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六年，我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简称京工附中，它是海淀区的重点中学。城市里的中学生穿过农田去上学的恐怕为数不多，我却有这份享受。学校的后门连着四季青乡的大片菜田，走路只需二十分钟左右，算是条近道。遇上刮风下雨，骑自行车不便，乘公共汽车又不顺路，我便常常择此捷径步行上学。

    冬日的北京，太阳起得迟。七点多钟，我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天还半黑着。走着走着见半天星辰淡去，一轮红日跃出青濛濛的西山。身负沉重书包的我，便在寒冷的晨风中有了高歌的欲望。冬天的田野硬邦邦的，没有生气，只有成群的乌鸦在寻早餐。不知怎的，我对乌鸦从来没有反感。它们自食其力，不以声貌悦人，远远比学舌的宠中八哥讨人喜欢。中学生考试压力重，多少会有点迷信，比如有的同学认为穿某件衣服去考试运气常常不错，有的相信考试那天早饭一定不可吃鸡蛋，等等。我呢，常在心里盼着遇上乌鸦。我认为这些诚信的鸟儿会给我带来福气。若是遇上喜鹊，就大为恐慌，听它们吱吱喳喳的，心慌意乱。还好，田间的乌鸦比喜鹊多，我的考分也就常常有了保障。

    小路边有一起猪圈，无论冬夏，味道都不佳。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每次都掩鼻而过。但日复一日见农民在那里忙碌：起粪、理圈，干得起劲，且安详自得，便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敬意。时而也看见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农家孩子在那里帮忙，热情地叫着大猪小猪的名字，全没有城市少年的娇气。他们健康的笑容让人体验到劳动朴素的美感。那时，嫩黄的黄瓜花，淡紫的茄子花，田埂上的马兰花，装点着我上学的小路，沟渠里的流水声，田野里的风雨声，是我的“随身听”。记得一连几年放学时分常遇到一位赶驴车的老伯，问他为什么不换骡子，他回答说：“骡子娇贵得很，脾气大，讲究饲料。但驴子耐力好，肯吃苦、卖力气。小姑娘，你知道吗？驴子是不会像马一样跪下休息的，它连睡觉都站着。等哪天它站不动了，就是快死了。”那小驴子摆动着长耳，发出两声脆亮的鼻音，似是感激老伯的知遇之恩吧。也是从那时起，我对驴子有了特别的好感。在我从事电视工作之后，间或去乡村采访，都不会感到与乡民有太大的隔阂。对菜田里的事，我甚至还略知一二，分得清胡萝卜和“芯里美”的叶子，知道卷心菜该保持多大的苗距。这份对乡间的感知，都是在中学的上学路上耳濡目染的。

    中学时代，我一直担任班上的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所以多少有些受老师的宠。上课时我一旦感觉自己都懂了，就开始忍不住要说话。常常是捅捅同桌：“哎，我昨天听了一个故事，特精彩，我说给你听，好不好？”同桌往往因此分了心。于是我就竖起书本，挡住嘴，嘁嘁喳喳地小声说起书来。老师站在讲台上，如何看不见？但还想给我留点面子，没有立即发作。到我的同桌忍不住作出一些短小的评论或在咽喉里发出一点笑声的时候，老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点了同桌的名，训斥一番，我不幸的朋友也不辩解，低头听着；我呢，知道自己连累了朋友，也内心愧疚，不敢抬头。中学六年中，我的同桌换过四五个，个个因我爱说话而倒过霉。但没有一人因为代我受过而抱怨，这让我非常感动。多年以后，大家都已成家立业。老同学重逢，免不了拿中学时代的事相互打趣。同桌们的潜意识总算有了发泄的机会，指着我说我曾害得他们好苦。但同时他们又笑着承认我的那些故事的确好听。我忙不迭地认罪，赶紧把买帐单的事应承下来。

    不过，我在中学课堂上犯的错误也并非全由人代过。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高二的时候，我特别羡慕能用口哨吹歌的同学，课间时常诚恳地向他们讨教。但无论多么努力，灵犀永远不通，只能“嘘嘘”地吹出些气来，惹得同伴们笑话说这是给孩子把尿的声音。我心里那个急呀！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是一节生物课。我人在教室，心思还在口哨上。“我怎么就吹不响呢？”把舌尖向上翘翘之后——突然，一声嘹亮的哨音响彻教室。我心里一惊：谁吹得这么响？立即明白了：“是自己，是自己——我终于成功了！”瞧，全班同学不都惊异地看着我吗？谁还会笑话我吹不响口哨呢？成功的喜悦立刻被老师威严的声音打断：

    “是谁公然在课堂上吹口哨？还有没有一点纪律性了？请站起来。”当我满面羞惭地站在全班面前，那份尴尬简直别提了。我知道自己不仅失了一个学生的体面，也失了一个女孩子的分寸。好好的，非学吹口哨干什么？讲台上的老师推了推近视镜，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捣乱分子竟会是一位公认的“好学生”。我因为感到了老师的失望而更加羞愧不堪。这样面面相觑了几秒钟，老师终于仁慈地让我坐下，嘱咐一句：“上课时不要再吹了。”

    再吹？从那以后，别说我不想吹口哨了，就是想吹，也吹不响了。

    唉！没羞没羞，连这样的丑事也写在纸上了，算是一辈子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是赶快给自己抹点金吧。

    中学六年当中，我在学业上是相当用心的。我的初中入学成绩并不理想，曾被同窗取笑。于是十二岁的孩子就有了卧薪尝胆的打算。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周末都是在习题集里度过的。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又成为学习尖子。在全区统一的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名列全区第一名，令同属海淀区的北大附中等一批市重点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母校刮目相看。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二十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学生做到这个份上，也算雪了靖康之耻。

    更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在中学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高考的关键时刻也不迟于晚上十一点熄灯。我坚信如果专心致志，讲究效率，不必悬梁刺股。听到古人捕萤为照的故事，我不以为然——白天有抓萤火虫的时间，不如把书读完。

    牛吹了这么一通，心中略为一松：起码读者不会一味地指责我“顽劣”了。

    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它的校风淳朴严谨，学习气氛很浓，造就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不记得同学们攀比过吃穿，但大家在学习上却很较劲儿。

    当然，这与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开始重视教育，特别是把高考作为莘莘学子的首要出路的风气是分不开的。那时中专技校还不普遍，升高中、考大学几乎是就业的唯一出路。家长们对孩子的压力自不必说，对学校的压力也很大。评价学校的好坏往往只有一个指标：升学率。责任心强的老师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们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什么打扮、早恋一类的事都在禁区之列。

    有一天课间操的时候，邻班的班主任对一位女生的装扮不满意，因为她把长发分成两半，搭在胸前，还分别系了蝴蝶结。不久前有一部电影中一位“崇洋媚外”的女阿飞就梳了这样的发式。只见那位班主任气愤地大声说道“李××，你就爱打扮，今天竟敢梳了这样的阿飞头来上学，不成体统。你现在就回教室去，把头发重新梳好！”众目睽睽之下，那位女生抹着眼泪跑开了。

    这件事总让我心里不是滋味。那位班主任固然恨铁不成钢，而且她的逻辑可以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但为什么一定要当着全校的面？一个女孩子被当众斥为“女阿飞”，心里会怎么想？我们可敬的班主任，大概没怎么想过。多年之后，当她翻开毕业生纪念册，品味桃李满天下的喜悦，是否也会后悔曾如此简单地伤害过一个学生。

    有时，回想起学习＋学习的中学时代，我也会产生一些遗憾：六年，目标是一个接一个的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六年的喜怒哀乐只为了教室墙上那一张张成绩排行榜；男生们因为成绩常不如我，而与我保持“纯学术关系”，使我偶尔的那么一点儿少女的惆怅，也不留痕迹地错过了。这一切让我对自己的“花季”颇有些伤感。以致于后来母校请我回去给师弟、师妹们作报告，校长提议我谈谈不要早恋的问题，我推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不讲大道理的好。”

    我曾因此很羡慕美国的孩子，他们没有太多的功课压力，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不比我们幸运吗？在纽约，我遇到一位公立中学的老师。她年过半百，一生从事教育。当我们谈起中学教育的问题，她深有感触地说“近些年世界上进行的中学生知识水平测试中，美国学生总落在后几名。美国的未来靠他们怎么行？我们过去总批评亚洲一些国家对学生管理太严，功课太重，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本来就是要下硬功夫的。而我们却一味追求轻松的课程，知识密度不高，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没什么好处。”

    她说着说着，动了感情：“中国的老师可能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我一个十三岁的男学生，本来学习很用功。近来却时常旷课。我反复追问他，才得知他的母亲一直未婚，但已有了三个孩子，一家人全靠政府救济金生活。最近她结识一位男友，怀上了身孕，但男友又离她而去，不知去向。于是，这个男孩，家中唯一的‘男子汉’，就承担起陪同妈妈上医院做流产手术的责任。”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这负担的确太重，仅仅靠老师和学校，又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听到不止一位华侨说，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中国读中学，一方面强化基础教育，一方面也逃离美国中学里吸毒、早恋、早孕及越来越严峻的学生带枪问题。

    我这才发现自己曾是多么幸运地在中国的一所中学里成长。这时中学的画卷变得完整起来：小路、教室、同学、老师..这点点滴滴聚在一起，成了六年如一日的日子：苦学的日子，也是难得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