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沈啟無先生，談起周作人，他說：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莊嚴的，──不是嚴肅，是莊嚴。他的生活的氣氛幾乎不是中國式的，卻是外國式的。倘拿中國的哲理來比擬，則他毋寧與道教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卻其實是他所缺乏的。

    又說：他的愛好明人散文，也是愛的那時代的空氣的，但不知怎的，後來又把散文弄成小品文了。

    那提到我寫的兩篇文字「周作人與路易士」和「談談周作人」說：你說他只想做一個平實的人，是對的。你還看出他晚年的惆悵。真的，他晚年似乎很失望，覺得中國總不能好起來。

    因而慨嘆說：和魯迅分離，於他的影響甚大，魯迅的死於他更是一種損失！

    因為魯迅在時，究竟是他的一個敵手，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敵手，沒有了魯迅，他是要感覺更荒涼的。

    以上一段話，雖然是在筵席上因為兩人坐在一起隨便說說的，簡單得很，卻是關於周作人的極深刻的也極素樸的話。散席後歸來，我忽然想到要加以註解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中國人的生活變得這樣瑣碎，零亂，破滅。一切兇殘，無聊，貪婪，穢褻，都因為活得厭倦，這厭倦又並不走到悲觀，卻只走到麻木，不厭世而玩世。這樣，周作人在日常生活上的莊嚴，所以要使人感覺不是中國式的了。倘若說是外國式的，那麼，還可以更恰當地說，是希臘式的。

    但希臘式的明快，有如晴朗的海水，其實是隨伴著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的。「五四」以後的周作人可是只愛其晴朗的一面，因而他的莊嚴只能與道教的哲理相結托了。道教與希臘式的人生，在崇拜自然，以自然的明快袪除枯寂，恐怖，與陰暗這一點上，是相近的。不過道教的是返於自然，好比「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連人都不見了，而希臘的卻是生活於自然，好比清明時節漫山遍野開著嫣山紅，男女踏青，有戀愛，有歌唱，也有鬥毆。

    道教的不是海水，也沒有風暴，卻如同一泓潭水，四山清絕。它的莊嚴，不過是漣漪。因為清絕，是會寂寞的，變成不是莊嚴，也不是嚴肅，而是嚴冷，從道教蛻化出來的法家，就是這種沒有愛，冷得很的東西。但人是不能這樣生活的，所以道教的另一支，還蛻變為五斗米教，與民間的習俗迷信結合，藉此使自己熱鬧。

    那種嚴冷，不是周作人喜歡的，而與民間的習俗迷信結合，也與他的科學精神衝突，所以他轉到了愛好明人的散文，因為明人的生活究竟是真實的，人間味的。但這乃是倉卒的選擇，因為明人生活的空氣其實是不見得好的，發掘下去，便將不堪，所以只好就文字論其散文。散文這樣子變成了獨立存在，就跌入了小品文的命運。

    依然是寂寞，於是抓住了儒家精神。周作人所喜愛的儒家精神，是比道教的哲理更人間味，比明人的生活空氣更壯健的東西。但儒家精神的真實，乃是叫人相安於權力關係的既成事實，這相安，其實是心安而理不得，與周作人的哲理化的人生觀還是牴觸的。而所謂「畏天敬人」，則是嚴肅而非莊嚴，雖然也不是嚴冷。

    周作人是骨子裏喜愛著希臘風的莊嚴，海水一般晴朗的一面的，因為迴避莊嚴的另一面，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所以接近了道教的嚴冷，而又為這嚴冷所驚，走到了儒家精神的嚴肅。近來他就有一種不分明的願望，要想改造儒家的哲理，使它的嚴肅變為莊嚴。無論如何，這將是徒勞的。

    我以為，周作人與魯迅乃是一個人的兩面。魯迅也是喜愛希臘風的明快的。

    因為希臘風的明快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生活氣氛，也是五四時代的氣氛，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生活氣氛。不過在時代的轉變期，這種明快，不是表現於海水一般的平靜，而是表現於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這力，這憤怒與悲哀，正是一幅更明顯的莊嚴的圖畫。這裏照耀著魯迅的事業，而周作人的影子卻淡到不見了。

    人們可以看出，兩人的文字，對於人生的觀點上，有許多地方周作人與魯迅是一致的，幾乎不能分辨，但兩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遠，就在於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著更大的人生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