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走后，我回家次数愈见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连不舍的避风港，却成了是非丛集的烦恼巢，许多事我都爱莫能助，住在这儿往往还一夕数惊。既然如此，何不抽身远避呢？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

    从8月起，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把这场革命推向全国。我们是火种，毛主席是春风。春风猎猎，笛声长鸣，只待找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要启程了。

    我选中了广州，一个亚热带城市。珠江两岸，椰子树高高成行，棕榈叶迎风沙沙作响。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此销毁外国人的鸦片烟；其后，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义，七十二先烈为一个共和国的梦想捐躯沙场。对我来说，广州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国的南端，远离北京，我在那儿闹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尽情饱览沿途风光。

    决心已定，我问我的红卫兵伙伴都打算去哪儿，有人说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还有人去东北。一个女孩说她准备去西藏，那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拉萨。也有说想去云南，看能否过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后，一零一中有将近30人打算去广州，我们编了一个战斗队。

    过了一晚，车票便弄到手了，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天出发。这次出门行程四千多公里，我们却全部轻装上阵。我带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红书、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两套内衣裤、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亲给我的30元钱。一只绿色的挎包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我们不是观光客，出门又不是去游山玩水，我们是一群战士出征，向旧世界宣战。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征程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只是羡慕父辈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必再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像我们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样，我们奔向黑暗势力猖獗、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挖出隐藏的敌人，为文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

    火车在傍晚时分驶离北京，我们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车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来，大兴奋了，不想再睡。我凭窗而坐，左手支着窗沿，清凉的晨风扑进车厢，拂动着我的红卫兵袖章，把它变成了一小团熊熊的火焰。我摘下军帽，任风吹乱我的发梢。

    这时我的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头顶上约莫寸把长，下边更短，而我还不算一零一中最激进的女将，我知道有几个女孩把头发剃光，她们很以此为骄傲。我佩服她们的勇气，自己却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头发短了不算，我的脸也晒得黝黑，四肢结实而灵活。我骑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两个月，炼得一身紧绷绷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发着汗味，指甲藏垢，脱下球鞋来臭气熏天，不比男生逊色。我知道如果母亲和二姨见我这副模样，她们一定大惊失色。但我偏就喜欢这副模样！

    过了一会，10岁光景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给了他们几块糖，他们管我叫“红卫兵叔叔”，连他们的妈妈坐在我对面，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没有纠正他们的误会，甚至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两个孩子这么称呼我，尽管我只比他们大四、五岁。

    广播说开始供应早餐，队里的3个红卫兵自告奋勇去餐车为大伙买盒饭。后来我们问多少钱，他们却说：“免了吧，钱算什么，私有观念已经过时，你我的钱不就是大伙儿的？既然咱们是战友，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认为这主意不错，之后大家便轮流买饭。

    两餐之间没什么可干的，只好望着窗外的风景出神。旅途漫长，40多小时后才到广州。就这么干坐实在无聊，我们决定在车上闹一番革命。

    我们的计划是在卧铺车厢调查旅客的出身和阶级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让铺位给坐硬座的工农兵旅客。说干就干，而今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征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老人家的“红小鬼”，他把大权交给我们，我们只听他的号令。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把卧铺车厢清了场，至少是基本清理干净了。原来旅客中几乎一半都有问题，我们勒令他们离开，他们也不争辩，拿上行李走人。但有5个上海男女青年却很刺头。

    因为这几个人不理解我们革命行动的意义，我们决定和他们论论理。

    “工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像一个主人的样子，而不能只当二三等公民。你们想想，这辆火车上有年纪大的，有身体不好的，有拖儿带女的，你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坐两个晚上，你们却舒舒服服躺着，这应该吗？”

    “话可不能这么讲，”其中一人反唇相讥，“我不觉得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想舒服，也可以买卧铺票睡到这儿来，他们想省钱，这才买硬座。既然他们要省钱，你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至于我们，我们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点，我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开始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卧铺车厢里辩了起来，红卫兵在过去两个月没学别的，就学如何辩论。我们都喜欢把事情争个水落石出。

    “你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并不全对，”我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称得上神圣，我们得先作一番阶级分析。如果为保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来说就谈不上神圣二字。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废除它们！这是革命的宗旨！否则旧的制度怎么能够推翻？工人农民怎么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又从何诞生？我们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唇枪舌剑就此展开，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毕竟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在他们没话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步。过了几分钟，其中一个突然说：“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肥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

    “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他们连手都不碰一下。

    当然那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如果我们的革命父母没有性生活，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时我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使我根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学校从不开教这类科目，家中也不谈论这类话题。所以其实我并不真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从二姨的故事里，从书上或者新闻中知道女人会为它自杀，男人会为它判刑，10年、15年、20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许多领导干部为它颜面扫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与之沾边，就像红卫兵不能抽烟喝酒一样道理。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闪亮的词儿出自他的名著，我们早已熟记于心。几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对性的态度放在女人身上还有另一个词，即贞洁，那是我亲爱的老二姨的名字。女人要守身如玉，这种观念显然是“四旧”，奇怪的是我们这伙女红卫兵不但不想去破除，还竭力维护它，好像它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到广州后第5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晚上，两个高三女生到了9点多还没回来，我们正有些着急，突然看到她们押回来一个30来岁、又粗又壮的“俘虏”。原来当天下午两位女红卫兵在市里走迷路了，她们向这个男人问路，结果走到了郊区一座废弃的教堂附近。暮色降临，两位女生在废墟边一路琢磨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回到驻地，周围风摇树影，野草丛生，虫声一片。突然她们听得身后一阵嘈杂，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人给她们指的路，他居然一路跟了来，而她们还不曾觉察，当地人的革命警惕性却非常之高，他们注意到他一直鬼鬼祟祟跟着两个女红卫兵，联想到这儿曾发生过强奸案，于是采取了行动。

    听到这里，我吃惊不小：强奸，在我眼里，这简直比谋杀还坏。我们开始审问这个人，他说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我已全然没有印象，我们应该还问了他的阶级成分，似乎不属于“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引我们的两位战友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所以然，这使我们更相信他对我们的阶级姐妹不怀好意。我们缩小了包围圈，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的鼻尖，有些人已经开始解皮带。问题越问越尖锐：

    “这么说你仇恨红卫兵？是不是？你老实交待，不然就砸烂你的狗头！”

    “是是，我恨。”

    “那么你也仇恨文化大革命了？你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么？”

    “是是，我仇恨……我想破坏……”

    “你是不是阶级敌人？”

    “我是阶级敌人。”

    “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就是国民党特务，我是台湾派来的。”

    “你想国民党打回来吗？”

    “对对，我想……”

    “你有没有枪？”

    “哦，有的，有的，我有枪，有手榴弹，我还有机关枪。”

    “有没有和台湾联系的发报机？”

    “当然有啦，我有一台发报机。”

    “你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哪儿啦？”

    “我埋在我家的后院里，你们跟我去，我带你们去看，你们可以把它挖出来。”

    再审下去，这个人问什么招什么。他的口供在我们脑子里全变成了事实，这些“事实”令我们对他满腔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他变成了真正的犯罪分子，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我们开始动手揍他。

    接下来的一幕令我们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在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中，他突然站起身来，把白色的短裤往下猛一拉：他竟没穿内裤，露出来的是他的那样东西，他的生殖器，又粗又黑，在一丛黑毛中突将出来。它似乎硬着，立着，在向我们点头。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它看，完全不知所措。我又羞又恼，手冰冷，脸发烧。几秒钟内谁都没动弹，大家都僵在那里。随即像堤坝决口，洪水外泄，女红卫兵一窝蜂逃出教室，站在走廊里，男红卫兵则拿了竹竿冲上去收拾他。

    我们都恨透了这家伙！也不知是女生更恨他还是男生更恨他，女生恨他是因为他侮辱了我们，男生恨他因为他是男性中的败类，他这么一暴露，不啻把所有的男性全都毫无羞耻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他们都像是被他扒得一丝不挂，多么令人难堪。这次他们真的发了狠，打打打，往死里打，他罪有应得，这个败类！

    又一通答鞭，竹竿如雨点般落下，只一会儿这人就瘫在地上。棍子悬在半空，有人帮他拉上短裤，我们涌回教室张望，这人纹丝不动。他没了气。

    这下我们面面相觑，慌了神：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惹了乱子，闯了大祸。赶快叫公安局来，这家伙不是个阶级敌人么？我们还有他的口供。当然上面没他签字，成点问题，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不都可以作证么？我们个个都亲耳听见他承认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于是我们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告诉他们这儿刚有个人死了，实际上他是被我们打死的。我们请求他们派人来调查这件事。“越快越好，”我们说这话时嗓音不禁有些颤抖。

    电话那头，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是何许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听到这句话，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原来他们是造反派，刚造了公安局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他们说坚决支持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个案子就这么了结了，不必再费事调查。他们会叫火葬场的人赶快来把尸体运走。

    闻此，我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摆脱了麻烦，叫人实在难以置信。反过头来，我们倒有点不安，再次请求警察能来笔录一下案发经过。“真的没必要”既然他们一锤定音，我们也只好作罢。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怕闹鬼，我从小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相信世上并没有什么鬼神。是我被自己纷乱的思绪扰得夜不成寐。

    这人竟死了！他实在太傻了。他要是对我们所问的问题一概否认，不就没事了吗？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一条命搭进去。态度不老实也许会惹恼我们的人，一顿打是免不了的，他得咬咬牙坚持一下。要是他任凭我们拷打不松口，即便别人无动于衷，我想我也会帮他说句话，放他一马。红卫兵都敬佩英雄，我的同志们也决非不可理喻之辈。可这家伙，一副熊样，窝囊废！可惜他太不了解我们红卫兵了。

    其实就算他承认了那些问题，只要他后来不那么下流，不脱他的……也不至于当场送命。所以回想起来他说的做的没有一件是对的，他被打死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这么个流氓，恶心透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强奸犯，反革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我们晚上打死的这个人，夜里我还得把他在我心里再杀一回，不然我就没法睡觉。当我把他送上良心的法庭判了死刑的时候，我可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就没把他招认的罪行当真。其他人也不信他编的那些鬼话，不然我们会拿了他的地址去查他的后院。公安局的人根本就没向我们要他的地址，他们一准也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搬出了中学住进广东省委所在的大院。这个大院和我从前住过的机关大院大同小异，也有解放军站岗。但哨兵拦住的全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则坐在四个轮子上进进出出，接受卫兵的敬礼。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说要驻扎在这里点文化革命之火，谁敢阻拦？不久有关部门就通知卫兵让我们自由出入。

    于是我们移师省委，扎营在一处叫冰室的地方，因为这儿可以一天到晚买红豆冰吃。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对大院巡视了一番。这地方挺不错的，一个颇大的湖，湖畔栽满了茉莉花。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小白花蕊，清风送爽，遐迩飘香。外面的世界闷热羹沸，这儿却宁静恰人，好一个世外桃源。这正是我们到此一游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搅乱资产阶级的太平，在司令部里掀起红色风暴。

    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来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药味儿。盘旋在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通令全广州所有的私营商店从即日起停止营业，谁若对我们的命令拒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接着，我们把文件拿到一家印刷厂去，厂里的工人全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头头们也不敢干预。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为我们赶印了一万份这样的传单。

    再下来，我们叫大院的交通队给我们派车，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我们把传单搬上去，在市里转圈，沿途散发。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落，行人争抢，先睹为快，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跑，一大群孩子，赤着脚，叭哒叭哒，像鼓点砸在街上。他们伸着手拼命叫，“给张我！给张我！”喊声热切而整齐，这一消息野火般在全城蔓延开来。在繁忙的街头，十字路口，本地红卫兵手持话筒，站在木箱上用广东方言宣读我们的通告，这都是我们组织起来的。

    天擦黑我们才回到驻地，感觉真不错。广东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必胜……这边厢我们正在欢呼，那边厢鱼贯进来一帮中年干部，腋下夹着大大的公文包，说他们是广州市委派来的人，傍晚时分，市委被几百个私营店主围住，店主们强烈要求政府将他们的商店收归国有。

    “那好哇！国家早就应该接收它们。”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市里没有资金去收购这些店铺。店要是收归国有，店里的老板伙计就都成了国家职工，将来不论商店盈亏，国家都得付他们固定的工资，还有医疗费、福利奖金、养老金、住房、孩子读书等等。要不然这些店主这么积极让国家来接管他们的商店？这等于说从今往后他们捧上了铁饭碗……”

    我们压根儿没想过事情还会这么复杂，但我们又不愿半途而废，那不等于革命流产了么。于是我们和这些干部展开了对话，一直谈到半夜。我们给这些干部讲大道理，让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让他们不要让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干部一方，则想用各种数据来说服我们，坚持说此举将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我们洋洋洒洒高谈阔论，他们一板一眼算着细帐。大家总是谈不拢。

    后半夜，他们好歹说服了我们：实施这一革命步骤的时机尚不成熟。也许我们根本没有被说服，只是我们太困了，头脑发木。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给了资本主义当头一棒，让吸血鬼们知道他们的好日子不长了。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想到大人们（市委干部和那些私营店主们）把我们的命令这么当回事。市委把我们当钦差大臣，连夜派人来说服我们，使我们感到不无满足。最后我们答应这个命令暂缓执行，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再去把它付诸实施了。

    虽然没能根除广州的私营企业，我们仍在广东省委的后院点了一把火。当地干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部消息，他们很受鼓舞，也跟着起来造反。有些人却非要做“保皇派”，同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闹翻，盖因他们参加了不同的派别。红卫兵推波助澜，整个大院折腾得像开锅一样。

    孩子们了无心机，大人们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却可以使出极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张大字报指控我们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抽烟喝酒，偷公家的东西，还乱搞男女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无耻的造谣。特别是最后一项指控，简直恶毒透顶。在中国，说一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当，乃是破坏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人从此臭不可闻。

    不用说，我们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这个蛊惑者，我们非砸烂他的狗头不可。但是大字报是匿名的，落款只写“几位革命群众”，我们去砸谁的狗头？我们又不能袖手不管，让流言蜚语把我们弄得名誉扫地。在这个大院，没几个人真正认识我们，可是很多人会看到这张大字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字报并不是总讲真情实话，也可以用来诬陷栽赃。人们用它来闹革命，也用它来作人身攻击。读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给无辜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只能星夜赶写一张大字报反戈一击。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当时觉得掷地有声，今天看来，却是毫无逻辑可言，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都是红卫兵，来自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们对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我们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坏习气有天生的免疫力，决不会沾染抽烟喝酒偷东西乱搞男女关系等恶习，那些匿名造谣诽谤红卫兵的人别有用心，革命群众应该提高警惕，挖出他们的黑后台。这个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派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大概我们的威胁惊动了高层领导，没几天，我们接到邀请去和中南局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谈话。他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

    “我们可没有时间‘接见’他们了，我们还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记不得究竟还有什么大事等着我们去做，回想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对政治斗争感到厌倦。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斗争：理论和宣言，灵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牺牲。这是对权力的争夺，既丑恶又冷酷无情。够了，够了。9月还没过完，我们已决定离开广州。

    在我们离开广州时，我们这一干人个个鸠形鹊面。我的嗓子全哑了，张开嘴什么音都发不出，真是种怪异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发表了太多的演说，终日跟人辩论，高声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压倒对方，加上睡眠少，饮食又无规律。有时我们连续两、三晚不睡觉，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甚至不吃饭。

    其实我觉得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我们离开广州前的一个晚上，我跟着一队红卫兵在中山路上走。后半夜，整个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尽，两条腿像拖了两块大石头，越走越慢，另一个才14岁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结果我们腿一软，竟在马路中间睡着了。

    其他红卫兵走出两里多，发现我们丢了，回过头来找。还好在他们找到之前我们没让汽车或卡车压死，不然我们就成烈士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后人眼里是愚不可及的。为了一个荒谬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而今历史已几乎完全把他们遗忘了。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可以写出这些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