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２０年来成就巨大，问题不少。成就最显著的是两块，一是增量领域外资与民营的崛起；一是存量领域的农村改革，先是变公社为家庭农场，接着乡镇企业崛起，“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直到现在，改革成就很大程度还是靠农民，而存量中的国企这一块则问题成堆。
农村改革为什么能搞起来？一是改革前体制对农民特别不公，二是农村改革由农民主动发起，上面认可，公共决策，起点平等。“平分土地”，这一条是成功的关键。土地永远平均是不行的，但土地起点平均是必行的。搞改革，农民为什么积极？国企工人为什么消极？不是什么“文化”、“观念”问题。讲文化，城市比农村更“西化”；讲观念，城市比农村更“新潮”，信息也更开放，但农村是起点平等，而城市许多国企是穷庙富方丈，然后让工人两手空空地下岗，或者让他们掏钱“买岗”。这就相当于在农村把公社的土地变成社长的庄园，把农民赶走，或者让他们掏钱“买地”种。这样搞法，工人不比农民更“保守”才怪了。所以２０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是，存量改制要公正，增量投入要自由。而在增量领域自由也就是公正的体现，因此九九归一，就是改革要公正，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个可行性问题。
打个通俗的比喻：当一个旧式的宗法大家庭难以为继陷入危机时，会发生是否“分家”之争，即要否改革之争，接着就会有如何“分家”之争，即怎样改革之争。理论家总认为要否分家是大同题，但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大家庭”最容易激发人之间矛盾的不是要否分家之争，而是如何分家之争。
改革２０年来，“要否分家之争”曾经很热闹，现在也还未消失，但已无关紧要。而“如何分家”之争却日益突显。过去我们说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现在又说不要争论姓公姓私，我看很快地姓“改”姓“保”也不必争论了——但公正还是不公正则是一定要争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要以为“要否分家”之争平息了便大局已定，倘若因“分家”不公打将起来，会更难收拾。所以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将来，我们都要高度重视公正问题。
不争论姓公姓私，确切地说是不争论“公”好还是“私”好，不是公私不分，更不能允许少数人凭权势占公为私。不争论公好还是私好，有人说是个少说多做的策略问题，但我认为这的确没什么可争的。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它理所当然既意味着每个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单干”，也意味着若干公民乃至许多公民只要各自自愿，也可以自由地合并资产、组织经济联合休，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还无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即如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历来就是各种“公有制”的实验场，英国人欧文在这里搞“新协和村”，法国人卡贝在这里搞“伊加利亚”，俄国民粹派在这里搞“雪松谷公社”等等。只要是自愿而非强制，就不会受到行政阻挠——至于它们的经济效益如何，内聚力能否持久，那是另外的问题。因此，问题不在“公”好还是“”好，而在于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制再理想，也不能用一平二调共劳动者产的办法搞“公有化”；私有制再有效，也不能用以权谋私的办法搞“私有化
过去“文化决定论”盛行，说是改革需要冲破”传统文化”。其实，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容易陷人的并不是什么“文化困境”，而是一种“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与之恶性循环。一种竞争若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公允，机会被垄断，那就是“伪竞争”。伪竞争最容易激起社会上的反竞争思潮。这种思潮要求一个最高权威赐于人们“公平”而排除竞争因素。但这只是“伪公平”，至少在赐予公平者与受赐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平等。“伪公平”制度的危机又会产生对竞争的呼吁，但这种体制下的权力集中又易于引发新一轮的不公平竞争，如此往复循环，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这种难以自拔的“怪圈”，不是由“文化”而是由变革方式的起点选择所决定的，不管什么“文化”之下，“不公平的伪竞争”都是“反竞争的伪公平”之母，反之亦然。
随着产权改革在我国的大规模展开，这种选择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为了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这种改革应当确立如下原则。
管理改革可“集中”，产权改革要民主。实践表明管理上的“民主治厂”往往是乌托邦，现代企业需要一长制与科学管理。但市场经济可以让产权持有者向企业发号施令，却不能通过发号施令来建立企业产权，公共资产既然是公共积累，其“产权明晰化”就应当是个公共决策过程，产权改革要民主，而不能搞一长制。而现在有些人主张在管理上搞“经济民主”，另一些人则主张在产权改革上搞一长制，这恰恰是非颠倒了。
产权改革的方式可“卖”可“分”，但决不能搞“黑箱交易”与“黑箱分配”，无论“卖”还是“分”，原则上都应当是公共决策，那种以减少“交易成本”为理由肯定“双方交易”而否定“公共决策”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产权改革原则上应当是第一步通过起点平等或机会均等原则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应当得到资产的人），第二步通过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平等原则找到“最终的所有者”（最会利用资产的人）。股权适当集中或许是有利的，但原则上它不应在初始配置中、而应在二级市场中实现，股权起点平均或许是公道的，但原则上它只能意味着存量分配而不能意味着增量投入（即强制集资）。以下两种弊端应当防止：一是在“有油水”企业中通过行政手段强调领导持大股；二是在“烂摊子”企业中强制职工出钱朴窟窿。
总之，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方式必须公正，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