能不想到,发表我文章的报纸是给谁看的,谁是它们的衣食父母。据说当今这些铺天盖地的都市报主要是给“白领”看的。领导白领的核心力量是谁?据说是千万个“成功人士”,或者简洁爽快些,就叫“富豪”。而所谓富豪,恰恰是跟“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的“霸权一族”。如果你去追问,为什么删掉了“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也不敢正面回答的。他们会说这个词儿太陈旧了,或者太刺激了,或者太革命了,直接地说,就是太不与国际接轨了,太不全球化了,太不tO了,太不反恐怖主义了……原来这就是张开在我们报纸后面的那只看不见的大手,这是茅盾中翻云覆雨的赵伯韬的手,这是曹禺中始终没有出场的那位金八大爷的手。这只手可以花钱买下整份报纸的版面,这只手可以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每一个热闹节目的嘉宾席,这只手甚至可以一夜之间拿到北大清华的正宗博士文凭,那么这只手轻轻删掉我孔庆东的一个“帝国主义”,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他们就是要把我孔庆东从这地球上删掉,也并不比吃顿万元早茶更费事啊。
想明白了,我反而释然了。我被删掉过批评领导的话、批评北大的话、批评明星的话、批评大款的话,但竟不料,在几十年前就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五星红旗的中国,今天居然被删掉了批评帝国主义的话。这是帝国主义指使他们干的么?我想决没有如此弱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固然有野蛮讨厌的一面,但善于吸取批评意见,起码摆出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姿态,恐怕也正是帝国主义能够发展壮大的技巧之一。而中国那些并非依靠自由竞争爬到富豪地位的英雄们,恐怕给帝国主义当走狗人家还嫌档次太低呢。并且,这些国有资产的大盗们也决不肯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正如当年梁实秋先生誓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按照梁实秋的逻辑,没有正式的录取手续,没有固定的年薪,没有明确的赏罚制度,甚至没有明确的主子,那就不能说是走狗。逼得鲁迅只好另造新词,改称他为“乏走狗”。鲁迅因此在中国的富豪们那里永远落下了“爱骂人”的罪名。富豪们是从来不骂人的,是从来文明的,卫生的,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删掉不文明不卫生的骂人的话,以使这世界更加安定有序、更加欢乐祥和、更加杀人如草不闻声。而我偏偏不愿领情他们的教诲,因为我自信已然看穿了他们是一群假富豪。他们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跟帝国主义就差三两个台阶了。但正像老舍中的一句台词:帝国主义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替帝国主义自作多情了一番,不过是充当了一回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况且,又得罪了我孔庆东,天堂和地狱两条路上的公关都搞砸了。因此,我为自己释然之后,是真为这些富豪兄弟担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