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德学院的学生乔安娜·普莱森特在她未曾发表的手稿中将法官住的房子和摄影机本身联系了起来：“光线从它里面射出，在某个已知的时间点，从某个已知的角度。”法官和基耶斯洛夫斯基都在提醒我们，对光线要有更深的认识，这不仅仅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在看电影，更促使我们质疑“光明”究竟来自何方。这里的“光明”既指字面意义上的，也指引申意义上的。和贝托鲁奇的《随波逐流的人》一样——特兰蒂尼昂在其中扮演生活在193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杀手马切罗——令事物变得清晰，这是光线的作用之一：我们能看到什么，取决于它如何被照亮，就像该片中的教授用打开窗户去掉影子的做法，形象的替马切罗解释柏拉图所谓的“洞穴神话”（译注：来自柏拉图作品的洞穴神话，说的是在一个洞穴里，有一群手被反绑的人，他们从来只面向洞壁，看到的只有呈现在洞壁的一些影子，但对此已习以为常。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出于好奇心挣脱绳索向后一看，原来洞外别有洞天，他以前看到的居然只是“影子”，而洞壁上影子的本尊居然色彩缤纷，生意盎然。他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诉同伴，想引导他们也到美丽的新世界，没想到却被指为妖言惑众，他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皮奥特·索伯钦斯基曾说过，拍《随波逐流的人》的著名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对他的作品有很大影响，看来也并非巧合。）
《红》和《随波逐流的人》中，某些形象和颜色都有意识地反复出现，目的是将两个不同时间段联系在一起。在《红》中，法官苦涩的过去因为奥古斯特混乱的现在而被引出——即使我们直到影片快结束时才发现这种关联。正如珍妮特·马斯林（Janet Maslin）在《红》的影评中所写的：“故事如同照片一样，只在暗室中被洗印，故事只在回忆中，只在整个事情都已结束之后，才获得鲜明的定义。”［3］只有在第二次观看时，观众才会发现红色是如何将人物、场景，或许还有不同的时间段，联系在一起的。奥古斯特带着小狗上街时，一辆红色的汽车险些撞到小狗。瓦伦蒂娜接米歇尔电话时，手里拿的酸奶上印着红樱桃，她在咖啡店玩老虎机时也转到了三枚红樱桃；电视机天线上的红丝带不仅与她之后穿的红外套有关联，也和奥古斯特的衬衫有关联。她告诉米歇尔说自己想他，睡觉时都穿着他的夹克，夹克的红色为她的口香糖广告的广告牌背景做了铺垫。她手上红色的狗血与红色的狗皮带，以及兽医办公室的墙壁颜色、夜色中她的汽车发出的灯光、她的保龄球的颜色都互相有关联。保龄球馆的座位是红色的，举行时装表演的剧院里的座位也是。轮船票是红色的，和法官作为饯行礼物送给瓦伦蒂娜的梨子酒的外包装纸一样红。
为何给红色这样的重要地位？影片一开始，闪烁的红光意味着“停止”：电话无法接通，因为线路正忙。而交通信号灯里的红色也意味着“停止”，于是我们大可将红色与禁止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影片中，法官必须停止监听邻居的行为，瓦伦蒂娜必须停止继续容忍男友胡闹。从这一角度来说，影片的结尾读解起来也能产生更多共鸣：静止的画面将运动中的人物都给停了下来，或许这也预示着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即将停止导演工作。
伊莲娜·雅各布在米拉麦克斯公司为影片在美国上映而准备的宣传资料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她说瓦伦蒂娜和法官“在他们心里脸红，因为愤怒、羞愧和困惑而脸红”。红色是人体血液搏动的颜色，这种搏动不一定像别的影片中那样与暴力或性有关，它代表的是一种节奏，就像是传输人类精神的电话线所具有的那种节奏一样。棕色由红色而生，也是索伯钦斯基眼中本片的主色调，同时也是本片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例如，奥古斯特公寓的第一个镜头里有幅棕色的油画，画的是个芭蕾舞女演员。这种理想化的女性动态美在之后得以被“人体化”：舞蹈课上瓦伦蒂娜的背影完成了同样的姿势。相似的，瓦伦蒂娜身后夸张的红色广告牌将她的左面侧影呈现出来，与轮船事故后她出现在电视上的方式一样（也有一些红色或棕色的东西出现在她背后）；她肩上搭着的灰色外套预示了她获救后脖子上围着的灰色毯子。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命运已是预先注定：她的画面早在灾难发生前就已存在。或许真有命运，一种不得不重复它自己的画面。这更多的是一种希腊神话而非宗教观念。”［4］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构图中，人物的形象也重复着自己：瓦伦蒂娜去法官家，她被映射在两面镜子中；在她第二次去他家时，她又被映射在他的玻璃框中。这种视觉上的层次感在第一次时装表演结束后显得更加令人难忘，我们看见疲惫的瓦伦蒂娜坐在自己的车里：摄影机不仅位于挡风玻璃之外——包括反射出来的光线——而且还位于旅馆的旋转玻璃门后。这让观众觉得有人正看着瓦伦蒂娜。难道她此时已经成为了法官的目标？
也就是在这时候，瓦伦蒂娜在开车回家途中撞到了丽塔。她当时正在拨弄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的失真噪音打断了原本播放着的美妙旋律（普赖斯纳的主题曲，在时装表演时首次出现，此刻再次以从故事情节中而来的方式出现）。这让她分了心，并因此撞到了小狗。既然在本片中声音属于法官的控制领域，所以回过头看，我们不由觉得他似乎是这起车祸冥冥中的制造者。
他和音乐的联系还以一种细微但却调皮的方式存在。他在一张唱片封套上留下了给瓦伦蒂娜付兽医的钱：当瓦伦蒂娜把钱拿起来时，我们看见封面上有个戴着宫廷假发的男人，还有“迈耶”的字样。后来，她在唱片店用耳机听范登布登迈耶尔的作品，她身后，奥古斯特和卡琳也正在欣赏同一张唱片。瓦伦蒂娜想买这张唱片，但奥古斯特他们刚把最后一张买走了。CD封套上的画面和法官家那张唱片上的一样。（对熟悉《十诫，九》的观众来说，这正是年轻的奥拉在接受心脏手术前唱的那段音乐。而且，仿佛是觉得这么和观众打招呼还显不够，普赖斯纳又在瓦伦蒂娜离开唱片店时加入了几个《白》中的探戈音符。）
法官和奥古斯特都是范登布登迈耶尔的乐迷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毕竟，两人早就有着穿吊裤带、养狗等共同点。他们的对应关系有时会显得滑稽：卡琳给了奥古斯特一支新钢笔，法官却必须用铅笔写自首信，因为他的钢笔已经没墨水了。这种代表性无能的比喻也可以和他的汽车的电池已经耗尽（他为去看时装表演装了个新电池），他平时拄拐杖走路，当瓦伦蒂娜拒绝喝茶时他故意把茶壶里的水泼在地上等细节联系在一起。用斯图尔特·克拉万斯的精辟观点来看：“这是多么招摇的欲望啊！但这性无能的声明又是多么明显！他是多么傲慢，但同时又是多么绝望！”［5］作为一个通过耳朵来“偷窥”的人，法官只能间接地监视与控制别人。
法官在全片中始终让人感觉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会怀疑奥古斯特这个人物是否有他自己真实的存在，抑或仅仅只是法官的替身。按照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说法，他们俩是彼此的映射：
《红》的主题是条件式的……如果法官晚出生四十年的话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回到二十岁那该有多好。我们会做出多少更好、更聪明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拍了这部电影——或许我们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更好。［6］
事实上，在《红》中有一种起补偿作用的“看”：如果说瓦伦蒂娜看见的邻居投入法官家的石头共有六块，那三部曲中则共有六位主人公最后在海难中获救。（原本可能会死去的丽塔最终生下七条小狗，这正是全部幸存者的人数。）［7］瓦伦蒂娜在咖啡店里玩老虎机赢到了钱，那是为了补偿她在报上看见自己吸毒的弟弟的照片。当奥古斯特急于找到卡琳时，老虎机上三个樱桃的画面被穿插进来：我们心想，他即将要失去什么了。他亲眼目睹的出轨行径不仅将他与法官联系在一起，还将他与三部曲中另两位主人公联系在了一起：在《蓝》中，朱丽发现丈夫有个情妇；在《白》中，多米尼克在卡洛打来电话时向他炫耀自己的情人。但是，朱丽最终将自己的住处和姓氏都给了桑德丽娜，而多米尼克则宁可选择孤苦的牢狱生活也不愿失去他和他的爱。［8］
三部电影最后的那个镜头都表现出剧中人面对孤独和绝望时，好不容易获得的胜利。三个镜头中都出现了窗户：朱丽站在窗后，多米尼克从铁窗后向外看，法官也出现在碎裂的窗户后（这是剧本中原来没有的）。脸上的泪水表明他终于又有了哭泣的能力——和另两部影片结尾时的朱丽、卡洛一样。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将这些人物从轮船遇难中救出来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一个风格化的细节将三部曲的结尾与《十诫》的开始也联系在了一起，显现出基氏电影世界的统一性。这个细节便是电视荧屏上瓦伦蒂娜的静止画面，它让人想起《十诫，一》中小帕维尔的定格画面——另一起事故中的受害者鬼魂般的出现。
我们可以从许多令人难忘的关联中——包括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推测法官这一角色不仅是奥古斯特的替身，同时也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的替身。他曾在1994年的一次私人对话中承认道：“我听说我的邻居以前一直偷听我的电话，当然，我也偷窥和偷听那些剧中人——不过不是在生活中。”《暴风雨》是莎翁的最后一部作品，《红》对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也是一样，而且，两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艺术家自身某些方面的反映。普洛斯彼罗和法官都是生活在孤独中的老年男性，对人性早已失望，对周遭充满怨恨。
两人都因为一个年轻美丽女子的出现而放弃了对人类的憎恨。［9］在莎士比亚的杰作中，这个女孩是普洛斯彼罗的女儿米兰达，他令女儿离开小岛，目的是让她与自己为她挑选的男孩相爱。在《红》中，法官通过瓦伦蒂娜得到了情感的宣泄，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视作他的女儿，两人间的第一次对话便为这种关系的确立带来一种充满感情的潜台词——他似乎对狗的伤情毫不上心，她问：“如果我撞的是你女儿，你还会那么冷漠吗？”“我没有女儿，小姐。”法官冷冷地回答道。既然瓦伦蒂娜的父亲在片中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这对话足以暗示出他们即将在对方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和普洛斯彼罗一样，法官似乎也有着未卜先知的本领，他能神奇地猜透瓦伦蒂娜的想法，这也令安东尼·雷恩在《纽约客》上撰文评论本片时将它与联系在了一起：“法官就像是不吃人的汉尼拔，他对瓦伦蒂娜反复盘问，仿佛犯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对方；他猜测她的家庭问题——她弟弟是个瘾君子——预测她的未来。”［10］但如果说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师真的制造了一场暴风雨，《红》中令轮船失事的天气灾害却无法直接追溯到神秘而又愤世嫉俗的法官身上。他一定是看了电视才知道邻居遇上了海难。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将法官视同“一位令三部曲就此开始的导演”。
对我来说，他就像是在下国际象棋，早早便预见到了棋局之后的发展……他这个人物是否真的存在？坦率地说，唯一的证据……就是法院，这是我们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的唯一地方。他可能仅仅只是鬼魂，或者换种好一点的假设，他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未来的、年老的奥古斯特，在假设没去坐船的情况下、将来的那个奥古斯特。［11］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说过，《红》是一部有关天气的电影，他不知道如果用英语中“天气”的同音词“是否”来形容影片，那会有多么合适：《红》正是一部有关“是否”的电影。如果说电话是法官手里的工具，那么，当他最终打电话向卡琳询问天气情况时，他或许真的像魔法师那样“举起了手里的魔杖”。（正如1997年巴黎研讨会上一位听众所指出的，错误的天气预测将《十诫，一》和《红》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