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在这里既有介入感，又不乏启示性，详细记录了少女的生产过程，包括雅德维嘉的疼痛，氧气泵数量不够带来的麻烦，抱怨人手不够的护士，以及背景中的蜂鸣声。当罗曼得知自己有了个女儿后，他激动地哭着，将喜讯告诉母亲。影片在这对年轻父母站在婴儿床边的画面中结束，他们谈论着希望她长大后如何如何：比他们更聪明，和现在的他们一样快乐。
拍完后，基耶斯洛夫斯基暂时告别了纪录片工作，鉴于他因为打搅别人私密生活而产生的内疚情绪，这一决定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即使是纪录片的镜头，也没权利进入这个我最感兴趣的主题：个人的私密生活。”他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宁可去药店买些甘油，刺激演员流下假的泪水，也不愿拍到别人真实的哭泣画面，或是真实的做爱、死亡的画面。”这种根本的道德立场令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为电视台拍摄剧情片，第一部是1975年的《人员》。不过，纵观他1970年代后期的作品列表，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点缀在剧情片之中的短纪录片。拍过三十多部纪录片之后，他可以大胆地说：“就培养电影的综合思考能力来说，拍纪录片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1976年，他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拍摄《医院》（Szpital），影片长35分钟（译注：原文如此，但在其余途径查得的影片片长均为21分钟），以一种令人不安的笔触记录了华沙医院中连续32小时工作的外科大夫。导演并未在片中加入自己的评论，相反，只是简单地将医院作为一个工作场所呈现出来：医生也是工人。正如他多年后所说的那样：“医生也想帮助别人，但却缺乏办法。”他们也抽烟，也想吃饱饭（但却不太成功），也按劳取酬。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片中建立起一种严格的时间结构，用字幕详细记录每一个小时的流逝。于是，全片被一种可怕的滑稽感笼罩：过劳的医生们竭尽所能，但仍需面对断电、劣等设备和缺乏睡眠等困难。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导演回忆起当时的观众反响：“他们明白，我们拍的正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波兰，《医院》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真实的波兰，人们想对现状做出改进，但却束手无策，因为整个系统实在太糟糕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纪录片不喜欢用全知角度的画外音旁白，他更愿意只是简单地将人物、地点和过程呈现给观众。1977年的《看夜更的观点》（Z Punktu idzenia Nocnego Portiere）正是这种“客观”立场的典范之一。工人马里昂·奥舒赫习惯严守各种纪律，信奉“规则比人更重要”的道理。在17分钟的影片中，他从喜欢的电影类型一路谈到自己对死刑的支持态度。“我并不认为他是个坏人，”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我想他只是个很普通的人，只是他碰巧认为公开把人吊死会是件好事，因为那样可以杀鸡儆猴、遏制犯罪……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因为他脑袋不太聪明，对生命的看法比较粗浅，从小的成长环境又是如此。”［13］影片完成后，奥舒赫自己也看了，而且还挺喜欢的。但波兰电视台计划把它公开播出时，基耶斯洛夫斯基提了反对意见，担心这可能会给奥舒赫带来的麻烦。（顺便提一下，尽管影片拍得十分简单，但配乐部分却请到了因与扎努西、瓦伊达等人合作而闻名的沃伊切赫·吉拉［ojciech Kilar］。）
《我不知道》（Nie iem，1977年）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基耶斯洛夫斯基担心公开放映纪录片可能会对主人公造成影响。影片片长46分钟，来自下西里西亚某家工厂的工程师面对镜头，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他是名党员，在那家工厂当了九年厂长，发现厂里有人往外偷皮革。但起初，他并不知道这些工人与当地警察甚至党委会都有关系。当他站到党的对立面时，他被解雇了。影片完成后，基耶斯洛夫斯基采取了某些措施，目的是为保护这位工程师；每当他在片中提到某个名字时，就会有短促响亮的打字机声响起，盖在他的声音上。第二个办法更加极端，他尽力阻止电视台播出本片。最终，他成功了。《我不知道》从没在任何地方放过。影片的开始与结束几乎相同——伴随着探戈乐，出现一段字幕，提醒我们该听听这男人口中他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其实什么变化都没发生。
在1979年克拉科夫电影节上获奖的《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Siedem Kobiet Roznym ieku，1978年）中，基耶斯洛夫斯基用了一种循环结构。故事发生在一所女子芭蕾舞学校：“周四”聚焦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五”拍的则是另一个年长些的学生；“周六”里出现的是个较高年级的班级，一个女孩作为中心人物出现，她长得很像“周四”、“周五”里的年轻学生；“周日”为我们呈现一段浪漫的双人舞演出；而在“周一”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两个学生的彩排，她们因体力透支而发出的喘息声将音乐淹没；“周二”的主角是个中年女子，她正在等待演员选拔的结果，最终，她得到了当候补的机会；“周三”的焦点则是在幼年班当芭蕾舞教师的老妇人。一周七天，再加上从童年到少年再到老年的推进曲线，为影片带来一种循环结构。时间周而复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始终对身处舞蹈世界的女性投以一种同情的凝视。（我们甚至可以从第一个小女孩练习舞姿的动作中，看出一丝《红》中瓦伦蒂娜练舞的影子。）与他之前那些纪录片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角色不同，《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为他最后四部影片中引人注目的女性角色做了铺垫。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视角在《谈话头》（Gadajace Gloaling heads，1980年)中进一步扩大，影片针对波兰人的希望做了一次有趣的调查。在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希望音乐会”中，我们听见基耶斯洛夫斯基亲自提出的三个问题：你出生于何时？你究竟是谁？你最想要什么？他们的出生年月被打在银幕上，从1979年刚降生的婴儿到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孩子，再到年龄更大的受访者。他一共采访了从7岁到100岁的100名波兰人，其中40人被用到了影片中。大部分人的回答听上去都很理想主义，有激情，而且显得格外民主。最滑稽的答案来自最后一位受访者：“我想要活得更长!”这位年已百岁的老妇人回答道。
1988年，由迪克·里内克领导的一家荷兰制片公司委托数名导演，联合执导杂锦电影《城市生活》（City Life），拍摄地点包括加尔各答（印度导演姆利纳尔·森［Mrinal Sen］）、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导演阿列杭德罗·阿格莱斯蒂［Alejandro Agresti］）和休斯敦（美国导演伊格尔·潘内尔［Eagle Pennell］）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一段名叫《一周七天》（Siedem Dni tygodnui），片长18分钟，从周一至周六，分别在华沙各地拍摄。每天都会聚焦一些不同人群的生活点滴。星期一，一个男人在洗漱（还没结束就有人来敲门），然后坐公交车去工厂上班；星期二，一个女人打扫房间，将折叠床收回成沙发，然后再给别人打扫房间，准备早餐；星期三，一个年轻男子教小孩学俄语，然后干起了打字员的工作（打的内容是“政治局节假日会议”）；星期四，一个年轻女子白天为美国交响乐团当导游，下午在医院当护理；星期五，扎马尾辫的鼓手在自己的运动鞋上涂来画去，然后把鞋放在地板上，划出公寓里属于自己的地盘；星期六，老妇人先是在邮局等待养老金发放，接着去使馆排队等签证，然后去肉店排队买香肠。星期日，之前出现的所有这些人坐在一起吃早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一家子。一周七天，生活在华沙的三代人经历了他们日常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包括困难的居住条件、繁重的翻班工作，以及官僚主义。
时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作品的精髓所在，他用小时（《医院》），用天（《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用年（《谈话头》），用大的生死循环（《叠句》）来记录时间的流逝。与之相似的是，他当年的同事也都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欢计算自己已用了多少胶片，还剩余多少，他着迷于用一格格的胶片来记录时间。正如犹太教信徒祈祷时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意识：可能性取决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