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呀？六十岁就够本儿了。”——说这话的大多数是青年人。
我的爷爷今年九十三岁了，他年轻时脾气刚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报纸，或双手拄杖，垂眉闭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长出新牙，大家都说他返老还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八十多岁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泪来，似乎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张皇不安，孤单无助，心中充满恐惧。在那一时刻，我突然明白人类对于生的留恋，对于死的畏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凡是轻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经历过死亡的考验，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说，老年的来临之所以可怕，便是因为它与死亡的距离太近，让人没了退路。也有人说，比生理的死亡更为可怕的，是力不从心的烦恼和不再被需要的沮丧，精神的空虚与孤独无异于慢性的自杀。年轻人不愿自寻烦恼，不愿设想六十岁以后的麻烦事，全不顾中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岁左右。
然而时间并不搭理我们。它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让我们每个人最终尝到它的厉害。它也将把中国带人老龄化的下个世纪。如果老年生活从根本上是让人担心和烦恼的，那么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群吗？
有人寄希望于在养老金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有人呼吁在医疗护理上为老年人设立系统的服务。我认为，社会固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关键。
我所认识的高寿老人几乎都很豁达乐观，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每天亲自去市场买菜，打扫房间，还要照顾近九十岁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铭是：“人要劳动，心要放宽。”她幼年丧父，家里穷得只能吃蚕豆。她整夜地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勉强过活。年轻时的她和外公从浙江绍兴老家来到上海，勤俭持家，撑起一个小小的五金店，渐渐殷实起来。家中前前后后住过十几位前来投靠的穷亲戚，有的一住就是几年。她一视同仁，资助不少远亲的孩子成家立业。“文革”时，她和外公被划为“资本家”，家业被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时家境非常困难。原来受恩于她的亲朋好友竟有人以怨报德。没听她怨恨过谁。她说：“多做好事，自己心里踏实。”“文革”结束，政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现在政府给我恢复了退休金，又有了劳保，就可以了。”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在我看来，她对“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参悟，远远高于许多“知识分子”。
简单的“知足长乐”并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养，智慧的锤炼，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与友人细述老年之道。他说：“凡是靠自身不能过美好、幸福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使他们烦恼；凡是力求从自身寻求各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按自然规律必然产主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使他们觉得可厌。在这类事物中首先要数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它的降临。愚蠢使人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当时有人对西塞罗说：“您对老年的降临如此洒脱，乃是因为您既有名望又有财富的缘故。”西塞罗回答说：“这不假。极度的贫穷中，聪明的人也会一筹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给他大福大贵，他也还是会感到百无聊赖。”
我见过戎马一生的将军，晚年无法忍受侍花养草的生活，整日在对金戈铁马、纵横东西的往事中黯然神伤；也见过平凡一生的看门老汉，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报纸的传递中，自得其乐，对世事的变迁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托，实在不能以世俗的功败来评价权衡啊！
《杨澜视线》的选题之一是美国老年人的生活。为此我采访了位于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人院标准是取得绿卡三年以上，个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里60％以上的居民是华裔老人。他们在养老院的吃住由美国政府负担，另外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钱。我走进这家养老院时是上午十点左右。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一楼的活动大厅，这里是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窗边一排排的沙发上，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或念念有词，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对我们的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连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们的杨女士解释说，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轻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提醒，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几张大桌子，围坐着一些老人，正用毛线、彩布一类的材料做着手工艺品，如提袋什么的。他们偶尔彼此交谈几句，但声音很轻。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妇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谈。她姓蔡，来自上海虹口区，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现在有两个女儿在上海工作，一个儿子已在纽约成家立业。几年前她来到美国，起初与儿子、儿媳、孙子同住，而现在则一个人生活在老人院里，儿孙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个照面。
“想他们吗？”我问。她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头也不抬他说：“不想，想他们做什么？！”
“你在来美国之前想过会住在老人院里吗？”
她摇了摇头。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
她又摇了摇头，说：“回去没有地方住了。”
“女儿们呢？”
“提她们做什么？我不想她们。不想了。”老人眼角渗出了泪水。
记者的本能促使我再问下去，但我没有，因为那样分明会触动她的伤心事，使一颗在彩色绒线中稍得安慰的心又伤痛起来。而一旦伤痛起来，我又如何安慰？她泪水后面的细节我无法了解，我也宁愿不知道。当初她即将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该是非常兴奋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们该是非常羡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该是与现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别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业和寄托，如今她一贫如洗，言语不通，把岁月时光编织进一只只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离去，又望见沙发上那些乖乖坐着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两个正聚精会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线中舞蹈的灰尘。对比蔡老太，他们显得幸福多了。
就在采访了这家老人院的当天下午，我在离住处不远的理发店里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维的美国老人。当时，理发师约瑟夫正在给他系围脖儿，冲着镜子对他说：“戴维，你现在越来越精神了，等我给你剃个漂亮的发型，保你比年轻时还帅。”
“算了吧，我年轻时头发比现在密多了。对了，我还没跟你算帐呢，这两年我的头发越来越少，怎么也不见你减价呀？”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我留意打量着这位风趣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红通通的脸，挺直的腰板，充沛的底气，真是位精神的老先生。老人生活的选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当下决定采访他。
他爽快地答应了，但说当时正有个约会，不如傍晚在街心花园碰面，那是他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地——原来我们还是邻居。
当他如约出现在花园时，手里已牵了两只棕色的鬈毛狗，老远就跟我挥手致意，兴高采烈地指着树上的花蕾说：“纽约的春天总算来了，我还以为它今年要耍赖了呢。”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起来。老人今年已近八十岁了。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农场里，三代同堂，一大群孩子。”整天乱糟糟的，没人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他笑着说。后来，他不愿意再过平淡的农场生活，只身来到了纽约。当过餐厅侍从，杂货店伙计，最后不甘寂寞，上了表演学校，做起了演员。他提了几部电影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心想这下会使老人难堪，便连忙补充一句：“我才来美国两年，很多老电影我没看过。”
他毫不介意，说：“别说是你，就是美国人也早把这些电影忘了。我当时演的只是些小角色，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不然，今天我坐在这儿，不是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找我签名了吗？”他顿了顿，挺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不过，我最骄傲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演艺圈里，我一直都有工作，从来没让我太太孩子担心过。我太太可漂亮了，可惜去年她过世了。现在，我跟它们过。”他说着，拍了拍身边的鬈毛狗，两只小狗亲热地伸出舌头，起劲儿地舔了舔他修理得很整齐的胡须。
我问起他的孩子。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干得不错，在大公司里做经理，也已生儿育女。前两天过父亲节，孙子、孙女们还给他寄来了贺卡。逢年过节，儿女们都来看他，他也时常去他们那儿串串门。
“但我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即使是亲生儿子的负担。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再说，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我在学电脑，每天在电脑网络上读报纸杂志；我还研究股票行情。不瞒你说，我早些时候买的股票，价格都已经上翻了好几倍。”老人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显然，能跟我这位小听众吹吹牛，他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您无法照料自己了该怎么办？”我不知趣地问。
“我早就买好了保险，到时候会有家庭护士上门服务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这个条件。我是很幸运的一个，计划得比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养老院里的压抑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在美国的三年中，我发现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据美国官方统计，七十岁以上的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我个人认为，这固然与华裔老人经济状况的相对贫困有关，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杀与绝望相联，绝望又是失望的积累。而失望呢，就会牵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华裔老人对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赖于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诸如是否与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顺等等。在我们的传统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年纪大了，子女却不在身边照顾，岂不与孤老无异？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认为是丢脸的事。而美国人的家庭似乎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儿女只是中间十几年的过渡。儿女一旦成人，经济上就与父母绝对分开，父母一般来说也不愿像许多中国老人那样承担抚养第三代的“麻烦事”。乐得自己出外旅游——累了一辈子，该清闲一下了。反过来，父母年迈体衰，子女虽然通常也会每周过来探访一下，但亲身服侍的并不多见，父母也并不因此责怪子女——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父母。每个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几乎全由自己负责。如果工作时没有给自己预备下养老金，那可全怪自己，这包袱做子女的一般不会承担。
两种观念，孰优孰劣，很难给以简单的判断。一方面，人是需要亲情的动物，生老病死，总是希望有亲人相伴，至于彼此不愿迁就，难以和睦相处，而坚持与子女分居的想法，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另一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完全责任，年轻时不依靠父母，年老时不依赖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持相对的独立，又的确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个人认为，前者可以更多地从子女方面得以改善，而后者呢，对于老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则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近来颇为憔悴。问其原因，才知道其父去世后，其母精神孤寂，无以排遣，不时拿女佣出气。近来情况更趋恶化，一天几个电话打到儿子单位，要求儿子昼夜陪伴，对儿媳又百般挑剔，弄得我这位朋友与妻子也产生了一些不和；稍有小恙，就疑是不治之症，定要住院治疗，还时时冲医生发脾气，说他们与儿子一起欺骗她：“你们就是希望我早点儿死。”儿子对这位母亲毫无办法，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叹气摇头的份儿。其母的处境固然让人担忧，儿子的烦恼也实在值得同情。各家的实际情况有很多独特性，但一部分老人精神空虚，给自己和子女带来很重的负担，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晚年与子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可能性也正受到挑战。于是，朋友在老年时期就会显得格外重要。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离休前曾是位副部级干部，实权在握。当年，在家时门庭若市，出门时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离休之后，老人心中一直耿耿不平，见人必谈世态炎凉，其忿懑之情溢于言表。原来不少先前唯恐巴结不上的人一见他没了实权，就不再来往了，甚至见面打招呼都少了几份恭敬；原来生病上医院，医生护士全都殷勤周到，如今不仅脸色不好，而且用药标准也不如从前。老人心想原先有人鞍前马后地伺候，而现在却连个说话的人都难寻，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那天我去这位朋友家串门儿，与老人家闲聊起来。他又搬出一些新的佐证，说明人情的浅薄，天底下没有真心的朋友。他的儿子忍不住了，数落了他几：“老爸，那些人本来就不是你的朋友，人家来就是求你办件事，如今他们依然要办事，你又帮不上忙，为什么还来求你？要怪只能怪你当时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结交真的朋友。那时候你的架子大得吓死人！换了我，也对你没好印象，干嘛还搭理你？”
老人猛喝一口茶，不作声了。
一所舒适的住宅在于它的未被占满的空间，一颗睿智的心灵在于它的开阔与宽松。老年人，正因为与世事的喧嚣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才更应该有了某种超脱，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见识。这种精神的陈酿，不仅是社会的财富，更是他们自身幸福的最好的保障。身体的衰老和精神的成熟，从社会中淡出和对社会更深刻的见地，这些奇妙的组合往往出现在老年，这是年轻人无以速成的本领。
再说说死亡，这个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吧。有一位日本的文学家说过：“在生活中有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人是不愿死的，但唯有不断积累真正热爱和留恋的事物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这似乎是个悖论，却有它难以抗拒的魅力，因为一个真正爱着和留恋着的人会在他所热爱和留恋的事物中找到归宿，找到永生。我的爷爷，当他拄着磨得光滑的手杖看着重孙们追逐嬉戏的时候，他是多么满足。有一次，须发皆白的他翻开六十年前的照片，指着上面身着长衫、手持礼帽、潇洒地笑着的自己，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辈人，留不下什么遗产给儿孙，只能传个正派的家风吧。眼看你们都长大了，我很安心。即使有办法返老还童，我也会拒绝，就像一个走了很长的路的人，快要到家了，怎么也不会愿意被拉到起点，再走一次。”我相信，经过一次死亡考验的他，说的是不妄的话。在他那被皱纹压迫的眼睛中，闪烁的是平和智慧的光芒。
人从萌芽开始，就驶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航线。天灾人祸、意外事端，死亡对于儿童、青年、老年几乎是机会均等，随时可能降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年本身并不与死亡更亲密。而每位老年人都应该在心里存了感激，感激上天给了自己体验完整人生的机会。没有什么比在老年时面临死亡更自然的事了。每一个有着丰富回忆的人，当他们回首历史往事，品尝个中滋味的时候，就像是在高速摄影中观察一棵果树的生长，看到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果实由青变白，由白转红，如果这果实成熟落地，岂不是最自然的结局吗？从容坦然，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心态。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说过：“只要有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但我还是相信进步。”
当然，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奢谈老年，定有许多漏洞。但愿我能活到老年，能以切身体验证实以上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