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水的孩子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杨澜 本章:玩水的孩子

    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

    “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

    “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

    “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我们可要——睡着了。

    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

    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

    雨,哗哗地下起来,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喷水枪,把地上的浮土撞得溅开去,弄得清凉的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但它是不是也跟门边呆站着的孩子们一样,因为找不到游戏的对手而沮丧难堪?丢失了熟悉的游戏规则,手里鼓鼓的喷水枪显得那么多余。

    有大人跑过,问有没有看见他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我们说,邱老头推到车棚里去了。他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这老头,还挺有心的。”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喷水枪早已无影无踪,那个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不会出现。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夏天还是酷热,孩子们,还一样爱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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