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假渗灌”闹剧在人们心中记忆犹新，传媒上又报道了邻近的绛县“科技大跃进”的荒唐事:当地一些热心于“逼民致富”的官员借中国农科院确定该县为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之机，发动大建“示范园区”的运动。他们弄虚作假，强迫命令，不仅让各行各业机关单位都搞起劳民伤财的“园区”，而且迫令农民毁麦种瓜、违法圈地、废除合同、赶走承包农，剥夺农民经营自主权，瞎指挥的“调产”给农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导致“科技”名声扫地，农民都得了“恐科症”。
然而这是“科学”么？我想谁都会说：不是！科学最重要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爱智求真。而绛县、运城的闹剧则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当年苏联出了个李森科，他就是这样以“科学”的名义弄权作威，指鹿为马，害死了大批不会巴结权势的真正科学家，使苏联的遗传学等重要科学领域遭到灭顶之灾。如今李森科遗臭万年，他宣扬的“米丘林主义”也声名狼藉了。其实米丘林本人在育种学上还是有成就的，但“科学”一旦依仗权势而政治化、“运动”化，也就异化为伪科学了。
不是科学，那是什么？是一种浪漫的激情？过去我们常常以“空想”与“科学”对举，把那种“只有革命热情”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说成是空想家。然而绛县、运城某些官员的做法却很难说有什么“革命热情”，他们劳民伤财，作“科技秀”只是为了讨好“上面”，损害百姓利益而给自己铺设官场之阶。“理论（“科学”）联系实惠（可惜并非农民的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这句民间谚语在这场闹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是科学也不是浪漫，于是今人造了个名词，谓之“形式主义”。这就如同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成是“自由主义”一样，实在有滥用名词之嫌。按“形式主义”一词本是文学、美术与数学等领域的术语。作为文学主张，形式主义重视文词雕琢和写作技巧而轻视思想内容，作为美术流派，形式主义喜用抽象几何构图，而不注重自然写实，作为数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即所谓希尔伯特主义，它强调数学符号是脱离意义的抽象思维对象。所有这一切都与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毫不相干。“形式主义”因此也是个中性词，本来并无贬义。
其实说穿了，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不就是一种腐败么？当年“大跃进”时一些人为升官邀宠而草菅人命，“放卫星”害死多少人。后来在“整风整社”时把这些人称为“坏分子”，当时中共中央批转的“信阳事件”处理报告中甚至有“去年是阴天，遍地是豺狼”之语。这些被称为“烂掉了”的“豺狼”们既不是“科学”精神过剩，更不是“浪漫空想”太多，而就是在那种只对上负责、权力无制约、强制无限度的体制下钻营出来的一类奸佞小人，他们大放“卫星”以邀宠的做法和过去封建王朝那些竞报“符瑞”以求倖进的官员有何区别？据说“符瑞”是迷信，而“卫星”则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个流行的报道称：当时领袖本不相信亩产几万、十几万的卫星，但有科学家说，植物光合作用能量转换率只有百分之几，若能提高至几十，则产量百倍增加亦属可能，于是领袖便相信了。据此如今有人评论说：当时的错误，科学家要负很大责任。
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的确，当时科学界是有不少人在诱迫交加之下说了假话违心话的。但像光合作用能量转换率为百分之几这些说法，相信并非假话，到如今它也还是有科学根据的。正如今天绛县“科技大跃进”中所称引的“无籽西瓜”等物也确有科学成果可考一样。 但问题在于：从光合作用理论上的能量转换率可以有多少提高余地这一点就能证明现在已经提高到多少了吗？这等于说，理论上讲物体的极限速度是光速，我们就可以据此相信如今已经造出了“光速汽车”并为此放“卫星”了？
这还不要紧，应当说，无论科学家还是伟大领袖都非神仙，他们是有可能判断错误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判断一做出就会形成如此大的压力，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其实，不要说光合作用转化率的数字的确有根据，就是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大话，在一个正常的体制下说说，也就如同民谚“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样，表示一种气概而已。只要不是被逼着，没有人会为这两句话而真的去累死累活把铁棒磨成绣花针的。而如果一句“铁棒磨成针”的话就可以迫使人们不顾死活地去磨铁棒，这就不是谚语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体制出了问题了！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主义”，这不假。但“唯心主义”（我们知道，“唯心主义”在英文中与“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词）就得把人逼死么？传统时代的人们有几个是“唯物主义”者？那时难道就得天天有“放卫星”的悲剧了？！可见，“光合作用转化率”的“科学”数据也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浪漫空想也好，本身与“人祸”悲剧并没有必然联系。而那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弊病，才是产生这种名为逼民致富，实为“哗上取宠”之恶行的原因。这种行为侵犯农民权利、损害农民利益、违反法治与国家政策以谋仕途之私，因此它与以权谋私的其他形式一样是一种腐败现象。
如今毕竟改革20年了，像运城“假渗灌”、绛县“科技大跃进”这样的事很快能在舆论监督下被爆光，不致发展成当年“大跃进”那样的“人祸”，这不能不说是改革的一大成果。而这种事今天仍然发生，又说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未有穷期。同时这也说明如今的许多腐败现象有其改革前旧体制的根源，不能归咎于市场经济、现代性、全球化等等（市场经济等等当然也有毛病，那是另外的问题）。这正如“科技大跃进”的荒唐不能归咎于“科技”一样。我们相信，在吸取了教训之后，绛县的农业科技事业仍然会健康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