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一个独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那些提出恐怖统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认为恐怖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在加尔文刚回到日内瓦时，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都对其十分钦佩。看来他感动了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只有一个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只好被迫让那独裁者坚决地推向他的目标。把他召回来统治自己的大多数人，被统一陶醉得晕头转向。很快，一个比较严肃的气氛开始了。把加尔文召回以恢复秩序的人们由于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们以为一旦这一凶恶的独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于他对道德的热忱，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不那么残酷。然而事实正相反。“教规”一天比一天严格。加尔文完全不放松控制，完全不说一句话感谢他的居民放弃个人自由和快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他们深感失望的是：加尔文宣称要在绞刑台上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在这之后，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里建立起来。日内瓦人终于认识到：他们不是如所希望的召来一个能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而是让一个将镣铐加在他们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来越残酷地实行高压措施。到最后，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疏远开来。

    对加尔文的不满在几个月之内重新抬头。他自吹自擂的、梦寐求之的“教规”似乎比现实更有诱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还对之欢呼的人现在开始抱怨了。但是，动摇一个独裁者的威望需要有显而易见和易于懂得的理由。加尔文很快就提供了这一理由。日内瓦人开始怀疑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是在大瘟疫期间（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于荒芜）。正是那些传教士们，大声宣称并极力主张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内一定要请到一个牧师在侧。当时，有一个牧师传染到了疾病。于是传教士们就撒手不管，让传染病院里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当局白费力气试图至少找到一个愿意“访问和安慰在瘟疫医院里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员。但除卡斯特利奥外没人愿意去。卡斯特利奥是一个经学院的院长，由于不是宗教法庭成员而未受委托与病人作伴。但加尔文却示意他的同事们宣称，加尔文是“需要的”，公开主张他“不能为了帮助局部而削弱整个教会”。其他传教士虽然没担负加尔文那样重要的使命，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市行政会徒然地向这些胆怯的牧师们求助。当时对传教士们有一个直率的批评：“他们宁愿吊死也不去传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传教士们，由加尔文领头，出席了市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无耻地招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进入传染病院，虽然他们知道凶日也好，吉日也好，传染病院才是他们为上帝和教会服务的合适场所。

    现在没有比领袖们表现出个人勇气更激动民众的了。在马赛、在维也纳和许多其他城市里，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间尽了责任的英勇的教士。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英雄主义，更不会忘记那决定性时刻的卑怯。日内瓦人藐视并嘲笑那些教士们——从布道台上他们习惯要求众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他们自己既不准备又全然不愿意作任何牺牲。一次徒劳的减轻公众不满的尝试随后发生，上演了一幕可耻的活剧。市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闩上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他甚至于得更绝，公开宣称“瘟疫传播者”干尽了坏事。他在布道台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讷河。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讪笑，在他的经历里，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需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上消失了。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也已消失了。一种对抗精神在扩大了的圈子里蔓延。但是加尔文幸运的是，圈子扩大了，但仇恨没有集中起来。集中的往往是独裁统治的暂时优势，它足以保证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其积极的支持者们成为少数之后。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与此相对照，来自各方面，被不同动机激励着的意志，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他们有仇恨，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运动，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因此，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到他最后被推翻，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加尔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而敌手方面，则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他们有些曾经是夭主教徒，现在依然秘密地墨守旧教；有些是旅店关门后被赶出来的酒鬼；有些是不许他们象往昔那样再抹脂涂粉的妇女。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家族的成员，他们被暴发户当权激怒。那些暴发户在日内瓦立足儿个月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在开始的几年里，加尔文发现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团体。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加尔文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的理论家来说，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提倡敌对理论的人物。加尔文，一个思路清晰而且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思想家，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敌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他特别害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对那独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过了加尔文。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橡留了下来，可惜画得不好。这是一张严肃的、有思想的脸，光秃的前额之下一双白洋洋的眼睛。这就是相士所能说的一切了。这画像没有能使我们洞察他性格的深处，但其人最基本的特征——他的自信和稳定，是正确无误地勾划下来了。如果我们把加尔文的和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能看出这两个人在精神领域方面，以及肉体方面，其对比是如此的明显。加尔文的容貌特点是极端紧张。表现了一种令人痉挛和病态的精力，急切地和无法管束地寻找发泄。卡斯特利奥的脸温和且平静。前者狂怒烦躁，后者宁静。在两者的容貌上，我们看到了急躁与忍耐，热情冲动和持久的决心，以及狂热和仁慈。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和对他的画像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生于一五一五年，比加尔文晚六年，生于瑞士、法国、萨伏依公国三国交界之处的多飞因。他的姓是卡推龙、卡特龙或卡他龙，根据萨伏依公国的习惯可能是卡斯台利洪或卡斯特利洪。他的母语与其说是意大利语，还不如说是法语，虽则他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很快，他的拉丁语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二十岁上他进了里昂大学，在那里绝对精通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接着他也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他的热情和他的运用能力是这样的杰出，以致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投票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音乐吸引着他，他就是靠教音乐课才开始挣得菲薄的收入的。之后他写了大量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不久，解决当代问题的热情又支配着他，那在他看来，比一个遥远的古典的过去更为基本。如果我们把人道主义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在其运动的早期，人道主义者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上，而这现象仅仅只是持续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到之间几十年中一个短暂而光荣的开花期。就在这短暂的时光，年轻人寻求来一个复兴、一个革新，认为那系统化的文化将会挽救世界。不久以后，甚至对于潜心经典学问的信徒们，对于他们这一代的领袖们来说，事情已很清楚了：他们已把那有价值的精力浪费在详尽地阐述西塞罗和修昔的底斯的原文上去了，而其时，宗教革命已影响了上百万人，并且如森林的野火那样蹂躏了德国。在大学里，关于旧教和新教的争论比关于帕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多，教授和学生们研究《圣经》而不读罗马法全书。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被政治的、国家的或社会的运动所吸引，因此，在十六世纪，欧洲所有的青年人有不可抗拒的渴望去思考和交谈有关当时的宗教理想，去帮助这一伟大的运动。卡斯特利奥被同样的热情所支配，他个人的经验为象他那样一个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异端人物用火烧死，他的灵魂深处受到了震动：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酷，另一方面是被牺牲者的勇气。从此之后，他决心为新的教义（对他来说必须包含极端的自由）而生活和斗争。

    无需赘述，从这一时刻起，就是说当卡斯特利奥二十四岁时决定拥护宗教改革的事业起，他的生命就在危险之中了。当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用暴力压迫思想自由时，在那些不能忍受暴力对良心胜利的人们面前只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那恐怖政治而成为烈士，这是路易斯·德·伯奎因和伊汀内·多莱特所选择的勇敢的道路，那导致他们走向火刑柱。或者，希望在保持内在自由的同时又保全他们的生命。那些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在表面上可以屈服，却把他们的私人意见隐瞒或者伪装起来，那是伊拉兹马斯和拉伯雷的方法。他们表面上同教会和国家保持和平，穿上小丑的彩衣、戴上傻子的帽子，灵巧地避开他们敌手的武器，同时从一个埋伏处射出毒箭，象奥德赛那样用狡诈未欺骗那些残暴的野兽。第三个对策是成为流亡者，努力把他享有的内在自由带出国家（在国内，自由遭到了残害和藐视），到一个自由能够不受阻碍地繁荣的外国的土地去。卡斯特利奥正直但是柔顺的禀性使他选择了和平的道路。在一五四0年春季，就在看到几个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烧死后，他离开里昂，成为一个传教士，为新教做教育工作。

    他首途到斯特拉斯堡，象大部分宗教流亡者一样，是“为了加尔文”。由于加尔文在他《原理》的序文中，曾大胆地向法朗西斯一世挑战，要求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虽然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却被受到激励的法国青年当作一个先驱和福音派教义的旗手。流亡者们象加尔文一样被迫害，希望向加尔文学习怎样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怎样更明确地安排他们的道路，怎样完成他们终身的事业。作为一个信徒，而且是一个热诚的信徒（卡斯特利奥自己对于自由的热诚使他把加尔文当作是精神自由的提倡者），卡斯特利奥急忙地到斯特拉斯堡访问加尔文，在后者的妻子在城里为未来新教义的传教上而造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星期。然而预期的亲近未能立即开始，因为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根那市行政会。这样，在第一次会面，双方都没有得益。但不久就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在后者被重新召回日内瓦不久，通过法里尔的推荐，毫无疑问也得到加尔文的完全同意，那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公国的学者，受聘成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卡斯特利奥被授予的职位是院长，两个助理教师由他直接指导，还委托他到日内瓦郊区的温多华教堂传教。

    卡斯特利奥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教学活动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为了促进拉丁文学习，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奥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译并重写了《旧约》和《新约》最生动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为日内瓦年轻人编的《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成为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它在文学和教育学上的影响，只有伊拉兹马斯的《谈话》才能比拟，儿世纪来，小册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六版。通过此书，许多学生学到了经典拉丁文的要素。虽然在卡斯特利奥人道主义的努力中，小册子不过是一个副产品，一个偶然的产品，但还是亏了这本书，使卡斯特利奥成为一个知名人物。

    卡斯特利奥的抱负是比写一本供小学生读的、合适实用的小册子更高的目标。他没有把他的精力和学问浪费在那种小事上面，而放弃他所熟识的那种人道主义。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目标高尚，他要重复并超出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业。他决定至少要把全部《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法文。他自己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得到全部的真理，正象人道主义者和德国社会通过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创造的意志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样。卡斯特利奥以独特的坚韧和沉着的自信着手这巨大的工作。夕复一夕，他工作到深夜，虽然在白天他要为菲薄的收入而辛劳工作以养家活口。就这样，他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对此，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开头，卡斯特利奥就遇到了决定性的对抗。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印他的《圣经》拉丁文译本的第一部分，但加尔文既是日内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务方面的独裁者，又是日内瓦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在城墙范围之内没有他的“出版许可”不准印书。审查制度必然是独裁统治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访问了加尔文。这是一个神学家为得到他同僚的许可而叩另一个神学家的门。但是具有独裁性格的人，总是只看到他们的权力意志很不痛快地成为这样那样独立思想的人的讽刺对象。加尔文的直觉反应是不高兴，他好不容易才没有露出愠色。加尔文曾为一个亲戚所译的《圣经》法文译本写过序言，承认这个翻译本有几分象钦定的拉丁文《圣经》，即经官方合法批准的方言新教《圣经》。现在这个人何等“放肆”，竞不承认经加尔文批准并且是它的共同作者的译本是唯一钦定的法文译本。卡斯特利奥实际上把它搁在一边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译本。加尔文在给弗莱特的信中对那位资历较浅者的冒失十分烦躁：“刚听了塞巴斯蒂安荒谬的计划，使我又好笑又好气。三天之前他来看我，要求让他翻译的《新约》出版。”这冷酷的腔调表明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拒绝无条件地给卡斯特利奥“出版许可”。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让他先读译本，对他认为是出于私利的部分作出修改后才准予发给许可。

    卡斯特利奥的性格毫不自负。他从来不象加尔文经常做的那样，宣称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他对事情的看法是没有缺点和无可争辩的。卡斯特利奥后来为这译本所写的序是科学和通情达理的范例。他坦率地承认他并不全部了解《圣经》的章节，因此提醒读者不要过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的书，充满了矛盾。这新译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毫无疑义的实事。

    但是，虽然卡斯特利奥能用谦逊的态度仔细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个人独立看作无价之宝。他知道，作为一个希伯莱语言学家、一个希腊语言学家、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并不逊于加尔文，因而他必然把这玄虚的检查制度、以及根据独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离。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与学者，神学家与神学家应当平起平坐，他不想作为学生屈居在加尔文之下，或者允许他的著作象学校教师批改练习簿那样地被蓝铅笔删改。他希望找一条摆脱窘境的路，而不开罪于他非常尊敬的加尔文。他愿意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并宣称，他准备尽一切可能从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中得益。但是，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加尔文反对协商或妥协。他不提建议，只是命令。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我告诉他即使答应给我一百个克朗，我也决不准备保证定一个时间同他进行讨论，那可能光为一个单词就得化两小时去争论。因此，他在受辱后离去。”

    第一次交锋开始了。加尔文认识到卡斯特利奥在精神和宗教事实上不会不置一辞而屈服。在装模作样的礼节后面，他意识到这一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决定要抓住第一个机会赶走那只为自己的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须将卡斯特利奥驱逐出日内瓦。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尔文无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奥家累重，学院付给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够开支，他渴望得到一项合适而收入较高的“上帝旨意传道者”的位置。打从他逃离里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标便是成为《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在温多华教堂传道的几个月里，这位卓越的神学家没有遭到过非难。在日内瓦，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奥为新教传教士的成员更合理的主张了。实际上，任命卡斯特利奥得到了城市当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们通过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学问的人，非常适合作为教会的仆人，我们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当局没有把加尔文考虑在内。不是吗？没有把此事提交给最高一级的传教士，他们就大胆任用卡斯特利奥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不会给加尔文添麻烦吗？鉴于这次任命了一个传教士为宗教法庭的成员更是如此。加尔文立即反对，在给法里尔的信里，他以阴险的语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有重要的理由反对这一任命。对市行政会，我只暗示了这些理由，而没有公开地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误解，我注意不攻讦他的名誉，希望保护他。”

    当我们读到这些阴险和神秘的话时，疑团在头脑里油然而生。我们怎么能不那么想：卡斯特利奥一定有什么隐私；这个人犯过什么错误，不配做一个高贵的传教士；加尔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污点，但为了“保护”卡斯特利奥，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将其隐瞒的罪行呢？他穿越边境时受了贿？他同荡妇姘居了，在迄今为止仍一无疵暇的名誉后面又有什么隐私呢，显然，加尔文通过散布模棱两可的怀疑空气迫使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没有再比用“保护”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更为糟糕的了。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不希望被“保护”。他的良心洁白无暇。当获悉他争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败后，他就把事情抖了出来。他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面前公开宣布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的原因。现在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必须宣布卡斯特利奥神秘的罪行是什么才行。有了，这一罪行加尔文曾经那样巧妙地秘而不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卡斯特利奥所翻译的《圣经》译文中，有两段和加尔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奥曾宣称所罗门的歌不是神圣的而是一首不圣洁的诗，书拉密的赞美诗是世俗情诗的一部分：她的两乳“好象一对小鹿就是母乳双生的”，这完全不是一种给宗教以荣耀的引喻。第二个偏离同样属于细枝末节：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解释和加尔文见解有所不同。

    看来“宽宏大量地加以隐瞒”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是那样的无关宏旨，而卡斯特利奥就是因为这一罪行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在教义领域内并没有什么无关宏旨的事情。由于在教会中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其危险的程度，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在加尔文用始终如一的路线建立起来的逻辑大厦里，每一石块、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齐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同样地也在宗教圈子里，原则上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如果他的教会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从基层直到最高领导阶层都保持独裁统治。在他的自治城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因此，市政会传令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进行公开辩论并在会上提出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此举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复说，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他要求卡斯特利奥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样忠实于信念。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为了这自由，他准备付出任何世俗的代价，他知道他只要在这两项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智胜了加尔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奥以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答复说，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作出无法履行的允诺，因为这一允诺会使他作出无视良心的行为来。因此，让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公开进行一次辩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非常的时刻，这两个在宗教事务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发现，他们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统宗教改革就要撞车了。在和卡斯特利奥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争执以后，加尔文在一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说：“就我们的对话，我能作出的判断是，他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以致于我难以相信，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成见呢？加尔文披露说：“塞巴斯蒂安总以为我渴望统治。”说实在的，没有比实际情况更扼要更清楚的了。两年来，卡斯特利奥所知道只不过是别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说，由于加尔文暴虐的冲动，在日内瓦只容得一个人的意见，即他自己的意见；就是说，除了贝齐之类的追随者外，没有人能够在他精神影响的圈子里生活并准备在教义的每一方面都让加尔文领导。现在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呼吸这样窒息的空气，不能忍受这样的精神高压统治了。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法典，而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教信徒应根据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并用理性之光谦卑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的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奥只能愤慨地注意到，日内瓦的那群传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译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似的。卡斯特利奥被那些人如此固执已见、如此骄横，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召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可怜的罪人的说法所激怒。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他对他们的意见作出评论：“在所有事情上，均批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人，并乐此不疲。”卡斯特利奥站起来请求“上帝的使者们”遵守这样一个检讨的结果，不要审问、惩罚、谋杀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猜测卡斯特利奥的原话，而加尔文是只要窜改原话能占敌手的上风，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圣书。但即使从加尔文抱有偏见的描述中，我们仍能推断出，卡斯特利奥曾公开声明说，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难免要犯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服务。保罗是有耐心的，而我们极端缺乏耐心。别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罗，而我们迫害无辜。”

    加尔文出席了这次会议，看来卡斯特利奥的猛烈攻击使他大为惊诧。如果他是一个象路德那样激动和自信的爱争论的人，他会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兹马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则很可能会进行学术上的争辩，当然不会太激动。但加尔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有策略和讲实际的人：一个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奥的发言对那些出席会议的人有何等强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当时进行反击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不反驳，只把薄嘴唇闭得更紧。“当时我保持平静”，当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时，他说：“我只是为了避免在许多外面人的面前，开始一场激烈的讨论。”

    后来他在比较亲近的圈子里说了些什么？他会谦细地、人对人、观点对观点地叙述他和卡斯特利奥的不同吗？他会把卡斯特利奥传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敌手提出挑战，用有姓名有事实的文件加以全面的控告吗？全然不会。在政治事务上加尔文从来不愿走直路。对于他来说，敌对批评的每一尝试都代表了比神学上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事。这是对国家的一项罪行，构成了犯罪。现在，必须要以世俗的武力来对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奥并没有被传到宗教法庭，而是被传到世俗的权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争执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控告中，加尔文写道：“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

    市行政会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传教士们不爱吵架，我们不能不认为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篡权一事是不安的。委员们把决议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判决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受到训斥但未处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为温多华传教士的活动在另行通知之前暂行停止。

    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惩戒，有人可能认为足以使卡斯特利奥满足了。但他另有主意。这一事件只不过加强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尔文那样的一个暴君的独裁统治之下，日内瓦就不会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请求市行政会解除他的职务。他通过第一次尝试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敌手的策略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知道政治党徒用专横对待真理，他们想使真理为他们的政策服务。卡斯特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坦率、果断地拒绝高位显职，只能使他的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卡斯特利奥失去官职的原因是由于某种不端的行为。因此，在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请求得到一份有关这事件的书面报告，加尔文别无选择只好在报告上签名。这份报告现仍存巴塞尔图书馆国家文件档案中。在那儿，我们读到之所以拒绝任命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仅仅只是因为两项无关宏旨的神学上的分歧。报告最后部分的原文如下：“没有人可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离职的原因妄加猜测，我们全体宣布他是自愿辞去学院院长职务的。直到最后，他是如此圆满地完成了职责，我们认为他值得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员。即使最后的人事安排并非如此，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卡斯特利奥有任何不端行为，而仅仅是为了上述原因。”

    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从日内瓦勾销了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但毋庸置疑，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奥极孚人望，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作本城的一大损失。公众的舆论认为，“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奥老爷”。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二百年以后，服尔泰把对卡斯特利奥的镇压作为证明加尔文内心思想态度的决定性的证据：“我们能够根据卡斯特利奥揭露加尔文迫害的实例中衡量这专制暴君的恶毒——虽然卡斯特利奥是远比加尔文伟大的学者。是加尔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内瓦。”

    加尔文的本性对批评过份敏感。他很快就认识到民意是反对他的，普遍认为他应对卡斯特利奥的下台负责。他刚达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独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内瓦，就意识到自己得为卡斯特利奥目前的贫困和苦难负责，他因此感到不安。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的离职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作出的。作为加尔文（从政治上说起来，此人是瑞士最强有力的新教徒）的对手，卡斯特利奥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会的另行任命。他鲁莽的离职决定，使他处于赤贫状态。这一曾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户奔走。加尔文是够聪明的，他意识到当一个被击败的对手明显地处于贫困状态时就会铤而走险。现在卡斯特利奥已不再在他旁边使他恼火了，因此，加尔文想为那被追猎的人留一条退路。在这个时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封信接一封信地为自己开脱。他称为了替卡斯特利奥那个穷小子谋一个合适的职位，他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卡斯特利奥为什么穷苦，那还不是加尔文的过错？）“我希望能从什么地方借到一笔足够的贷款，我将尽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奥不象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他告诉所有的人，由于加尔文的专横跋扈，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这就触到了加尔文的痛处。因为加尔文从来不公开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独裁者，他总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谦卑恭顺地完成人们分派给他困难工作的人。

    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们时的口气很快就变了，他不复同情卡斯特利奥了。“如果你知道这情况就好了，”他写信给人说：“这杂种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冲着我狂吠乱叫。他称他是被我的专制暴虐逐出公职的，他称我希望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几个月之内，就是这样一个被加尔文形容为够得上担任上帝仆人神圣职务的人，成了一只“野兽”，一条“杂种狗”——这只不过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受极端的贫穷，也不愿出卖自己，不愿因为赠予牧师的傣禄而缄口。

    这一英勇地受穷、自愿受难的行为，在卡斯特利奥同时代的人中间引起了敬佩。蒙田说过，象卡斯特利奥这样做过那么多好事的人，会落在那万恶的时代里，实是可叹。那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说，有很多人如果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匮乏的话，毫无问题，他们会乐于帮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没有人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过一点忙。年复一年，这一被逐出职位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卓越的学涧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大学光顾过他，没有向他提供过一个传教士的职位。因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对加尔文的依赖已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敢冒风险而向日内瓦独裁者的对手假以援手。无论如何，这个被追猎的人仍可在巴塞尔的奥伯林印刷所当一个低级校对员以挣得菲薄的收入，可是这职业并不是正式的，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也不足以养活他自己。为了扶养一群赡养者（数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奥加班当私人教师。多年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给予这一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一个希腊文读经人的位置。但这一读经的位置，荣誉性质大于挣钱，远远不能使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着，这伟大的学者（很多人视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得做雇工的活，他在巴塞尔郊区用手铲土。因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卡斯特利奥终夜兀坐校样：为别人的文章润色，翻译多种外文资料。我们计算了一下，他为巴塞尔印书商从希腊文、希伯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翻译过数千页的资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

    由于这些年的去职，他衰弱的、过分敏感的身体被搞坏了。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这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这个人，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享业——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两个人、两种思想已互相对峙着。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妥协的敌手。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共同生活一天。虽然实际上他们是分开的，一在巴塞尔，一在日内瓦，但他们彼此密切地注意着：卡斯特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特利奥。他们彼此缄口不言，但那只是暂时的等待，等待说出那决定性的话。这样的对立，要比仅仅意见不同更进一步。那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结仇，永远不能达成协议；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是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对一个独裁统治来说，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当然从潜在的紧张到激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尔文燃起火把，烧死了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现在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战时，卡斯特利奥才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宣布对加尔文作生死的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