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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和林达的文章都爱读，前者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后者的书在读者中颇富盛名。但近日我却突然读出一团迷雾来。这迷雾不是因为两人的文章，而是这两人的关系。当初以为丁林和林达没有关系，后来发现不是，好像丁林就是林达，再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丁林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林达夫妻两位一体的笔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阅读感受。
林达出版过的书，我见过三本：《 我也有一个梦想》。前三部书被称为“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在读者群中影响巨大，其对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描写和阐述，深入浅出，耐人咀嚼。后来据说还出过一本叫《带一本书去巴黎》的文集，这本书出版较晚，较前三本书影响力要小的多。
作者很低调，书没有前言，没有序，没有跋，突然就开始了，而后突然就结束了。这种出书的方法，要读者选中和喜欢，就只能完全靠文字的功力了。但也正是作者的这种过分低调，引发了我的好奇，所以吃过了鸡蛋想看鸡的我，便到处找起作者的介绍来。结果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在《从“五月花“到“哈佛”》中，朱先生有这么一段文字：
圣诞节到了，我的南方朋友从佐治亚 ——即中国人很熟悉的小说的家乡，长驱三千英里，开车两天来看我。而他们夫妇写的两本介绍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书，那一年在中国也上了热点图书排行榜，《历史深处的忧患 ——近距离看美国》和，已经为中国读书界熟悉。那两本书写得好，与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关，抵美多年，他们以小贩为生，在草根层摸爬滚打，一点没有在美留学生阶层的那些坏毛病。夫妻俩遥闻哈佛大名，却总是自认为是南方的乡巴佬，轻易不敢来，这次乘着我在那里，就到哈佛来探头探脑了。因此，我戏称这一年的圣诞是“两个小贩到哈佛”，而他们对我的报复，则是带给我一本，扉页赠言居然如此回敬：“ 1997年圣诞：哈佛不读书纪念 ! ”他们开车载着我东跑西颠，走了很多我平时因没车而到不了的地方。那一个礼拜，我果然读不成书了，这一对小贩夫妇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一对夫妇，就是林达夫妇。不过，从朱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林达夫妇竟然是一对小贩，这与我当初的想像大相径庭。我认为，这两位至少也是个学者，在某个著名的大学里当教授，或者做访问学者。但结果竟这样出乎我的意料。这多多少少在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个落差。不过我同时也对这对“小贩”夫妇存疑。若真是小贩，他们怎么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闲情来写东西呢？可能是朱先生对林达夫妇太熟悉了，所以才有此戏称吧？！
后来继续寻找，在朱学勤先生的的著作《书斋里的革命》里一篇叫《小概率事件》文章中，再次看到了他对林达夫妇的描写，这次写的稍微清晰明白些：
我到了美国，去了南方，在佐治亚州一个偏僻农舍里，与写作、《我也有个梦想》的林达夫妇畅谈了三天。
看起来这回没错了，竟而是在“偏僻农舍”里见到林达夫妇。看来不是小贩，也是农民了。
再找。我终于又在朱先生的《带一本书——从美国到巴黎》中，读到了关于林达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叙述，其中肯定性地说明了，林达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他们就住在美国的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挣扎在美国生活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半年劳作，半年写作”。其中，朱先生对林达夫妇贩卖生活还有一段比较细致的描写：
车停稳，先搬出众多木板搭制简易货架，将待售的艺术品一一摆上；天一黑则把这些货架还原为长短不一的木板，收回车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他们笑话我是“中国干部参加美国劳动”。赶集的日子从五月到十一月，天冷叶子一落，数一数半年挣的辛苦钱够一年食用，他们也就安心收工不干。从秋天到冬天，他们是回到老屋，砍一点自家林子里的劈柴，点炉子生火，在火炉边阅读、画画，写作“我有一个梦想”或者“带一本书去巴黎”。
待确认清楚丁林夫妇确实是一对小贩之后，相反，我却没有失望，反而有一种羡慕和欣慰。“半年劳作，半年写作”，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心态，也是令我对当初产生那样的想法感觉到惭愧。这种“只是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写作”的简单生活方式，其实比那些追逐名利的学者们的生活方式更令人崇敬。“见所见而写，闻所闻而写，随兴而起，随兴而止。”这种低调、平民的写作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人格力量和追求，他们那种“清贫而丰富”的生活，其实更加令人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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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的追寻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料不独我吃过鸡蛋之后对下蛋的鸡感兴趣，其他的读者们也有类似的爱好。
今年年初，在关天，有位网友写了篇帖子，进行林达探秘。这位网友这么一招呼呼，一下子点燃了藏在大家心中的激情，呼啦啦，上来一大帮，各抒己见，各供材料。但可惜，各位读者对于林达夫妇的了解，也就仅止于我所了解的水平，再多，似乎也没有了。
不料，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却突然柳暗花明起来了。这所谓的“柳暗花明”就是：竟然因为这帖，引出了在关天潜水的林达夫妇。更让人们惊喜的是，他们非常难得的，在这里做了一翻“自我交待”，约略追述了自己的过去，还谈到了他们的现状。我读到之后，倍感欣喜。却不料，喜之过早，后来林达夫妇却要求版主删去了他们的那段“自我交待”。后经过百般努力，我终于获得了他们当初贴的那段文字，录在下面，供当初未能得见的网友一饱眼福：
诸位，别猜了，我坦白交代了吧。
我们夫妇俩，叫丁林也罢，叫林达也罢，都不过是为了发表一些话非要一个名字不可时，起的一个名字。男的原来姓丁，女的名字里有一个林。通常都是女的写头一稿，所以仔细的人看得出有女性的痕迹。之所以不怎么“秀”，实在是没什么可“秀”的。读者诸君读了，觉得有道理，对那些故事留一个印象，我们就满足了；觉得没道理，骂一声，也没什么不可。
我们俩是中学同学，朱学勤先生文中提到的刘海生老师就是我们上海复兴中学的老师。
我们俩在黑龙江小兴安岭插过队，干农活，还放过马。后来回上海，男的是街道工人，女的干过几年建筑队木匠。文革结束进大学，学的都是“工科”。女的毕业后又考了研究生，师从陈从周先生。后来我们两人都在大学里工作，但不久就都辞职了。那是大概1987，88年的事情。此后就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当然，有点书本和技术底子，活儿比一般小工要轻得多，但是和工人们一起住工棚，却是当然的事。这样直到91年偶然的机会出国，机缘还是打工。
出国后，干的活在农业、仓库、建筑、运输等等的边缘，就是说，在老板手下你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也上过一点课，很杂。读书，也很杂。“小贩”一说，还真是准确的说法。在各地小镇的地方节庆上，摆一个“摊”，卖小玩意儿，比如自己做的小东西，工艺品之类。相当于赶庙会。如此谋生不易，所以我们俩还得有一人维持一份固定的job，每天上班。如此谋生的好处是，走遍了南方的小镇，习惯了黑白红黄乡下人。
最怕的是，编辑在我们的“名字”旁注：学者。非得是学者才有credit吗？不是学者能不能有常识？我们早不是什么学者。我们俩手上都是有茧子的。
最近我们俩在忙于自己动手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DIY在这儿非常普遍。杰米·卡特总统是我们州的人，他老先生就喜欢空下来做做木工活的。我们觉得这挺好，你说呢？
记得曾经读到过何清涟一篇文章，说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各自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所累，最后都难逃恺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们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丁林，就是那类为人们留下精神财富的人。
祝福丁林，希望他们在DIY的日子里，过的富足快乐！也许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200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