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囚禁

    当帏幕行将最后一次落在古代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过早的去世是很可惜的，但他无愧于“圣徒”的称号。

    我讲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三三一年出生于帝国的新首都。三三七年，他的名声显赫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扑到共有的财产上，饿狼般地打做一团。

    为了不让别人分享产业，他们命令杀死住在城里和附近的所有皇亲。朱利安的父亲就惨遭毒手。他的母亲生下他后没过几年便去世了，六岁的孩子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与他分担了寂寞，两人在一起念书，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宣扬基督信仰的好处，讲课的是待人亲亲热热但为人又庸庸碌碌的尤斯比厄斯主教。

    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得远一些，免得树大招风，重蹈小拜占廷王子们的厄运。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虽然索然无味，却使朱利安有机会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很朴实，仍在信仰祖先传下来的天神。

    孩子在那里根本没有可能掌管什么要职。他要求能够专心做点学问，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只有在那里和其它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全都被挤掉了。

    继而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从事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被暗杀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儿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来只有他和他的堂弟，小哲学家，才是皇族中的两个唯一活着的男性，便亲切地把他接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来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的东西。三五七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打垮了他们的军队，还巧用计谋，把默慈和亲茵河纳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进巴黎，把图书室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他尽管平时不苟言笑，但这次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他们制定了周密计划，要除掉这个对手，因为他的成功有些过头。

    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一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斩首），便闯入他的宫殿，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四处张扬说，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利安的脑子并不迟钝，他慷慨领诺了。

    那时候，通往罗马的道路仍然是一夫把关万夫莫敌。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但是在他到达首都之前，消息传来，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已经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又当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说来也十分奇怪，这样富于智慧的人竟会认为，过去死了的东西可以借某种力量复活，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重建卫城的废墟、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上人、教授穿起过时的宽外袍、彼此用五世纪前就已消失的语言讲话，就可以再现过去的一切。

    然而这正是朱利安力图要做到的。

    他在执政的短暂两年里，致力于恢复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想重新探索僧人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目不识丁，认为一切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包括在一本书里，独立的研究和调查只能导致丧失信仰，引地狱之火来烧身；朱利安还想恢复具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欢乐生活。

    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比他更坚韧的人也会被反对之声搞得晓夜不安、悲观失望。至于朱利安，他简直晕头转向了，有一段时间还乞灵于祖先的真灼经验。安提阿的基督庶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上，可是他不肯惩罚这座城市。头脑迟钝的僧人想激怒他，重演迫害的悲剧，而皇帝却一再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造成任何牺牲者。”

    三六三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这个奇怪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种结局倒是再好不过了。

    他如果活得再长一些，容忍力和对蠢行的憎恶反而会使他变为当时最专横的人。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能坦然回忆起在他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他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可是，他的基督臣民以永恒的仇恨报答了他的仁慈。他们大肆炫耀说是皇帝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军团的士兵）射死了他，还精心炮制了颂词歌颂凶手。他们大讲朱利安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和承认基督的权力。为了诽谤这位一生俭朴苦行、全心全意为自己臣民谋取幸福的正人君子的名声，他们搜肠刮肚，把四世纪盛行的贬义形容词都派了用场。

    朱利安被抬进了坟墓，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名符其实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扫荡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个角落，摧毁一切反对势力。

    在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当政的三六四至三七八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罗马人为旧天神祭祀牲畜。这等于剥夺了异教教士的收入，他们必须改行另谋出路才行。

    不过这些规定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不只是让所有臣民都接受基督教义，而且还必须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自己俨然成为天主教的庇扩者，位大主教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颁布以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抱住“愚蠢的异端邪说”不放的人，所有继续忠实于“可耻教义”的入，全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到远方或处以极刑。

    从那以后，旧世界走向最后灭亡的步子更快了。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荡然无存，不是被拆去建造桥梁、街道、城墙和了望塔，就是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金制和银制神像被没收或偷盗，最后所剩无几，残存的也被打得粉碎。

    六个多世纪以来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被夷为平地。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时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留在故地，继续教授和解释古代哲学。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学生闻风而至。亚历山大主教下谕不让这所大学关闭，但教区的僧人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毒刑拷打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

    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当权的高卢，旧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边远的乡间，有时农民会起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军队就开来，用斧子和绞架平息“撒旦的叛乱”。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慢一些，但是到了三九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禁止。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从无间断地进行了一千一百七十年）一终止，其它活动便土崩瓦解。哲学家被逐出国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道命令，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六位教授丧失了谋生之路，逃到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倒是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过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玩一玩神奇新颖的印度游戏——棋。

    到了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好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他们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见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听凭神学家的摆布。

    真是古怪的节食（按医学行话讲），但并不平衡。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摆脱困境。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容易制服的。但要命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为亚力山大教士艾利厄斯所描绘的基督真实面目是否正确、同一城市里艾利厄斯的死对头阿塔纳修斯是否错误争执得面红耳赤，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在是否坚持基督与上帝“井非同类，只是相象而已”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支，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为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撕破了脸，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承认或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而剑拔弯张。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不幸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革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炼火恫吓。他们必须用婉言说服，指出错误，引回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他们必须首先有明确教旨，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要求把形形色色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于一同，这便导致了著名的集会——“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自从四世纪中叶，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带有异端邪说的痕迹，应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三二五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会议五十六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次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在君士坦丁堡开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八六九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召集，因为在四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虽然有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可是权力博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无从得知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不过以后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把宽容捧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抵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解时，讲得都是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正确合理的。

    如今，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信仰，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广阔世界大路纵横，任人驰骋，除去饥肠辘辘的家人外，没有人和他唱反调。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不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十去九不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心里感到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象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诩正确和专横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在“人们从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履行自己的主张时还要冒杀身之祸，他门只得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里，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聪明读者却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