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说“那么布勒斯。
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
马克思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蛆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怍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
当那些没有国藉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置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制度，要知道这种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质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
而无价值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丁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较，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赖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
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
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
因为他们的成见并不是起于是理智的认识而是起于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这种和性上的压恶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见，他的困难，比较去矫下由错误的知识则生出来的意见困难万倍！一种愚昧和错误观念，可以由教导而去铲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来的阻碍，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话，那只有靠站这种潜伏着的力量，然则这决不是著作家所能够负责的，只有演说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它所以对于群众能够有惊人的势力的缘故，这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阶级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上面。
在十万个德国的工人当中晓得马克思著作的人平均不会有一百人；而且曾经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当中要算知识阶级一以犹太人为最一的人数比了真正拥护这种运动下层阶级多到有千倍该书的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群众，而是纯粹为了征服世界的犹太机关中有的知识的领袖，至于煽动群众，那就应用另一种材料，就是报纸。
马克思土义的报纸所以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同处，就是在这种地方。
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而小资产阶级报纸，那就爱用著作家去从事于煽动的工作。
演讲的时间对于演讲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同一的演说家，去演讲同一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像在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点钟，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会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讲的时候，常把时间排上午，我还记得在慕尼黑德国酒馆（Kind keller）的集会，是在上午十点钟举行的，题目是反对德国领土的被压迫“。可是所得的结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时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教训。
我自信在当时我和演词，并不比平时说得坏，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于零。
然在这次的集会中我获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可是我绝不把这一些当为满意。
以后我又试验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善于演讲的人，他要感动听众，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听众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决而反抗力也比较强的缘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线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烛等发出一种气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样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认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较说家为优，这正和他们的茫然不识世务一样。
在某种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对于这种见解，曾经作过最有趣的说明，说著名的在演说家所刊行的演辞，使人见而失望。
我记得在战的时候，我见到一篇论文，对于当时英国军需大工臣罗易。乔治（Lloyd Gerorge）的演辞细细加分析，后来得到了一个绝妙结论；说这种演辞，徒然是表现了演讲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的演辞读过好几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国的读者，他们对于这种的心理杰作，足以感动社会的地方还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达着笑起来。
那些记者，对于演辞的批评，纯粹对他贫乏的智力所给给予的印象为断；要知道这一痊英国的大演说家，他确能利用演说来感动听众；感动了英国的下层阶级。
这样看起来，就是英国人的演辞是有着惊人的成绩，因为他们能够洞悉群众的心理；所以他们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面所说的演辞和贝特曼。霍尔威史拙劣的演辞来比较一下；贝特曼。
霍尔威克的演辞，虽然是长于说理，实在不过是证明他这一个人不能向群众来讲演的。
罗易。乔治的演辞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博取捉众的信仰和悦服，就这一点来说罗易。乔治比较贝特曼。霍尔威克也只有远过而没有不及的。
他的演辞朴质无华，而且叙述明白，字句易解，举例浅显，处处地方足以证明这位英国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众大会实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人正要去参加一种新兴的运动，在没有去参加的时候，不免是畏缩的；可是一经到会，便可以从大会中去得到一种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能够使多数人增加声势，鼓起勇气。
这样，人个便慑服在“群众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万千人的志愿、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于每一个到会者的心灵之中。
凡是到会时有着怀疑态度的人，散会后必定意志坚定，他已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了。
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对这点是应该牢记勿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