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里，奶奶的家一直是1956年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一大家人——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儿孙女——都住在这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奶奶家的旧貌已荡然无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户自称“革命群众”的人家未任何人许可，强行搬了进来。他们把患糖尿病卧床不起的奶奶赶到了一间连一扇小窗都没有的储藏室去住，在旧社会，那是连下人都不会住的房间。5年多时间奶奶就一人躺在那儿，直到最终孤独地离开人世。
而那六家人却大模大样瓜分了奶奶的家。一住进来，他们就砍倒了奶奶种的牡丹红，铲了姑姑栽的月季，把游廊封了堆杂物，在院子中间搭起简易厨房，信手拈来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水泥、半截子的砖、三合板、油毛毡。整个院子丑陋得不堪入目。
时光倒流到1956年我们刚从瑞士回国那会儿，奶奶家仍未失其古典美。院落中，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平房前面有廊子，晴天可在此纳凉，雨天则赏雨景。廊子两头连着游廊，游廊的横梁上的花鸟山水，还是太爷爷活着的时候请高手画的。岁月的刻蚀已使雕梁画柱大褪其色，倒是栏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游廊之外，灰色的砖墙围住整个院子。老北京城里，这种被称作“四合院”式样的建筑无处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里共有三进，第一进中临街的平房是“下房”，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户面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吹不到凉风。听说我太爷爷在世时，此处住的下人有十几口，除了佣人、门房，还有司机、裁缝、园丁。有位从扬州雇来的厨子颇让众人眼红，因为他一个月能拿一百块银洋，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扬州厨子烧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父亲却不欣赏。父亲上大学时就偏爱在下房就着咸菜吃窝窝头。他和佣人一起吃饭聊天，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了解到旧中国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是如何毫无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穷人当牛做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自己肚子，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岁数，血汗被榨干，就只有倒毙街头，连一个亲人，一口棺材也没有……
父亲在下房吃了两年窝窝头，思索着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后他决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晋察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在父亲的憧憬中，新中国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严，没有剥削压迫，没有主人仆人，大家亲如姐妹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家遣散了所有的佣人。只有两位老太太例外，一位我们都叫她老奶奶，是姑姑的奶妈，另一位是奶奶陪嫁的丫鬟，是奶奶的父亲早年从南方买来的，她们都坚称自己生是奶奶家的人，死是奶奶家的鬼，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奶奶只得让她们留下。我见到她们时，已都是70开外的人了，白发苍苍，脸似核桃，背驼腰弯，尖尖的小脚。家里谁也不让她们干活了，但她们总闲不住，包揽了洒扫庭除家务种种，而她们还真是帮手，所以那时奶奶只须请一个壮年女佣，日间给这一大家子人买菜做饭即可。
奶奶家另外三排房屋算“上房”，高且向阳，冬暖夏凉。第一进的上房是客房，近街，也近佣人房，既方便客人，又不碍着主人家的私隐。虽然过去中国人的字典里找不到私生活这类词，奶奶家的房屋格局使我相信国人嘴上不说罢了，心仍系之，只是这种主客空间上的疏隔迹近奢侈，非大户人家不能尽情享受。
1956年我的外祖父母从上海搬到北京，就住了奶奶家的客房。当时我的舅舅考上了北外的俄语系，外祖父母想住得离两个孩子近些。俄语在5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人人都想学，连我父母也赶时髦学了一阵。可此景不长，几年之间，老大哥成了修正主义者，贸易中断，专家撤走，俄语失宠。舅舅的很多同事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英语又热门了起来。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升沉，殊难逆料。
第二进院子由奶奶自己带着未嫁的姑姑住，姑姑是医生，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据说她在从业前读了整整8年的医科大学，读这么久的书真令我难以想象。1956年姑姑30多岁，肤色白皙，面容和善，言语温柔，男女老少朋友众多。每逢星期日朋友们就来看她。有些是她的同行，有些则是她妙手回春的病人。他们就在游廊里坐了啜茶，高谈阔论。说笑的声音，隔老远都能听见，那是人们还没学会关起门来轻声密谈的年代。
没人上门时，姑姑则穿上蓝罩衫，在院里忙她那些花木。她和奶奶都喜欢莳花弄草，两人把最宽敞的第二进院落辟成一个大花圃，从早春到暮秋，花圃里迎春、丁香。紫燕兰、牡丹、月季、菊花等流芳溢彩，常开不败。
家里的饭厅也设在这一排。饭厅很大，朝南有一排窗，北墙还隔出一小间，这一小间房没有窗，顶上吊了盏15瓦的灯泡，白天晚上都是黑黢黢的。1949年以前这间房用来储藏食物。那些年，市面上米面时时因战事突发而告缺，随之价格暴涨。北京的大户人家因都存了粮油以备不时之需。到了50年代，粮价稳定，储藏室遂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若非文革时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我压根儿就忘了家中还有这么一间小房存在。
我家和叔叔家合住最后一进院落。我家住东头，叔叔家住西头，中间是颇为幽暗的过堂问。
我有两个堂兄弟小牛和小强，小牛比我大一岁，小强比我小一岁。我对小牛极其佩服，因为他是个攀爬太湖石的好手。太湖石产自南方，几千年太湖的浪蚀风化使它们千疮百孔，具有一种独特的病态美。过去人们不惜千里迢迢将它们通过大运河运至北方，装点皇家园林和大户人家的庭院。奶奶的院里就有若干这样的大石头，其中三块最有味道，瘦皱露透兼备，放在第二进院落的游廊外，其余的则堆砌在第三进院落中间一棵老槐树下。太湖石因其多孔，使我很容易就跟小牛学会了由此爬房上树的秘诀，也使捉迷藏玩出许多花样来。从此，我就告别了那个只敢在沙坑里扣沙蛋糕的安静而腼腆的旧我，变得胆大妄为起来。
奶奶家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硬木制的，柜子高及屋顶，桌面床侧镶嵌了大理石，石板上自然形成的黑白斑驳的纹路看上去就像一幅幅传统的山水画。床栏、条几。圆桌、方椅四周的木头经过精心雕琢，其图案有的状若云霞，有的状若波浪，又有的状若松枝或蝙蝠。奶奶房间中有一面香樟木雕成的隔断，我曾久久站在这木壁之前意会出花瓶、画扇、香炉、挂轴等等图案。听说这面墙是前屋主溥雪斋设计的，博是一位晚清艺术家，沾点皇亲国戚。夜幕降临，木料的幽香，总被奶奶供养在瓷瓶中大把雪白的晚香玉盖住。
晚香玉的清香于是常使让我回忆起奶奶讲过的故事和灿烂的夕晖在奶奶家的庭院中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奶奶早年跟塾师读过书，我在她的床头不时见到像《唐诗三百首》和之类的书。但奶奶讲的故事都是真事儿，不是书里看来的。
听了奶奶的故事我才知道她的祖先是蒙古旗人，原本生活在东北。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牧民和好猎手，在马鞍上生，在马鞍上长，在马鞍上死。广袤的草原任他们的烈马驰骋，他们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他们一诺千金，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一句侮辱，他们会让对方白刃进，红刃出。
1644年，旗人一路杀向南方，长城也挡不住他们的铁骑，不久便饮马南海。奶奶的祖先必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因在清朝建立之后，他们的后人世代高官厚禄，并与皇室通婚。又过了两百来年，奶奶家不再有骠勇骑手降生，他们鲜红滚烫的血液日渐稀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家族不再尚武，男儿成了文官，女儿成了闺秀。
奶奶的祖父官至刑部尚书，官居一品。但奶奶说饶是这样，老人家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因为他是个老迷信，坚信所有的人死后都会变鬼，善终之人变无害之鬼，或呆在阴间，或投胎转世，与人无犯，横死的则变为厉鬼，早晚会回到阳间找人雪恨。
这一迷信使得老人常年提心吊胆，在秋审时节格外坐卧不宁。秋风肃杀的日子，全国的要犯都会递解到京，进行最后一轮审讯。讯毕，即将男女死囚拉至城南菜市口当众行刑。奶奶的祖父此时身不由己，只得到场监斩。
刑场上，奶奶的祖父身着官服，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众将官如狼似虎，侍立两旁。他每出一言，士兵们都山呼响应，他手握朱笔，刽子手将人犯提至堂前，他只须验明正身，朱笔一点，以示最后判决。笔落之际，犯人的命数算是到了尽头。刽子手一拥而上，犯人顷刻间身首异地，鲜血狂喷，痛苦而恐怖的尖叫被利刃拦腰截断。
刽子手杀头杀红了眼，四周则里三层外三层围满看热闹的男男女女。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叫好，有人则面色苍白直犯恶心。黄土地将血当酒饮，最后连土地都吸得烂醉了，血积成塘，其色玄黄，微风徐来，腥气弥漫。
施刑过程中，奶奶的祖父俨然是大清帝国的化身，令人敬畏，可谁知他内心正经受着剧烈的煎熬。刑部的职位是太后和皇上赐的，欲罢不能。左思右想，没有退路，唯寄望有朝一日太后和皇上将这一思典转赐他人。此时他被即赴黄泉的男犯女囚怨怒的目光牢牢盯住。这些目光有的祈求，有的绝望，有的被泪雨遮蔽，有的被怒火烧红。在狂乱和苦痛中，偶尔也有一两双异常冷峻、锋利如刀的眼睛，奶奶的祖父不禁为之震慑。
死囚们的目光无一不像尖利的长钉刺穿了尚书大人的灵魂。他高高在上，无处逃匿；他如坐针毡，心中惶惶。他明白用这样目光看他最后一眼的人永远也不会宽恕他，纵使再投胎三次，这些人生生死死都不会放过他，终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他，讨还血债。
奶奶讲的关于她祖先的所有故事中，这个故事对我震撼最为强烈。在60年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几年中，我真希望从未听奶奶说起这些故事，这至少可以使我的思想改造不那么艰难。我有时甚至希望没有这么一个奶奶和她的祖先，他们是吸血鬼、寄生虫、残渣余孽、牛鬼蛇神……要是我能把他们从记忆中统统抹去，我就能像同学们一样成为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1966年，我正暗自庆幸终于与奶奶和她的祖先彻底划清了界线，却得做些千奇百怪的梦。那是“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作为一名红卫兵，白天四处串连写大字报，参加万人大会，批斗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对文革可谓一片热情，真心相信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将彻底消灭官僚和特权，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
然而到了夜晚，我完全没法控制自己的梦。一次，我梦见我正参加一个万人大会——那些日子这种集会司空见惯，但这次会上，批斗的对象不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我自己。我周围是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他们愤怒地高呼口号，对我切齿痛恨，不共戴天。我是一叶扁舟，行将沉没在巨浪翻滚的海洋中。我挣扎着想说话，想辩解，没一个人愿意听，他们定我有罪，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接着我就被押去刑场。不知何时原来的绿军装和红袖章换作了一袭白色的长袍，传统剧目里这无辜的囚犯常作此装束。我戴着锒铛作响的手铐脚镣，在长街上行走。萧瑟的秋风平地而起，长衫飒飒有声，发带也飘忽不定。沿街观看的怕不下数千人，我看不出这些人脸上是悲是喜，他们似乎个个都戴了面具。
梦中我怨愤难平：我是冤屈的！我还这么年轻就得去死！但我转念又想：既然判也判了，那就慷慨就义罢，生命已到了尽头，别再丧失我的尊严，至少我还能在最后一刻保持一个好的形象。
就这样我一命归西，虽是横卧街头，似乎还残存着意识。我看见人们从我尸体旁走过，像是游行；这次他们没戴面具，于是我认出他们原来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邻居，还有我的亲戚。没人停下看我一眼，没人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亦没人为我掉一滴眼泪。他们个个都将目光投向高远之处，我竭力呼喊，欲唤起他们注意，却是半点声音都发不出，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人群渐次离去，灯光转暗，我知这下是死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