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们家搬到了北京西郊，很快我就忘掉了奶奶和叔叔面临的烦恼，新的环境充满新鲜刺激，也带来种种不惯。我们的新家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不知比奶奶家的院子大多少倍。人们管这个地方叫机关。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机关大院其实是某某部，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了，大院里的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许跟任何外人提谁谁在这个大院工作，其它事更不能提，“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父亲的语气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令我兴奋。我为父母骄傲不已。在我心目中，他们可以跟电影里看到和故事中听到的那些英勇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媲美。他们知道很多重要机密，却对敌人守口如瓶，哪怕严刑拷打，甚至面对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只有令人不齿的叛徒才会害怕，出卖同志。

    但机关大院看上去可不像电影中那么阴森恐怖，既没有刑具，更看不到血迹斑斑。在我记忆中，大院是一方恰人的天地。我们刚搬进去时，院内还遗留着旧军阀的兵营，它们成了此地沧海桑田的见证。古柳的垂枝梳理着阳光，粉红的玫瑰盛开在低矮的柏树丛中。米色的办公楼很有俄罗斯风格，人们给它们起了别号，诸如飞机楼、马蹄楼等等。这些楼的后面，西山像是梦幻世界中的布景，蓝殷殷的山峦倚着蓝殷殷的天。

    大院外，一方方稻田、荷因连成片。二姨告诉我：红花莲蓬白花藕。至于荷叶，二姨拿它代替锅盖熬粥，她熬的粥带了青青的浅绿，清香扑鼻。

    虽然大院中风光旖旎，但它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天24小时在此巡逻把守，凡进出大门的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孩子也不例外。

    而我们常常忘带通行证。这时我们就混在人群中或绕到门卫的身后走，有时也能溜进去，一旦被抓住，卫兵就把我们领到岗亭后的传达室，看传达室的老人很和气，他认识所有孩子的父母，我们被发到那里，他便问我们父母近来可好，然后按铃，卫兵也只好让我们进去。

    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给卫兵制造了许多麻烦。如果哪儿的铁丝网坏了个缺口，或墙头哪个地方可以翻得过去，这类秘密总是不胫而走，大家肆无忌惮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颐和园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进了西苑小学读书。这儿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机关，其中不少高干子弟，有些同学的父母在附近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我的班上50个学生，工人家庭的孩子极少。

    那时候大院里的同学已经多多少少具有一种朦胧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远不如后来的干部子弟对自己父母地位的意识那么强烈，也许这是因为50年代国人还相信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记得一次班上一个女同学被人取笑，她的父亲是位驻外大使。班上的男生们起哄，追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叫：“喔喔，某某的爸爸是‘大屎’！”一直闹到她大哭，拼命否认自己的爸爸是大屎。弄得老师不得不出面把几个男生狠狠叱责了一通，着他们赔礼道歉。

    这事只是无聊，另一个女孩遭嘲弄的事则更为令人不安。这个女孩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收入低微，冬天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买煤，她只能去学校附近的垃圾堆拾煤渣。拾煤渣的活儿很辛苦，冬天早上6点半户外仍是一片漆黑，西北风刮在人脸上跟刀子似的。在垃圾堆里，她得把别人家头天用过的煤球一个个砸开，看看还有没有能再烧的煤核。风不时把灰扬到她眼里，她伸手去揉眼睛，脸上黑一道灰一道。她穿着破旧的衣服，为的是省下稍好一点的上学时再穿。捡到一家够用的煤渣要花很多时间，她这么在寒风中苦干的时候，同学们都还在拥装而眠，暖气开得足足的。

    偶尔有一天她拾煤渣被一个男生看见了，他忍不住四处张扬，很快全班都知道了这个“新闻”。男孩子齐齐喊：“灰姑娘！捡煤核！”这女孩脸涨得通红，但她既没哭，也不吱声，坐在位子上嘴抿得紧紧的。从此她见班上谁都不搭理，下课转身就回家。第二年，没见她再来上学，不知是转学还是辍学了。我想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就近没有其它学校。同学中没人打听她的下落，她跟班上谁都不是朋友。

    这一小插曲不久就忘了，1958年大家的脑子里尽是些宏伟的蓝图，诸如赶超英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类。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按我父母的解释，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因此可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且，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样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简直太妙了！我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因为我非常渴望得到糖啦、冰棍儿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人儿书！

    小人儿书不贵，一两毛钱就能买到，但父亲每星期只给我一本。星期六是大家伙儿都高兴的日子，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父亲到他房间，眼巴巴看他打开书橱门。橱里放着一大摞簇新的小人儿书，这些书绘图精美，内容有趣，每一本父亲都亲自挑选过，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看了这些小人儿书，我开始认识孙悟空和猪八戒，诸葛亮和刘关张，108位梁山好汉，还有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等。我真想一股脑儿把父亲书橱里的小人儿书和好些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小人儿书通通据为己有。为这个原因我也要举双手赞成实现共产主义。

    大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奔头，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废寝忘食，于得这么玩命？当时有个词儿叫“连轴转”，更有一句口号，叫“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就是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如潮水般涌来。人人兴奋万分，晕头转向。先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每个单位都建起了小高炉，土法上马。我们小学生则四处搜集废铜烂铁，在大院里挖地三尺，这里刨出几枚锈迹斑斑的钉子，那里捡到一只穿了底的破脸盆。有同学怕自己的小组落后，便偷了家中的铁锅铁壶来充数。我没干这事，因为我知道二姨准不乐意。饶是这么折腾，大院的高炉也没炼出什么像样的铁来。

    另一个叫做“除四害”的运动倒还见点成效。连续三天学校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楼的房顶上，敲锣打鼓，把铁盆和铝锅拍得山响，同时挥舞小旗，可着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二姨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原来幼儿园有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家人不能探望孩子，更别提送吃的东西了，生日亦不例外，规矩就是规矩。二姨求情不成，失望得差点当着老师的面掉眼泪。到头来，所有的鸡蛋果然都归了我。

    二姨觉得拿了我父母的工钱不干活儿，心里正是过意不去，扫盲运动又开始了。母亲建议二姨学识字，二姨求之不得，连连答应。于是每个晚上，母亲都在书桌边教二姨几个方块字，二姨则在第二天照葫芦画瓢，一个个记住它。

    1958年二姨虚岁56，在以前的人看来，她已经步入老年，可她连自己的姓名都还不会写。在这个年纪再让她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学写汉字，真真是为难她了。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我从没听她抱怨过课程太难或母亲教得太快。不久，她已能参加专为扫盲开设的夜校了。在夜校里她每次测验都能“放卫星”，拿到老师嘉奖的小红旗。二姨给我看这些奖品时，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似的。可惜一年之内，扫盲运动也像其它运动一样有头无尾，那时二姨已认了一千多个字了，可以读报和写点简单的书信了。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