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

    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

    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土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所奋斗的目的，便是人类想像中极尊贵而又极迫切的。

    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将来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荣。

    至于说到人道问题，毛奇（Moltke）曾经说过：“战争最要紧的便是在使战事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战争中的宣传，便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次大战，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奋斗，所以宣传仅能根据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原则。

    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

    我们对于这种生死的战争中，对于战争宣传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点，那对于这种武器的方式和运用，当然不致踌躇不决，莫衷一是：因为宣传不过为一种武器而已——若是这种武器落在一个善用这种武器的人的手中，这武器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

    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

    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数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

    要是牵涉过多，而一不顾此项的原是，那么宣传的效力，反而易于涣散，因为人民对于所宣传的事，实在不能去融会或是记忆的缘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敌尽量给以滑稽的描写，像德奥滑稽报纸所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实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我军有一天实行和敌人肉搏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获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会遭受到一种惨报；德国的军士，亲见到敌人抵抗力的时候，他们觉悟到被那些虚构事实的人所欺骗了，这不但不能增强，而且不能保持其敌气同仇的心理，结果是德国的士兵，就在这错误的宣传之下惨败了。

    反过来，英美各国他们对于战争宣传，在心理上说是正确的，他们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国人是一种斐族，为匈奴，而且使每一个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怖，早已具有准备，所以临阵而不会沮丧，他们在前线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证明了他们所听到的不错而已，因而相信他们本国政府的言论是真确的，同时也增加其对于敌人的愤恨。

    他们的宣传是这样的，所以英国的士兵，对于从本国所传到的消息，从不感觉到虚实，而德国的士兵，竟把国内消息看作纯粹的虚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张广告，要宣传一种新制的肥皂，它的宣传方法，盛赞着别的肥皂的很好，那么，我们对此广告将怎样？只是摇首叹息而已。

    所以当讨论到战争发生的责任问题的时候，说德国对于战祸的爆发，也应该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实在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常的办法，就是应该把大战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

    因为，敌我两方违法行动的界线，并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辨别的。

    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

    他们的变化不多：不是积极便是消极，不是爱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谎言，永不会是非各半的。

    英国的宣传，便是善于这种的事实。

    所以在英国，绝没有模棱两可的而引人误会的措辞的。

    英国对于群众情感的幼稚，已经能有彻底的了解了，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恐怖的宣传，十分投合战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线的士兵，就是在惨败的时候，也仍能保持着他们作战的勇气；再宣传说德国人是大战的唯一戎首，这种卑污无耻的谎语，以及他们宣传的方法，实在早已计及到群众天赋的情感和极端性，所以能够获得了国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变，不应该去改变了宣传所要实现的要点，它的目的，胯应始终如一。

    标语固不妨从多方面来加解释，但是无论怎样的解释，应该和标语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传的功效得到切实一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论是商业上或是政治上的广告，其能获得成功，都是因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传方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敌人的宣传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以民众为唯一的对象，并且还坚持而不懈的进行着。

    在大战的全期之中，他都应用其最初认为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来，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战终止了，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实在是发源于敌人的战争宣传。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所明白的，就是这种斗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苟若获得了成功，那便是能获得厚大的报酬。

    宣传，在他们看来，这在是一种无上的武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失意政客谋生的末路，以及无名英雄栖身的微职。

    总之我们的宣传，成效终也真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