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2〕,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3〕。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4〕倡地动说,达尔文〔5〕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6〕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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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2〕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3〕关于打钢刀送给军队事,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喜峰,大刀杀敌,震惊中外,兹有王述君定制大刀九十九柄,捐赠该军。”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4〕格理莱(GGalileo,1564—1642)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从一六○九年起自制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地动说),推翻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动说,给予欧洲中世纪神权论以致命打击,因此曾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5〕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因此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歧视和排斥。
〔6〕哈飞(WHarvey,1578—1657)通译哈维,英国医学家。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为动物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