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都要结伴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黄永玉 本章:坐牢都要结伴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

    “‘……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话多,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地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意地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

    “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

    又是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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