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塞维特斯被杀

    塞维特斯从狱中逃出几个月内，踪迹杳然。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骑了一匹租赁的马进入日内瓦，在罗斯出现，在此之前我们不可能了解这被追猎的人忍受了何等艰辛；我们也不可能查明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恶煞星当头竟到日内瓦寻求避难所。他是打算住一宵，继续坐船穿过湖上逃亡吗？或者，既然通信已经无效，他是希望同他最大的敌人通过私人谈话实现和解吗？或者，他日内瓦之行是那些神经过度紧张的病人特征性的一项愚蠢行为吗？那些身处绝境的人随随便便地、不认真对待危险的现象是司空见惯了。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官方报告对日内瓦发生了什么事讳莫如深，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塞维特斯会到只能指望从加尔文身上得到最坏结果的地方去。

    但是那不幸的流亡者甚至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战性的事。他到日内瓦的当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日早晨，参加了圣皮挨尔大教堂的礼拜，当时所有加尔文派教徒都在那里聆听加尔文布道。加尔文是认识塞维特斯的，因为很久以前两人都在巴黎求学。对这样的行动，无法作合理的解释，除非是因为某些神秘的冲动；某种就象毒蛇的牺牲品因受蛊惑自行走向毁灭一样。

    在一个人人皆为密探的城市里，陌生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加尔文一眼看出那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诚的羊群中，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的奴才们下命令。塞维特斯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时内他就被锁了起来。这一逮捕既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世界各地所普遍接受的好客的习俗。除非在日内瓦犯了法，塞维特斯不属那城市裁判权管辖。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西班牙人，刚刚到达，没有犯罪足以构成被捕。他的书的完稿和付印都在域外，他异端的观点未能加害于任何虔诚的日内瓦人。此外，一个“上帝旨意的传道者”在没有对一个人提出控告时，没有权力下令对一个人加以逮捕和戴上镣铐，从任何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加尔文逮捕塞维特斯是一桩不能容忍的独裁行为，它公开蔑视法律和条约，只有拿破仑逮捕和杀害达克·廷因才能与之相比，在这一案件中，就和那一案件一样。逮捕之后不是进行正常合法的审讯，而是非法杀人。

    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况下，塞维特斯被捕入狱了。当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个罪名。让那个曾教唆逮捕塞维特斯的人（加尔文自己承认“受我怂恿”）来担任塞维特斯案件的原告岂不合乎逻辑？但日内瓦法律是值得称道的，它不鼓励告密者。法律规定，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因此，加尔文如果控告塞维特斯，就把自己摆在听凭法庭发落的地步。这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不欣赏这一前景。如果市行政会宣布塞维特斯无罪，如果加尔文由于提出了一个查无实据的控告而被继续关押的话，他就会处在一个倒霉的位置上。这对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击，这对于他的对手是何等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是讲策略的，他指派了他的秘书——或厨子——尼克拉斯·德·封丹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原告。可尊敬的尼克拉斯在递交了一份罗列了二十三条罪状的诉状（一份自然由加尔文搜集罗列的文件）之后，默默地替代其主子进了监狱。这是一幕可怕的悲剧演出前的一出开锣喜剧：在严重违反法律之后，把事件合法地装扮起来。塞维特斯被审讯时，向他大声宣读了包括各项罪状的起诉书。塞维特斯的口答冷静锋利，因为长期的监禁并没有破坏掉他的能力。他逐点反驳了指控。例如，在回答他在著作里攻击加尔文的指控时，塞维特斯宣称，这是搞错了，因为攻击是加尔文一方开的头，而塞维特斯所做的只不过回答加尔文并非一贯正确罢了。如果加尔文控告他顽固地坚持某个论点，他可以回答说，加尔文的顽固并不亚于他。加尔文和他之间的所有差别，是对某些神学事务的观点不同。这些与世俗的法庭一无关系。如果加尔文依然逮捕他的话，这纯粹是出于恶意。新教的领袖早已向罗马法庭控告了他，如果这个上帝的传教士得逞的话，他（塞维特斯）早就被烧死了。

    塞维特斯论点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以致于市行政会的总的基调对他非常有利。看来很可能除一纸放逐的命令外，不会有更严酷的决定了。但加尔文听到了事情将对塞维特斯有利的风声。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后会滑掉。八月十六日，那独裁者在市行政会上出现，不介入的伪装就此结束。他露出了真相，不再否认他是塞维特斯的起诉人。他以“这样，被告可以更好地认错”为借口，请求市行政会休会，去参加以后的审讯程序。伽尔文真正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强行施加影响以防止受害者逃脱。

    从加尔文独断独行地对被告与法庭进行干涉这一刻起，塞维特斯的案子就输定了。加尔文，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和一个有学问的法理学家，远比他的仆人德·封丹更能击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维特斯的信心动摇了。那西班牙人明显地泄气了，他的仇敌现在坐在法官们中间，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加尔文冷酷、严厉，假装不动声色，那要置被告于毁灭的铁定的决心使塞维特斯觉得冷到骨髓。这失去保护的人渐渐变得烦躁、神经质、放肆、悲哀和恼怒。他不是平静地坚持他的合法立场，不是坚持作为一个外国人，除非破坏了日内瓦的法律，否则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权的管辖。他听任加尔文诱使他将话题转到是否背叛了神学的争论上来，这样就为控告他为异端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因为，甚至他的一个论点，诸如魔鬼同样是上帝的物质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诚的市行政委员们震颤。当塞维特斯哲学上的虚荣心当众受到侮辱，他在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险的问题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讳的措词；他忘记了市行政委员们不是能干的神学家，而在他们之前毫不相干地对真理进行了阐述。他非凡的辩才，急于要进行争论，使法官们都怀疑起他来了。这个外国人眼睛发光，双拳紧捏，对新教教会的教义吹毛求疵。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加尔文的观点：他肯定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秩序的破坏者，很可能是不可药救的异端。对他进行彻底的审讯，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好事。法庭决定他须继续关押，却释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尔文达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写信给一个朋友：“我希望他将被处死刑。”

    为什么加尔文那样急切地要判处塞维特斯极刑呢？为什么他不能满足于比较有节制的胜利，象放逐他的敌人出境或诸如此类的侮辱呢？加尔文憎恨卡斯特利奥和一切反对他独裁的人并不亚于塞维特斯。他憎恶其它一切用不同于他所倡导的方法去教育别人的尝试。憎恨是此人暴虐气质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别恼怒塞维持斯，并希望在这特殊时刻采取极端措施，那么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权威的叛逆，这个米圭尔·塞维特斯要成为加尔文正教的另一敌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修士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加尔文也曾试图作为一个异端而加以消灭，但使他极为恼火的是波尔塞克竞滑过去了。波尔塞克是受到日内瓦上层显贵普遍尊敬的私人医生，曾经使用伊拉兹马斯用于反对路德的论点，公开攻击加尔文教诲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环节——宿命论的僵死教条。上帝，作为一切善行的本源，会有意地、心甘情愿地促成人类去干那些最卑劣的勾当：宣布这两个人（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都是“异端”，这是决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兹马斯的论点怎样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的；这位骂人的大师是怎样滔滔不绝地、放肆地辱骂那年长的圣人的。但即使粗暴、坏脾气和极端如路德，依然通过引证逻辑上的理由来反对伊拉兹马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因向他的宿命论教义挑战而强拉伊拉兹马斯到一个世俗的法庭。加尔文以他的一贯正确狂，把每一个敌手都当作异端来对待。在他看来，反对他的宗教教义就等于叛国。因此，他不是以神学观点来答复波尔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评者打入监狱。

    加尔文企图把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作为一个可怕的样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败了。很多日内瓦人都知道那有学问的医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正象在卡斯特利奥事件中那样，加尔文在波尔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同样使人们怀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于他的异已。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在日内瓦建立独夫统治。波尔塞克在狱中所写的怨诉状，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处传播。不管加尔文怎样叫嚣，市行政会总是害怕以异端罪处理罪犯。为了回避那伤脑筋的决定，他们宣称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宗教上的事务，并拒绝越权去判决一项神学事件。无论如何，委员们宣称，在这棘手的问题上，他们一定要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会的正式意见。这一要求是对波尔塞克的拯救，因为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在私下已完全作好准备，使他们狂热的日内瓦同事受到挫折，他们一致同意拒绝把波尔塞克的言论看作是渎神。市行政会判决被告无罪释放。加尔文对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么名堂，只能以市行政当局明令波尔塞克必须离开日内瓦聊以自慰。

    只有一项对异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记加尔文在神学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难。对塞维特斯的胜利可以补偿独裁者的失败而了结波尔塞克事件。而对付塞维特斯，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维特斯是一个外国人。在日内瓦，他不象卡斯特利奥和波尔塞克那样有许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几年来，改革的教士们处处遭到他对三位一体的大胆攻击，以及他挑战的方式的凌辱。把这个没有背景的局外人作为榜样是比较容易的。从一开始，审讯就是纯政治的；这是一个事关加尔文是不是继续统治的问题，是一场激烈的竞争，表明究竟加尔文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独裁者去实施他的意志。如果加尔文只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学上的敌手塞维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内瓦的审讯刚一开始，法国司法当局就派一名使者来，要求把那个流亡者交给维也纳。此人已在法国判刑，绞台已为他准备好。这对加尔文是一个扮演宽宏大量的角色、并去掉他所恨的仇敌的一个绝妙的机会。就日内瓦考虑，市行政会只要批准引渡，令人厌倦的塞维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结。因为几世纪以来，对独立的思想家判罪烧死所引起的公愤都归于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尔文反对引渡。对他说来，塞维特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目的，借助于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义不可侵犯。塞维特斯将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因此，那法国密使只得怏怏回国。新教独裁者打算把审讯置于他的权限下进行，这样，所有的人就会相信，反对加尔文大师将会有何等的灾祸。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朋友们，和他的敌人们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塞维特斯案件只不过是独裁者权力的一项试验。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们和敌人们一样，尽他们一切可能阻止加尔文那样做。对那些敌对的政治家团体来说，那不幸的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专制暴君坐不稳的橇棒。他们绝不会关心这根橇棒是否会断在他们的手里。那些塞维特斯最好的朋友们，帮了他们的被保护人的倒忙，因为他们所散布的那些不实的消息，只能使塞维特斯更加歇斯底里地得意。他们给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劝后者要加强抵抗，那只能造成灾难。能使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不外乎是尽可能使审讯轰动。塞维特斯越是为自己辩护，越是猛烈地攻击加尔文，就越好。

    呜呼！实在没有必要去刺激塞维特斯，使他掉以轻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长期苦难的牢狱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容易陷于神经过敏狂的人变得更加怒不可遏了。因为加尔文必然知道，塞维特斯已受到特别恶劣的待遇。几周以来，虽然塞维特斯自认为是无罪的，但他好象是一个定了罪的杀人犯那样，被关在一个寒冷潮湿的地牢里，手脚都上镣铐。他那褴褛不堪的衣服挂在他冻僵了的身子上，连衬衣都不给换。不考虑最基本的卫生要求。没有一个人会给他最低限度的帮助。在极端的窘困中，塞维特斯上书市行政会吁请较人道的待遇，他写道：“跳蚤正在吞噬我；我的鞋子破成碎片；我身上穿的全脏得要命。”

    当市行政会打算改善塞维特斯的待遇时，一只秘密的手（我们只能猜测有人施加了压力）出面干预了。其结果，是让这位勇敢的思想家和具独立思想的学者，象一条蹲在粪堆上等死的癫皮狗那样，望眼欲穿地关在地牢里。在几星期之后发出的第二封信里，这个囚犯发出了更悲惨的哀号，他不加夸张他说，他快要在自己的粪便上闷死了。“我恳求你们，为了基督的爱，不要拒绝给我你们愿意给予突厥人或罪犯那样的待遇。你们下令说会让我保持干净，但是却毫无动静。我的情况比前更可怜了。我没有可能料理我身体的需要，实在是一种极端的残酷。”

    但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当塞维特斯再次被从肮脏的洞穴里提到法庭上时，我们还会对他的勃然大怒感到惊奇吗？他被上了镣铐，恶臭的破衣满是泥污，但却勇敢地面对着法庭审判席上他主要的敌人；面对着穿着整洁的黑袍，无耻而冷酷，经过彻底休息，充分做好投入这场紧张搏斗的加尔文；面对着要同他思想对思想、学者对学者地进行讨论的加尔文；面对着辱骂塞维待斯是一个罪犯和一个暗杀者的加尔文。加尔文用最下流和最恶毒的问题，甚至用和性生活有关的纯属私人事务来嘲弄塞维特斯；后者，由于愤怒和备受折磨而无法再克制自己，他用痛骂回答那残暴的审问，粗暴地责骂那控告他的人，这难道是可避免的吗？连夜的不眠已使塞维特斯疲劳得无法忍受。而现在，害得他受这许多非人待遇的人，就得聆听他的一顿痛骂了。

    “你能否认你是一个暗杀者吗？我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至于我自己，我是不怕死的。你象一个瞎子那样在荒野里呼叫，因为复仇的欲望在焚烧你的心。你继续不断他说谎，你是一个愚蠢的诽谤者。您怒火中烧，要把人逼死。只有把你全部巫术留在你娘胎里，我才有可能列举你的错误。”

    在愤怒之中，可怜的塞维特斯忘了他自己地位的无力。他铁链锒铛，满嘴泡沫。他要求市行政会的法官们不要定他的罪，而把加尔文，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判为破坏法律的罪。

    “象他这样的巫师，你们不但应该揭发他的罪行，定他的罪，而且应把他从你们的城市里放逐出去，他的财产应赔偿给我，由于他的缘故，我蒙受了损失。”

    那些可尊敬的委员们听到这样的话、遇到这样的场面不用说是吓得毛发悚然了；因为这一清癯、苍白、憔悴、胡须紊乱、目光炯炯，操着法国话的人对他们的基督教的领袖进行恶毒的诽谤。他们只好把他当作一个着了魔的人，一个受撒旦驱使的人。他们越听对塞维待斯越不利。审讯实际上已经结束，剩下来只是定被告的罪了。但是加尔文私下的那些敌人想把这案件拖下去，仍然尽其最大的努力，禠夺独裁者的胜利，而把他的敌手定罪。他们再次尽一切可能营救塞维特斯。象波尔塞克案一样，他们这次又去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会议的意见。在私下，他们希望这一次他们也能把加尔文教条主义的受害者从那狂热者的魔爪中救出来。

    可是加尔文深知他的权威已受到动摇，很可能会倒台，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避免受第二次挫折。他采取了相应措施，趁他的受害者还蹲在狱中受难，就派遣一个又一个的使者到苏黎世、巴塞尔、伯尼尔、沙夫豪森的宗教会议，对这些团体的意见施加影响。信使很快地到了界内各处，动员支持者们，告诫他们的同事们不要帮助如此邪恶的读罪者逃脱审判。由于塞维特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神学秩序的破坏者，又由于自兹温格里和布塞的时代起，这“无礼的西班牙人”就被欧洲的新教徒所憎恨，这就使得加尔文的阴谋容易得逞了。结果，瑞士的宗教会议一致宣布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和邪恶的。但即使如此，四个宗教团体中没有一个直率地要求，甚至赞同处以极刑的，他们不过在原则上认可任何可能采取的严厉处分。

    苏黎世方面的来信说：“这个人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全由你们明断。”伯尔尼回答说，日内瓦的法官应“借用智慧和力量的精神”，这样就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以及瑞士其它的教会负责，使他们从“这一灾祸”中完全解救出来。而提到是否要用暴力处理此事时，回信用较软的口气告诫说：“我们相信，你们决定采取的行动，将无悖于基督教市行政当局之所为。”加尔文与之磋商的，竟没有一个敢于公开主张通过死刑判决的。但是，由于那些教会批准对塞维特斯进行法律诉讼，加尔文认为他们也会批准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正是由于他们装模作样，模棱两可，他们才给加尔文一个为所欲为的机会，而一旦他能为所欲为时，他就要坚决地、冷酷无情地打击。现在，当各处宗教会议的意见送来之后，那些要想秘密地帮助塞维特斯的人们，徒劳无功地在最后阶段仍进行努力，试图阻止定罪。佩林和其它一些共和主义者向最高当局二百人的委员会提出呼吁。但为时已太晚了，甚至加尔文的对手也认为再对抗下去是危险的。十月二十六日，作为高等刑事法庭的小市行政会以多数票判处塞维特斯活活烧死，这残酷的判决第二天在查佩尔高台上执行。

    周复一周，塞维特斯与外部世界隔离，沉溺于过高的希望之中。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又被他的所谓的朋友们的小道新闻搞得晕头转向。他被错觉缠绕着，越来越趋极端，他相信他对他论点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他确信在几天之内，加尔文那个篡位者。将可耻地从日内瓦被放逐出去。二十七日清晨，塞维特斯醒来，极为恐怖地看到市行政会的秘书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走进地牢，郑重地展开一张羊皮纸，宣读判决。塞维特斯如被雷击。他听着，象是不解其意。判决通知他，今天他将作为一个渎神者而被活活烧死。有几分钟之久，他呆呆地站着，就好象是聋子，失去知觉了。接着，那可怜人的神经失去了控制。他开始哭泣、呻吟。最后，他用西班牙语喊道：“天啊！”在这些可怕的浪潮前面，他的傲慢失去了控制。他屈从于压倒之势的沮丧，几乎被消灭。那些跋扈专横的传教士们，也成为幻想的俘虏，他们相信，在对塞维特斯取得尘世的胜利之后，他们将同样取得一个精神上的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相信由于绝望，这个囚犯会被迫公开自愿认错。

    但不可思议的是，那可怜、沮丧和不幸的人一旦被要求抛弃他的论点，一旦他灵魂深处的信仰受到挑战，他又重新燃起了骄傲之焰。即使他的肉体将要被烧掉，但也丝毫不改变他的信仰。在这最后的时刻，这科学的游侠，上升到信念的烈士和英雄的高度。法里尔从洛桑赶回来，和加尔文一起分享胜利，但塞维特斯轻蔑地拒绝了法里尔的敦促，宣称一个尘世的法律决定，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人在有关神圣事务上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加以接受。你可能杀害一个人但不能使他信服。虽然他肉体将被毁灭，但并非证明他思想有罪。法里尔无论是用威胁还是用许诺都无法从这用铁链锁着和已判决的受难者口中挖出一旬类似放弃信仰的话。塞维特斯仍然认为他自己不是异端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职责是同那些最凶恶的敌人和解，他甚至表示希望要见见加尔文。

    与加尔文会见的唯一记录是由加尔文自己提供的。死人不会讲故事。加尔文记载的加尔文的行为，极妙地揭露了他的僵硬和严酷。那胜利的独裁者走下受难者寒冷阴湿和黑暗的地牢，不是向这个已被折磨得要死的人说一句兄弟般的或基督教徒仁慈的话，不是向他提供安慰。加尔文平静地、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开始与塞维特斯交谈，他问后者为什么要他来。很显然，他希望塞维特斯跪下来，请求那全能的独裁者撤销判决，或者至少能够减刑。塞维特斯的回答十分简单。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胸口还有一颗人心的话，一定会被记载所感动。塞维特斯要加尔文来的唯一目的是请求宽恕。受害者还表示与送来判决的宗教法庭提出和解。加尔文面容冷酷，他永远不可能将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敌手当作一个基督教徒或一个人。

    请读一读他冷酷的记载中的话吧：

    “我唯一的回答是，我从来（那是真的）不对他有个人的恶意。”

    加尔文不能也不愿理解塞维特斯那具有异常酷爱和平性格的最后姿态。加尔文说，他和塞维特斯之间不能和解。后者必须停止想他自己，直率地承认错误，承认他对上帝犯了罪——这个定了罪的人曾否认过上帝的三位一体的性质。理论家加尔文有意无意地拒绝承认这不幸的人是一个人或一个兄弟。今天这个人就象毫无价值的柴块那样被投入火中。加尔文这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拒绝他的上帝概念，从而否定了上帝的人。在这最后时刻，加尔文唯一要行使的独裁权力，是迫使塞维特斯公开声明说塞维特斯是错的而加尔文是对的。然而，由于塞维特斯认识到，这钢铁意志的狂热者想要夺去仍然还留在他无用的身体里还活着的东西，那犯人视为自己神圣的一部分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并坚决拒绝作出那怯懦的公开声明。塞维特斯宣称，他愿意同他的敌手和解：人对人，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徒，但没有东西能诱使他牺牲（他的生命以分计算了）他终其生所奉献的信念给他的对手。改变皈依的企图失败了。加尔文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任何人，只要他在宗教事务上不愿毫不踌躇地遵照加尔文的意志办事的，就不复是加尔文的基督兄弟，而不过是撒旦的一个孬种，一个徒然地与之进行友好交谈的罪人。为什么要对一个异端表示一丝一毫的仁慈呢？加尔文不置一词，掉头离开了他的受害者，也未再友好地看他一眼。这个狂热的原告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记录的——这些话将对他作出永恒的宣判：“因为我用辩论和警告不能达到目的，我不希望比我的上帝更聪明。根据圣保罗制订的教规，我从异端那里退出，让他审判他自己。”

    在火刑柱上用文火烤死是所有各种死刑中最痛苦的。即使在以残酷著名的中世纪，也很少执行这种极刑。在大多数案件中，那些受到这样致命判决的也不是让其被火烧死。他们先被绞死或以某种办法使其失去知觉后再烧死。这是新教徒第一次对一个异端判处这样可憎的死刑。我们很了解加尔文的为人，当人道主义者的愤慨的呼喊声升起很久以后，在很久很久以后还滞留在世界上时，他会竭力把对塞维特斯以罕见的残酷执刑处死的责任推诿掉。在塞维特斯的肉体化为灰烬几年之后，他告诉我们，他和宗教法庭其它成员曾试图促成把文火烧死减刑为较轻的用剑砍死。但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我们请求减刑，但是无用”）。在市行政会的记录簿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字是说明这徒劳的努力的。加尔文在审讯的全过程中，曾经对市行政会施加压力以通过判处塞维特斯死刑，井达到了目的。难道任何公正的人士会相信加尔文突然成为一个毫无影响的日内瓦平民而不能提出一个比较仁慈的处死方法吗？就塞维特斯而言，这是真的，加尔文想过减刑——但只有在塞维特斯愿以精神上的牺牲、在最后时刻的改变皈依来换取减刑才有可能。不是出于人类的仁慈而是出于赤裸裸的政治计算，加尔文在他一生中才第一次对敌手表示温和。如果塞维特斯就在走向火刑柱之前，承认他自己是错的而加尔文是对的，这对日内瓦的教条将是何等的胜利。这一胜利要迫使那西班牙的渎神者承认，他将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教条而死，同时他必须在全体居民之前承认加尔文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信条。

    然而，塞维特斯知道，任何让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以顽固对顽固，以狂热对狂热。他宁愿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无可言喻的折磨中死去，也不愿为一个较仁慈的死而支持约翰·加尔文大师的教条：他宁愿受半小时的极大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在加尔文的身上永远贴上彻底野蛮主义耻辱的标签。塞维特斯率直地拒绝照办，集结起力量去忍受他可怕的命运。

    余下来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从狱中提出犯人。他衣衫褴褛，眨着眼睛，最后一次注视那白昼的光。他胡须紊乱，面容肮脏而消瘦；他锁镣锒铛，步履蹒跚。在晴朗的秋日里，他脸色灰白，象死人一般。在市行政会大厅的台阶前，执法官用力推着他前进（因为几个星期的不活动几乎使他不能步行），把他摔得跪倒在地。现在，他低着头听取一个市行政官对聚集着的群众大声朗读判决。判词以这样的话作结：“我们判处你，米圭尔·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书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的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犯罪人们的警告。”

    这定了罪的人在听取判词时，牙齿因寒冷而打战。在濒死之际，他匍匐膝行，至聚集在台阶上的市行政当局的成员们的面前，恳请他们赐恩：先杀头，然后再用火烧掉身体。“否则，那最大的痛苦会驱使我抛弃我终身的信念。”他接下去说，如果说他是有罪的，那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经常被一种促成神圣荣誉的思想推动着。

    就在这时，法里尔上前，走到法官和跪着的人中间，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的声音，问塞维特斯是否准备抛弃他直接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一个较宽大的处决方式。然而，塞维特斯虽然在各方面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却轻蔑地拒绝了这一建议。这就显示了他道德上的伟大，他愿意实践他的誓言，决心为了自己的信念忍受那最坏的情况。

    现在队伍向行刑的方向移动。由大总督和他的代表带领，各按阶级佩戴勋章，弓箭手簇拥护卫，看热闹的群众跟在后面。城里，在途中所经过的路上挤满了恐惧的和沉默的观众。法里尔紧靠着死囚，步子保持一致，继续不断地要求塞维特斯承认错误并抛弃那假教条。而塞维特斯怀着真正的虔诚回答说，虽然他被不公正地处死，他还是祈求上帝恩赐仁慈于他的控告人。法里尔愤怒地、武断地回答说：“什么？在犯了最可憎的罪行之后，你还想为之辩护吗？如果你继续负隅顽抗的话，我将让上帝审判你。我将不再和你并排一起走，虽然我决定在你咽气以前不离开你。”塞维特斯不再回答。他被刽子手和蝶喋不休的神学家们搞得恶心了，不愿再理会他们。这所谓的异端和无神论者继续喃喃自语，好象在安慰自己：“啊，上帝，拯救我的灵魂吧；啊，耶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接着他提高声音，恳求在场的人同他一起为他祷告。一到了行刑的地方，看到了火刑柱，他再一次下跪，聚精会神地作虔诚的默念。但是狂热的法里尔唯恐这个有声望的异端分子的举止有可能给群众留下印象，便从死囚的头上向他们喊叫：“大家看哪，当撒旦把一个人抓在它的魔爪里的时候，它具有何等的力量啊！这个家伙是最有学问的，而且相信他自己做得对的。但是，现在他落在撒旦的手里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

    其时令人恶心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木柴堆在火刑柱的四周；铁链锒铛钉在柱上；刽子手缚住死囚的双手，接着法里尔最后一次催逼塞维特斯。后者只是叹。息：“啊，上帝，我的上帝。”法里尔凶恶地吼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那好争论的牧师依然希望塞维特斯看到行将牺牲的火刑柱现场会使其相信加尔文派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但塞维特斯口答说：“除了呼唤上帝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失望的法里尔放开他的受害者。现在只留下另一个刽子手，那法定的一个，去完成他那可憎恨的工作。铁链挂在火刑柱上，并在柱子上和这不幸的可怜虫消瘦的身体上绕了四、五周。刽子手的助手在铁链和身体之间塞进书和手稿，那些是塞维特斯盖章后送给加尔文，去征求他兄弟般的意见的。最后，在受难者的额上戴上用硫黄浸透的树叶冠以表嘲弄。准备工作就绪。刽子手点燃柴把，开始杀人。

    在火焰在塞维特斯周围升起时，他发出了如此可怕的喊声，许多旁观者转过身去免得目睹那悲惨的景象。火焰立即盖住扭曲的身体。但痛苦的哀号声越来越响，直到最后变成一阵祈求的尖叫：“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同死亡的斗争持续了半小时之久。之后火灭烟散，在灼热的余烬之上，贴近烧黑的火刑柱的地方，留下一堆乌黑的、令人厌恶的、烧焦了的东西，一堆使人恶心的、已全无人形的胶状物。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热情地向往永恒，那曾经是神圣灵魂飘动的碎片，现在缩成了一堆。如此令人作呕、如此可憎的一堆残渣！那景象甚至可能使加尔文意识到他僭取权力、成为法官、并杀死他的一个兄弟的行为，是何等的不人道。

    但是，在这可怖的时刻，加尔文又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表示他自己对此没有兴趣，或者是免得他的神经受刺激，他留在家里。他在书斋里，关上窗，把可憎的监决的任务留给了刽子手和法里尔（一个比他更粗暴的畜生）。只要是追猎一个无辜者，控告他，威逼他，粑他带上火刑柱一类的事，加尔文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头子。但到正式执刑时，他把事情交给法里尔和雇佣的助手们。而他自己，这个实际上决心指挥干这一“虔诚的虐杀”的人，却谨慎地保持着冷漠。下一个星期日，他裹着黑色的教士长袍，走上布道台，对沉默的会众吹嘘这一功绩。他宣称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公正的功绩，虽则他卑怯得对那可怜的景象连看也不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