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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和林达的文章都爱读,前者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后者的书在读者中颇富盛名。但近日我却突然读出一团迷雾来。这迷雾不是因为两人的文章,而是这两人的关系。当初以为丁林和林达没有关系,后来发现不是,好像丁林就是林达,再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丁林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林达夫妻两位一体的笔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受。
林达出版过的书,我见过三本:《 我也有一个梦想》。前三部书被称为“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在读者群中影响巨大,其对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描写和阐述,深入浅出,耐人咀嚼。后来据说还出过一本叫《带一本书去巴黎》的文集,这本书出版较晚,较前三本书影响力要小的多。
作者很低调,书没有前言,没有序,没有跋,突然就开始了,而后突然就结束了。这种出书的方法,要读者选中和喜欢,就只能完全靠文字的功力了。但也正是作者的这种过分低调,引发了我的好奇,所以吃过了鸡蛋想看鸡的我,便到处找起作者的介绍来。结果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在《从“五月花“到“哈佛”》中,朱先生有这么一段文字: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 ——即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的家乡,长驱三千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国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 ——近距离看美国》和,已经为中国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妻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 1997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 ! ”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一对夫妇,就是林达夫妇。不过,从朱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林达夫妇竟然是一对小贩,这与我当初的想像大相径庭。我认为,这两位至少也是个学者,在某个著名的大学里当教授,或者做访问学者。但结果竟这样出乎我的意料。这多多少少在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个落差。不过我同时也对这对“小贩”夫妇存疑。若真是小贩,他们怎么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闲情来写东西呢?可能是朱先生对林达夫妇太熟悉了,所以才有此戏称吧?!
后来继续寻找,在朱学勤先生的的著作《书斋里的革命》里一篇叫《小概率事件》文章中,再次看到了他对林达夫妇的描写,这次写的稍微清晰明白些:
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
看起来这回没错了,竟而是在“偏僻农舍”里见到林达夫妇。看来不是小贩,也是农民了。
再找。我终于又在朱先生的《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中,读到了关于林达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叙述,其中肯定性地说明了,林达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他们就住在美国的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挣扎在美国生活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其中,朱先生对林达夫妇贩卖生活还有一段比较细致的描写:
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待确认清楚丁林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之后,相反,我却没有失望,反而有一种羡慕和欣慰。“半年劳作,半年写作”,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心态,也是令我对当初产生那样的想法感觉到惭愧。这种“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的简单生活方式,其实比那些追逐名利的学者们的生活方式更令人崇敬。“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这种低调、平民的写作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人格力量和追求,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其实更加令人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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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的追寻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料不独我吃过鸡蛋之后对下蛋的鸡感兴趣,其他的读者们也有类似的爱好。
今年年初,在关天,有位网友写了篇帖子,进行林达探秘。这位网友这么一招呼呼,一下子点燃了藏在大家心中的激情,呼啦啦,上来一大帮,各抒己见,各供材料。但可惜,各位读者对于林达夫妇的了解,也就仅止于我所了解的水平,再多,似乎也没有了。
不料,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却突然柳暗花明起来了。这所谓的“柳暗花明”就是:竟然因为这帖,引出了在关天潜水的林达夫妇。更让人们惊喜的是,他们非常难得的,在这里做了一翻“自我交待”,约略追述了自己的过去,还谈到了他们的现状。我读到之后,倍感欣喜。却不料,喜之过早,后来林达夫妇却要求版主删去了他们的那段“自我交待”。后经过百般努力,我终于获得了他们当初贴的那段文字,录在下面,供当初未能得见的网友一饱眼福:
诸位,别猜了,我坦白交代了吧。
我们夫妇俩,叫丁林也罢,叫林达也罢,都不过是为了发表一些话非要一个名字不可时,起的一个名字。男的原来姓丁,女的名字里有一个林。通常都是女的写头一稿,所以仔细的人看得出有女性的痕迹。之所以不怎么“秀”,实在是没什么可“秀”的。读者诸君读了,觉得有道理,对那些故事留一个印象,我们就满足了;觉得没道理,骂一声,也没什么不可。
我们俩是中学同学,朱学勤先生文中提到的刘海生老师就是我们上海复兴中学的老师。
我们俩在黑龙江小兴安岭插过队,干农活,还放过马。后来回上海,男的是街道工人,女的干过几年建筑队木匠。文革结束进大学,学的都是“工科”。女的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师从陈从周先生。后来我们两人都在大学里工作,但不久就都辞职了。那是大概1987,88年的事情。此后就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当然,有点书本和技术底子,活儿比一般小工要轻得多,但是和工人们一起住工棚,却是当然的事。这样直到91年偶然的机会出国,机缘还是打工。
出国后,干的活在农业、仓库、建筑、运输等等的边缘,就是说,在老板手下你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也上过一点课,很杂。读书,也很杂。“小贩”一说,还真是准确的说法。在各地小镇的地方节庆上,摆一个“摊”,卖小玩意儿,比如自己做的小东西,工艺品之类。相当于赶庙会。如此谋生不易,所以我们俩还得有一人维持一份固定的job,每天上班。如此谋生的好处是,走遍了南方的小镇,习惯了黑白红黄乡下人。
最怕的是,编辑在我们的“名字”旁注:学者。非得是学者才有credit吗?不是学者能不能有常识?我们早不是什么学者。我们俩手上都是有茧子的。
最近我们俩在忙于自己动手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DIY在这儿非常普遍。杰米·卡特总统是我们州的人,他老先生就喜欢空下来做做木工活的。我们觉得这挺好,你说呢?
记得曾经读到过何清涟一篇文章,说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各自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所累,最后都难逃恺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们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丁林,就是那类为人们留下精神财富的人。
祝福丁林,希望他们在DIY的日子里,过的富足快乐!也许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200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