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又一次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随政治剧变而蔓延于东欧的民族主义幽灵使这一地区旧体制下的所有多民族联邦国家都发生了解体过程。但捷克与斯洛伐克实现了友好的“协议离婚”；民族、文化组成最复杂、旧仇宿怨也最多的苏联基本上和平解体后还留下了“独联体”这一协作关系，这在历史上超大型集权帝国的“善后”中是仅有的一例。而与此相反，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每一步都充满暴力，且血腥味还越来越浓：斯洛文尼亚独立打了十余天，死亡62人；克罗地亚独立打了9个月，死亡与失踪逾2万（还不计后来的克拉伊纳冲突）；震惊世界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打了三年零9个月，死亡数十万人；今年爆发的科索沃冲突更是很快升级为北约与南联盟间的“南北战争”，不仅北约的大规模空袭与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的地面扫荡都空前残酷，而且以5月7日北约导弹炸毁我驻南使馆这一令中国人民举国震惊与愤怒的惨剧，一下把战争冲击波扩散到了欧洲以外，造成了冷战后首次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严峻局势。
5·7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北约暴行的浪潮，这一抗议无疑是正义的呼声。然而正义的激情必须伴之以理性的思考。科索沃危机是怎么回事？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怎么会发展到这步田地？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科索沃春秋
科索沃在80年代剧变前原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8个联邦主体（6个共和国加2个自治省）之一，其自治地位受联邦宪法保护。作为联邦主体她与其他7个成员（包括塞尔维亚）一样有权向联邦主席团（8人组成的国家“集体总统”）派代表，并轮充一年一换的主席；有权与其他主体一样指派议员组成联邦议会的共和国——省院（每共和国各12名，每自治省各8名，共88名议员组成；有权轮充每年在8主体中更换的联邦主席一职。南联邦宪法法院由8个主体派员14人组成：6共和国每国2人，2自治省每省1人，院长由此14人每人轮任一年；作为南联邦唯一政党的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按类似原则组成：每共和国三人，每自治省二人，加人民军代表一人共23人，其中9人即8个主体的共盟主席加军代表为主席团当然委员，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即党的领袖也由8个主体派出的当然委员每人轮任一年。在此之前，即铁托时代自1972年起的南共联盟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局，则由8个主体各出一人组成，当然那时铁托为当然领袖，是没有轮任一说的。
由这种体制看，科索沃作为联邦主体在剧变前的南斯拉夫联邦机构内与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各共和国似乎是平起平坐的。区别只在于在宪法法院与共盟主席团内的席位少于共和国，同时按联邦宪法，共和国有权退出联邦，自治省则没有此权利。但另一方面，科索沃这个自治省又隶属于塞尔维亚共和国，要承担塞尔维亚宪法规定的义务。这种既是联邦主体又无充分权利，同时又是塞尔维亚之一省的双重身份，自然会引起塞、科双方的矛盾。
在塞尔维亚看来，自己的一个省有如此大的自治权，无异于国中之国，它成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或“大塞尔维亚主义”者的一大心病。而在科索沃的主要居民阿尔巴尼亚人看来就更不合理：在前南联邦解体前按官方统计，阿尔巴尼亚族是第四大民族（按阿族自己统计则为第三大民族），其人口仅次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穆斯林（波斯尼亚人），而比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与黑山人都多。为何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与黑山都可以成立共和国，阿尔巴尼人就不行呢？就以联邦解体后的“小南斯拉夫”即现今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而论，1991年官方统计阿族人有172.8万（阿族自称200余万），为第二大民族，人口占全联盟17%，而黑山族仅52万，只占5%，凭什么黑山人可以作为一个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平起平坐，人口三倍半于黑山的阿族却不但不能立国，而且作为塞尔维亚一个省在过去享有的那点自治权还要被米洛舍维奇剥夺了？再则，阿族不但人口多，而且居住非常集中。阿族占科索沃省总人口的90%，而黑山人只占黑山共和国人口的62%，塞尔维亚人也只占塞尔维亚共和国人口的65%，包括前联邦的全部6个共和国在内，没有一个共和国主体民族能占到阿族在科索沃所占的人口比重（1991年波黑穆斯林占波黑人口43.66%，克罗地亚人占克国人口77.9%，马其顿人占马国人口64.6%，斯洛文尼亚号称民族成份最单一，斯人也占87%），凭什么波斯尼亚在其只占43%的土地上能立国，阿族人在其占90%的土地上却连自治权也失去了？
再就前南的两个自治省而论：与科索沃同为塞尔维亚一自治省的伏伊伏丁那塞族人占56%，自治民族匈牙利族人仅占21.7%。阿族人认为，伏省是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匈牙利人少，只有自治权就可以了，而科索沃怎能与之相比？然而实际上，在南斯拉夫联邦建国初期，虽同称自治省而科索沃的自治权还不如伏伊伏丁那：伏省政府结构与共和国相仿，有自己的最高法院与最高立法机构人民议会。而科索沃，那时就没有最高法院，也不设人民议会，仅有一个只执行中央决定而无决策权的“人民议会quot;。直到7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抗争，科索沃才争取到与伏省类似的自治权，然而后来又被米洛舍维奇取消了，阿族人怎能不气大呢？
那么，这样一种塞、阿两族都不满意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这就要从更早的历史谈起。
“科索沃”（Kosovo)是古伊利里亚语“黑鸟之乡”之意。阿尔巴尼亚人（古代伊利里亚人后裔）用它指现今科索沃自治省所在的整个地区。但塞尔维亚人则认为地理上所称的科索沃只是今自治省的东部伊巴尔河流域，其西部即白德林河流域以佩奇为中心的地方（下文所称的东正教中心所在地）他们称为梅托西亚，这是一个塞语地名。所以在自治省的命名上就能反映各族矛盾：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膨胀的时代（如前南联邦兰科维奇集团主政塞尔维亚时，以及现今的米洛舍维奇治下），这里叫做科索沃——梅托西亚自治省，简称科斯梅特（kocmet)，而在阿族地位较高时（如70年代）就叫科索沃。这里总面积10887平方公里（与我国天津市属县区总面积相当），人口200多万。它位于白德林河、伊巴尔河、南摩拉瓦河与瓦尔河等河源头的高原上，地处塞尔维亚最南部，与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与黑山接壤，贝尔格莱德通往马其顿与希腊萨洛尼卡港的国际铁路干线纵贯境内，战略地位重要。科索沃地势虽高，与阿尔巴尼亚交界一带更是山峦崎岖，但内地倒很平坦，是南联盟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在整个巴尔干也以沃土著称，因而农业发达。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是南联盟最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地，其铅锌矿是欧洲最大者之列。因而科索沃虽是前南8个联邦主体中最穷的一个，却并不仅仅是个包袱，其经济对南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如今我国许多文章说，科索沃历史上是塞尔维亚文明发祥地，是第一个塞尔维亚王朝的中心，甚至具体说是伟大的斯蒂芬·杜尚大帝的故都，这的确是如今塞尔维亚人的说法。然而前南时期并无此种议论，包括那时的塞尔维亚学术界在内。据1972年贝尔格莱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教材、塞尔维亚历史学家伊万·博日奇等一批教授主编的《南斯拉夫史》之论，作为南迁斯拉夫人一支的塞尔维亚部落是于公元7世纪前期经拜占廷皇帝许可移居今希腊萨洛尼卡地区的，该地因而得名斯尔比加（srbijia,即塞尔维亚serbia的希腊语读法），这是塞族见载于史之始。然而塞族先民不喜欢该地，于是北返渡过多瑙河，又改向拜占廷皇帝求新居地，最后定居利姆河与皮瓦河之间。后来就在这里发展为雏形国家“受洗礼的塞尔维亚”。该地位于今塞尔维亚、黑山、波黑交界处，与科索沃无关。以后“受洗礼的塞尔维亚”在东部的拉什卡（今科索沃以北的塞尔维亚本部境内）形成新的中心，出现了第一个塞族王朝奈马尼亚王朝。到1180年，奈马尼亚利用拜占廷皇帝曼诺言依各一世去世向南扩地，占领了科索沃——梅托希亚，这是塞人入主科省之始。但此后王朝的中心仍在拉斯（即拉什卡）、克鲁舍瓦茨等地，而不在科索沃。到14世纪中叶，杜尚大帝把王朝扩大到空前规模——从多瑙河到爱琴海，今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大部均包括在内。但据博日奇等前揭书，“新的国家中心在希腊境内，（杜尚）皇帝本人经常坐镇马其顿的城市斯科普里与塞尔，统治全境”。塞本部则由其子代管，他驻克鲁舍瓦茨等地，也不在科索沃。杜尚死后帝国解体，后继的塞尔维亚诸王公各据一方，而以克鲁舍瓦茨的拉札尔大公为最强，统治科索沃的是拉札尔的女婿兰科维奇，直到土耳其基人全部灭亡塞尔维亚国家。
可见，科索沃在中世纪并没有成为塞尔维亚的古都或王朝中心，更谈不上“发祥地”，它只是在1180-1389年间纳入塞尔维亚诸王公治下而已。但这当然不能否定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人历史与民族感情中的地位。这一地位主要由科索沃战役与佩奇大主教区奠定的。
1389年东正教历6月15日，大举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由苏丹穆拉特亲统，与拉札尔大公率领的塞尔维亚诸公联军在科索沃原野展开恶战。战争中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以诈降计入营账刺死了穆拉特苏丹，使土耳其人一度发生混乱。然而苏丹之子很快继位，并稳住阵脚后发动反击，大败塞军，拉札尔大公被俘后遭杀害，塞尔维亚人从此沦于土耳其人统治下达近500年。科索沃之战以其惨烈和双方统帅均阵亡而震撼人心，米洛什舍身刺苏丹与拉札尔不屈殉难都成为后世塞尔维亚民歌世代传颂的民族魂，而教会追认拉札尔为“圣徒”更增添了此事的“神圣性”。科索沃之役激励了后继者反抗土耳其的长期斗争，“为科索沃的失败报仇雪耻”成为塞尔维亚人反穆斯林斗争中的宿愿，如今也是米洛舍维奇用以号召塞族的资源。
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区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政策，于1557年在科索沃的佩奇恢复了东正教的大总主教区。佩奇大总主教区与此前希腊人主持的奥赫里德大主教区不同，它由塞尔维亚僧侣主持，辖区几乎囊括了前南联邦全境，远及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一部。在土耳基人统治时期，佩奇大总主教成了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象征，出现了政权归土耳其而教权仍在塞族手中的局面，佩奇通过大批教士，把散居在奥斯曼帝国广阔地区的塞族人联合为一个整体，俨然以塞尔维亚人民代表自居，并且促进关于塞尔维亚民族统一的思想，成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策源地。以后在1683-1699年土奥战争期间，佩奇大总主教号召塞族响应奥地利基督教军队，在土耳其人卷土重来后又率领不愿臣服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离开故土，一直迁到匈牙利境内。这一源自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大迁移”对塞人民族精神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科索沃之战与佩奇大总主教区的历史使科索沃对塞族具有特殊意义，但科索沃同样也是阿尔巴尼亚民族精神的发源地。比斯拉夫人更早，阿族先民伊利里亚人在公元前就建起了伊利里亚王国，国王根齐耶建都于斯科德拉（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扩地至科索沃，直至1168年为罗马所吞并。但在奈马尼亚王朝后，塞族人在科索沃成为主流，如今包括首府普里什蒂纳在内的科索沃绝大多数地名均为塞语来源即可见一斑。然而土耳其人统治后，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大迁移”之后，阿尔巴尼亚人大量迁入，又成为主要居民。到19世纪后半叶，科索沃成为阿尔巴尼亚近代民族运动与民族主义组织的发源地。1878年科索沃的普里兹伦城成立“阿尔巴尼亚人同盟”，即史称普里兹伦同盟，是近代阿尔巴尼亚民族觉醒的标志，1899年又成立了佩奇同盟，科索沃进一步成为阿族反土耳其人斗争的中心。1909-1912年，巴尔干各民族普遍发动推翻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斗争，科索沃又是阿尔巴尼亚人大起义的中心。1912年科索沃阿族人首先宣布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并在夏天的起义中控制了包括科索沃与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在内的全部阿族地区，一直打进斯科普里（马其顿首都）。土耳其人这时已意识到塞、阿矛盾可资利用，遂承认阿尔巴尼亚起义者在科索沃、斯库台、比托拉与亚尼纳四个行省的权力。此四行省不仅包括现今的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与科索沃，还包括马其顿与希借的一部分，堪称是典型的“大阿尔巴尼亚”了！
而另一方面，这时欧洲基督教国家又想取消穆斯林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存在，由基督教诸国瓜分阿族居住区。而1878年正式独立的塞尔维亚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国际上正式承认塞尔维亚独立的1878年柏林会议同时又是欧洲基督教列强在多次战争（包括塞尔维亚参加的1877年俄土战争）打败奥斯曼帝国并迫使这个昔日的老大帝国沦为新兴的近代欧洲之附庸和半殖民地之后，着手瓜分这个没落帝国的分赃协议。新生的塞尔维亚受德、奥之压制没有得到她想得到的地方——包括科索沃，从此与奥（包括奥属的克罗地亚人）结怨而进一步靠拢俄国，埋下了日后由奥塞冲突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伏笔。而阿尔巴尼亚人的普兹伦同盟成立的直接目的就是对付柏林会议，并且也成功地阻止了会议对阿族地区的瓜分。自此阿尔巴尼亚人便与总想突破柏林会议框架的塞尔维亚及其盟友门的内哥罗（黑山）等国发生冲突。1880年，普里兹伦同盟以武力阻止了门的内哥罗兼并北阿尔巴尼亚的企图，但被迫把乌尔齐尼让给了黑山人。1912年的阿尔巴尼亚人起义并控制四行省后不久，俄国支持下的巴尔干东正教诸国（以塞尔维亚为首，包括黑山、希腊与保加利亚）便发动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此战名义是对土耳其，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为瓜分阿尔巴尼亚。战前缔结的塞、保密约规定塞尔维亚经由阿尔巴尼亚获得出海口，而全部阿族地区则由塞、黑、希、保四国瓜分，当然，其中塞所得份额最大。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奥斯曼帝国丢掉除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以外的全部欧洲属地而告终，塞尔维亚不仅从此得到了科索沃，从而使塞、阿两族共同反抗土耳其求解放的斗争彻底转为塞、阿的直接对立，而且战争中塞尔维亚与黑山军还占领了今阿尔巴尼亚的大半国土。但消灭阿族国家的目的并未实现：由于奥地利不能容忍塞尔维亚的强大，施加压力迫使塞军撤出了阿尔巴尼亚本部，并且于1912年底的伦敦会议上推动列强达成妥协：确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但科索沃等地则归塞尔维亚，从此阿族1/3以上人口与一半以上的居住地区便与本民族国家分离。此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期间塞尔维亚镇压了科索沃阿族起义并再次进占阿国本部，导致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强令塞军退出。到了次年，奥、塞矛盾终于点燃了世界大战！虽说直接的起因是普林西普刺杀奥皇储的那一枪，但塞、阿冲突无疑也是诱因之一。
不被承认的民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包括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在内的南斯拉夫地区人民带来了空前绝后的惨剧。椐统计在大战中只有1100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各国就死亡了190万人，损失比例不仅超过“一战”中的其余参战国，而且也超过如今宣传得很多的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的牺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1300万人口死去了170万人。这样惨重的伤亡中有相当大的部分（用前南联邦时代的说法）是“自相残杀”，因为对塞尔维亚作战的奥匈军队有相当部分是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诸族（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等），就连后来的南共领袖铁托当时作为克罗地亚人也曾参加奥军对塞作战。这一点在前南时期曾使一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耿耿于怀，认为怪不得铁托领导的南联邦压制塞尔维亚。而铁托的这段经历也成为当时官方禁言的忌讳话题。可见这种“自相残杀”留下的后遗症。
这种后遗症使战后建立的新国家南斯拉夫内部各民族问题一开始就十分复杂。这个国家是作为战胜国的塞尔维亚合并了战败并解体了的奥匈帝国境内诸斯拉夫民族居住地而形成的，最初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称南斯拉夫王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即王国的整个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新的各族联合国家还是一个“扩大的塞尔维亚”这样一种国体之争。而中央集权和“扩大的塞尔维亚”始终是主流。因此以主人自居的塞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相当紧张，它不仅导致了亚历山大国王被刺杀（1934年）等一系列事件，而且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人间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制造了土壤。
然而如果说塞、克之间还可以形成民族斗争的话，阿尔巴尼亚族人在这个国家的处境便更为悲惨。当时的“两种国体之争”双方只是斯拉夫人之间的冲突，对非斯拉夫人双方是同样歧视的。以亚历山大国王为代表的大塞尔维亚集权派认为南斯拉夫只有一个民族即“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而以拉迪奇为代表的各族联邦派则认为南有三个民族即塞、克与斯洛文尼亚，——他同样不承认有阿尔巴尼亚民族存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大军与政府曾退守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战后南王国仍长期占领北部地区，并迟迟不承认阿国独立。1921年9月列强在巴黎会议上再次确认阿独立后，到1926年南才与阿划定边界。对科索沃阿族，南王国根本不承认其为民族，并实行强制同化，禁用阿文阿语，强迫阿族改名换姓加上塞语后缀，甚至搞种族清洗，把阿族从故土赶走而把土地拨与塞尔维亚或黑山人。据估计，到二战前，共有50万阿族人被迫迁移，同时约4万塞尔维亚人殖民科索沃。这一时期科索沃不要说自治，甚至不能构成一个行政区。在集权派得势时全国分设33个州，科索沃被一分为四成为普里什蒂纳、采蒂涅、查查克、弗拉涅四州的各一部。在联邦派活跃时全国改设9个巴昂辖区，科索沃被分划给其中三个：泽塔、瓦尔达尔与莫拉瓦。
这一时期只有共产党人反对歧视阿族。1928年南共德列斯登“四大”、1940年萨格勒布“五大”都曾发表声明，要求允许阿族人回到科索沃与其他阿族区。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南斯拉夫，德意入侵并瓜分南王国。意大利宣称保护阿族，把科索沃与马其顿、黑山的阿族区合并于成为它的保护国的阿尔巴尼亚，受南压迫的一部分阿族人以为实现了“大阿尔巴尼亚”之梦，成立了“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与墨索里尼合作，造成科索沃人“通敌”问题。到战争末期，铁托领导的南共武装在解放国土时便遭到这些科索沃人抵抗。南军的镇压从1944年冬延续到1945年春，使新南斯拉夫的这一部分土地长期处于戒严状态。当时对阿族的镇压严重扩大化。据说仅在马其顿西部住有十多万阿族的泰托沃地区就抓了一万人，其中1200人被杀。其他地区也发生屠杀阿族人事件，甚至一批由科索沃远至黑山的南军中阿族后备役人员也在巴尔港被杀。1945年5月塞尔维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在科索沃事件中犯了镇压过火的“严重错误”。铁托、兰科维奇与德热拉斯等领导人都批评了南军对阿族人的滥杀。据兰科维奇称，一次南军中一位卫兵挑衅，被一阿族战士杀死。司令员便下令枪杀40名阿族人以报复，阿族战士反对这“不合理决定”，塞尔维亚人便开枪镇压，打死300多人。又称在另一事件中，130名阿族人被用毒气毒死。兰科维奇后来在南共党内斗争中被指责为“大塞尔维亚主义”而倒台。连他也觉得镇压阿族过份，可见事情之严重了。
当然，科索沃阿族也有共产党人，这些人在南、阿两党关系中处境微妙。从种种迹象看，身为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一直十分警惕的铁托本人曾经考虑过科索沃回归问题。1946年7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提到：战时铁托曾告诉他，“科索沃与其他阿族地区应归属阿尔巴尼亚，我们会交还给你的，但不是现在，因为大塞尔维亚反动派不能接受此举。”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来的劳动党）是1941年11月由南共帮助成立的，在战时一直接受南共指导。但对科索沃的未来，当时两党均无明确态度。南共驻阿共中央代表米拉丁·波波维奇曾提议科索沃党组织受阿共领导，结果被南共中央否决。但另一方面，南共承认阿尔巴尼亚人自治，战时南共的科索沃支部与游击队都不归塞尔维亚党、军组织管，而是直属南共中央。在阿尔巴尼亚方面，1943年8月阿共曾与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民族主义组织国民阵线签订协定支持科索沃合并于阿。当时在阿的南共中央委员泰波坚决反对，迫使阿共取消此协定。1943年底南共中央曾致函阿共中央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应该有科索沃问题，未来的新南斯拉夫不会对少数民族阿人进行民族压迫。
铁托还曾经考虑过用“巴尔干联邦”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问题，根据这一设想，科索沃可与共产党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合并，然后阿、南与保加利亚（或者再加上罗马尼亚）再合并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这样南、阿成了一家，科索沃自然就不是问题，南、保成了一家，也就无所谓马其顿问题了，如此等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保加利亚领袖季米特洛夫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曾与南方进行过具体商议。但斯大林却认为铁托想扩大势力，以“巴联”与“苏联”分庭抗礼，因而不仅制止了这一计划，而且这事还成了南斯拉夫不久便被国际共运革除教门的最重要动因。
南、阿既成不了一家，地盘问题便难以相让。早在战争期间两党在共同对敌的同时就不断为此发生磨擦。1943年12月31日，阿党主导下的第一次科索沃临时人民会议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布延召开，号召科索沃与阿合并。但南共中央则于1944年3月28日拒绝阿共武装在科索沃成立指挥机构。不久南共中央代表泰波致信科索沃党组织称：南阿之间兄弟般的协议与合作，要根据民族自决权来解决。至于边界，则取决于南、阿政治形势的演变，目前不作决定。以后两党两军跨边界合作日益扩大。由于南境内阿族受“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影响深，南共力量不易发展，因此希望借助阿共，让阿共派干部到科索沃与马其顿阿族区工作。1944年9月南民族解放军总部又请阿共武装两个师进入科索沃，阿党哈奇·列希指挥该部解放迪巴尔，召开民族解放会议。而泰波却赶来下令阿军退回，交出迪巴尔，并宣称南为此不惜动武。结果在激烈争吵后阿军撤走。
随着阿、南各自建国，特别是斯大林“开除”铁托后南阿关系急剧恶化，科索沃与阿国的联系再次中断，而南境内的塞、阿冲突又在新的条件下延续。
联邦中的恩怨
在铁托领导下的南联邦中，塞、阿冲突虽时起时伏，却并未失去控制。这除了与旧体制有掩盖民族矛盾之效外，也与南、阿双方不同于战前的内部条件有关。
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的领导力量共产党不仅其意识形态排斥民族主义，其领袖铁托是克罗地亚人，而且其建国初期的最高领导层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内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这样的领导结构有利于抑制“大塞尔维亚主义”。整个铁托时代南党内斗争中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尤其是1966年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有效地缓和了民族关系。同时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相当于今之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之总），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相当今之塞、马之总减去伏伊伏丁那）。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自治省”。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与柏林会议确定的1878年塞国独立之初的版图相仿了。
对此塞民族主义者是极不满的。他们认为同种同文同语只是不同教的“穆斯林”居然不算塞尔维亚人，同教（东正教）同文（基里尔字母）而语相近的马其顿人也不算塞尔维亚人，这已够不象话了；还要在剩下的塞尔维亚中划出两个“国中之国”，这不是欺负人吗？其实平心论来，这种忽而以教、忽而以语划“族”的做法的确有“双重标准”之嫌，而“穆斯林”与马其顿人当初的“族属自觉”也并没有强烈到坚决否认自己为塞族的程度。但对铁托们而言舍此别无选择，塞族强权在历史上给他族造成的伤害太大，不如此不足以遏其势，这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民族学问题。而这种做法的确也给联邦带来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但铁托们始料不及的是：族属自觉的发展宛如所罗门魔瓶中的巨人，是不可逆转的。如今塞尔维亚人仍咽不下当初那口气，很难平等地对待作为另一民族的“穆斯林”或马其顿人，但穆、马人的民族自觉如今已空前发达，再不可能认同塞尔维亚了。于是铁托的神威一旦逝去，联邦一旦解体，塞族与穆、马人的关系反而比历史时期更难相处。如果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相互仇杀有历史传统的话，像波黑战争中表现的塞族与“穆族”间空前疯狂的仇杀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无疑与当年划分民族时的远虑不周有关。
话又说回来，对于异种、异文、异语、又异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本不存在什么人为划分的问题，他们在历史上就受够塞族强权之欺，如今邻边又有一个本民族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民族自觉是当然的。联邦对塞族强权的抑制有助于减轻其受压感。而阿族的分离倾向在铁托时代之受抑制，除了铁托同样要打击塞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外，还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南阿两国交恶后，南联邦的体制总的说来远比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斯大林主义体制更有吸引力。铁托的南斯拉夫不仅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更繁荣更富裕，而且也更自由更人道。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也党争不断，清除过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尼克希奇、库采尔等“集团”，但一般不杀人捕人，对失势者尚能待之以礼。而霍查时代阿尔巴尼亚连接不断的大清洗则杀人如麻，株连蔓抄，血腥异常，从科齐、佐治、雅科瓦、贝利绍娃、恩德雷乌、巴卢库、凯莱齐直到谢胡，死于非命者比比。铁托时代的科索沃虽为南联邦最贫困地区，比起阿尔巴尼亚来就似天堂。因此那时科索沃人虽也不满，真想归属阿尔巴尼亚的却几乎没有。科索沃与阿国的边境上那时不乏由阿逃南的避难者，相反的却很少。
二是与阿民族的内部状况有关。原来阿尔巴尼亚人历史上形成了语言、文化有异的南北两支：南支托斯克人与北支盖格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与书面语。托斯克人是低地农民，宗教上除伊斯兰教逊尼派外，还有半数属比克特西教派；盖格人是传统山民，几乎全为逊尼派。科索沃阿族属盖格人，起源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民族运动，从普里兹伦同盟直到两次大战间的阿尔巴尼亚国家，也由盖格人主导，二战前阿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也是以盖格方言为基础的。而二战后掌权的阿国领导层，从霍查以下几乎全是南方托斯克人，官方语文也改以托斯克方言为基础，“托斯克人歧视盖格人”曾数次成为阿国党内斗争的起因。阿党建国初期的盖格人领导，如屠克·雅科瓦、金·马库与拉马丹·齐塔库等人都无例外地很早被清洗，从科索沃回阿工作的盖格人干部更难幸免，阿党掌权不久发生的轰动国内外的米尔迪塔山民暴动，也与盖格人反抗有关。所有这一切，都使身为盖格人的科索沃阿族对二战后的阿国不像从前那样认同。南联邦当局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南把盖格语而不是托斯克语定为法定阿族语言，并把科索沃阿族称为siptari人，即阿尔巴尼亚人传统自称shqiperi（斯奇皮黑人，意为山鹰之子）的塞语拼法，而把阿国人称为Albanci（阿尔巴尼亚人，这是从罗马时代以来其他民族对阿人的称呼），以暗示两者并非一个民族。南的舆论还宣传在自治社会主义土壤上“斯奇皮里人”已发展出“新的民族意识”。这种说法现在已被斥为搞分化与同化，但当时，科索沃人与阿国人的确较疏远。
尽管如此，铁托时代的科索沃问题仍然存在。铁托的抑塞政策虽然降低了塞族对克罗地亚等族的优势，但对更弱小的阿族而言这种优势还绰绰有余。何况缩小塞共和国版图也不等于削弱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中的特权。例如在军权方面，塞尔维亚连同历来依附于塞的黑山人总共占1972年联邦总人口的42%，但当年南军军官却有69%来自这两族。相反阿尔巴尼亚族当年占总人口的6.4%，但在军官中仅占2%。在政权方面，南共联盟政治学校是全国领导干部的摇篮，在1979年其学员中有71%是塞族与黑山族，仅有0.7%是阿族。在经济方面，塞尔维亚虽非联邦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但却控制着联邦经济命脉与金融。1972年联邦经济总量最大的共和国克罗地亚创联邦总产值的27%，工业生产的30%，创造外汇的36%，但却仅掌握全联邦银行资本的17%，而前三项指标低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却控制了63%的银行资本。
因此隶属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阿族受压是可以理解的。但压迫的程度则时有不同。在兰科维奇“大塞尔维亚主义”时代（1966年前），科索沃阿族受压最甚。当时按塞族叫法称科斯梅特（科索沃棗梅托西亚）的这一“自治省”明显地比塞另一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地位低，除没有伏省所有的自治议会与最高法院外，伏省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可派6名代表，而科斯梅特只可派4名（40年代末分别为20名与15名）。由于历史上的所谓“通敌”和当时的南阿交恶，阿族被视为不可靠，阿族区的执政者多是塞尔维亚，马其顿或黑山人，不许有阿族的标志与民族纪念日，教学中不许讲阿的历史、传统、文学甚至民歌。兰科维奇还对阿族大搞特务恐怖统治，在他倒台时，南报刊曾揭露他滥用“党之剑”即国家安全部门进行“有种族偏见的虐待行为”，在科斯梅特“使用其他地方已普遍取消了20年的残暴手段”。秘密档案中受监视的阿族人达12万名，占人口的12%。1956年兰科维奇发动“搜查武器”斗争，用暴力与恐怖手段侵犯公民。当年7月以秘密审判把一批阿族知名人士以“反人民反国家罪”判刑2-12年，后查明全属冤案，是特工用伪证人、刑讯逼供、假证据、匿名信等违法手段罗织人罪。兰科维奇还驱逐阿族，1953-1957年间共有19.5万科索沃与马其顿的阿族人被赶出农园。到1966年被迫离开南斯拉夫的阿族人达23万。当时外论评说：在共产党国家“如此大规模公开安全警察的暴行”是空前的。象苏联也只是指责“贝利亚一伙”，而南却指责了整个安全机构，“这虽是党争的手法（兰科维奇是安全部门首脑），却也反映了科索沃的实情”。因为据报刊说，象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地就好得多，那里的安全部门曾有效抵制了“兰科维奇派的渗透，避免了不光采的清洗”。
1966年兰科维奇倒台，科索沃塞族秘密警察解散，铁托在南共联盟九大上公开批评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政策。阿族便乘机起来要求民族权利。1967-1968年，阿族发动争取科索沃升为联邦第七个共和国、脱离塞尔维亚的运动。1968年4月塞尔维亚社盟会议上，科索沃著名反法西斯战斗英雄穆罕默德·霍查质问：“为什么37万黑山人有自己的共和国，而120万阿族人连完整的自治权都没有？”9月共盟科索沃省委开会，阿族知识分子代表也提出同样要求，获得省检查官里札克·沙拉的支持。会后全省各地爆发大游行，遭联邦政府镇压，许多阿族人被捕、判刑。1969年2月南共联盟十二中全会拒绝了科索沃离塞升格的要求，认为这会导致普遍要求重划边界，引起民族纷争。但据研究者认为，铁托本是同意科省升格的，只是因塞尔维亚反对而取消。
升格虽未成，但科索沃自治权扩大了。1969年科斯梅特之名废除，改依阿语称科索沃社会主义自治省，同年在普里什蒂纳成立阿族大学，建立省最高法院与议会，实现了与伏伊伏丁那同等的自治权、在联邦各机构与南共联盟中央机构与伏省有同样的席位。1974年联邦宪法更确立了科省联邦主体的地位。规定阿语与塞克语平等，阿族有权使用民族标帜，包括山鹰旗，增加阿族干部在政治、经济、文化机构中的职位。同一时期，由于华约入侵捷克使南、阿同感受到威胁，两国关系改善，科索沃阿族与阿国的文化交流活跃起来。地拉那大学与普里什蒂纳大学互换教师、学者互访、书籍、广播、电视用阿语激增。1968年南斯拉夫阿族侵用盖格语文，改用与阿国接轨的托斯克阿尔巴尼亚语，更促进了这一潮流。
这样就出现了1968-1974年间的民族关系缓和时期。然而科索沃升格实现，阿族的权利平等也尚未落实。在社会经济方面，科索沃不但依然是联邦内最不发达的地区，而且在省内的塞族与阿族之间也远无平等可言。1971年科索沃阿族人口占全省3/4，塞族与黑山人仅共占20.9%。然而全省公务员中阿族与塞、黑却几乎同样多，而且越是上层职务塞、黑族就越占优势。1971年科索沃白领工人中54%为塞、黑族而阿族仅占40.1%，而重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却几乎都是阿族。塞族人比阿族人普遍职务高、报酬高、生活好。另外，南阿交恶时期地处边界的科索沃很少得到投资，导致科索沃在全联邦中的经济落后状况越来越甚。1947-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科省比全联邦平均值低一半以上。1947年科索沃人均产值为南平均值的49.3%，1978年却降至30%以下。1979年科索沃人均年收入795美元，而全南平均为2635美元。由于投资少，就业难，科省失业率一直为全国最高，80年代南出现持续经济危机后更严重。据报刊透露，1981年科索沃的160多万人口中就有20万失业者。
因此阿族的抗议并未因1974年宪法的公布而停止，而塞尔维亚人却以为对阿族的让步已经太多。于是从这年起，镇压力度两次加大。1974年普里什蒂纳大示威后，省内出现大逮捕，1975年2月19位阿族人被判15年苦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德马齐。据南联邦内政部公布，1974-1981年间安全部门共拘留618名阿族民族主义者，89人被判刑，各县法庭还判另外503名阿族人有罪，同期发现了13个“非法组织”。
1980年铁托逝世，南斯拉夫旧体制的积弊在伟人神圣光环消失后暴露出来，而铁托生前竭力压抑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重新抬头，于是塞、阿关系更加紧张。1981年3月，5万科索沃人再次示威要求科省升格，这次官方不再像铁托时代那样寻求妥协，而是拒绝对话，出动坦克，第一次造成大规模街头流血。南官方宣布平民9人死亡，350多人受伤，而传媒宣称死者达千人。随后数千人被捕，约2000人被判罪，300人被处1-15年苦役，其中多是学生及知识分子，有的只有16-17岁。而作家卢斯特米与文学杂志主编哈里提被判刑更激起了国内外的强烈抗议。
随即铁托时代处于被动防御状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开始主动出击。五月间塞政府在宣布科索沃戒严并断绝与外界联系的条件下全面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其罪名在铁托时代是闻所未闻的：“联邦主义”，即自以为是联邦成员而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由铁托时代大批“民族主义”变成如今大反“联邦主义”，预示着“后铁托时代”南民族关系中塞族的全面反攻。
在“联邦主义”罪名下，科索沃共盟省委主席巴卡尔里、南联邦主席团科索沃代表尼曼尼、科索沃省政府主席奥普西尔，以及5个县委书记和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全部被一锅端，撤职查办。随即对阿族知识界展开整肃，科索沃大学被攻击为“阿民族主义堡垒”，大学招生削减39%，对外学术交流中止。
从此直到1988年，科索沃几乎年年闹事，示威、逮捕、撤职、判罪几乎成为一种程序化的“流水作业”。但这时社会秩序还能大致维持，联邦对塞还有一定的制约，塞共和国每次清洗科省领导还用的是“组织程序”，至少给人的印象是“阿族在搞运动而塞族在维持现状”。然而从1988年起，一阵“米洛舍维奇狂飚”把这一切都扫荡无余。它以一场优势民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首先摧毁了地方秩序，继而搞垮了联邦大厦，接着引发了全面内战，遂使麻烦不断的塞、阿冲突演变为空前的民族浩劫，从而为外界的干预造成了口实。
“米洛舍维奇狂飚”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上升伊始的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他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同胞、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他还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这是米洛舍维奇的恩师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斯坦鲍利奇对米氏的评论。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他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塞共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帕夫洛维奇等。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反对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并批评米洛舍维奇而倒台，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等。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到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组织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涉及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制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期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作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说，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团。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现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斯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目前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塞尔维亚民族与俄罗斯人类似，都从东正教神乞讨文化中继承了一种“救世情结”，塞族历来以南部斯拉夫各族乃至巴尔干所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他们认为：“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是塞尔维亚人先打土耳其、后打奥匈，从这两个大帝国那里解放了各族的结果；“第二南斯拉夫”（南联邦）同样是塞族打下的天下，而德国支持乌斯塔沙搞克罗地亚独立国、意大利支持“大阿尔巴尼亚”，都使其他民族犯下了原罪。然而联邦却长期控制在以铁托为代表的非塞族人手里，使塞族受尽了气。而80年代以来南每况愈下的经济危机，又积累了巨大的积怨要发泄，民族主义正是个发泄口。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导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前面讲过，铁托时代塞阿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招待民族平衡政策，面、阿体制的比较有利于南，以及阿国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棗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芝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简直“传统”得不能再传统了，他们从来没有独立的念头。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而科索沃的血腥味也越来越浓。1989年2月，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宣称在镇压示威中22名示威者被打死，2名军人牺牲，而阿族说死之数百。1990年2月，流血冲突再次发生，官方宣布27名示威者被击毙，110人受伤，警察伤83人。而阿族宣称死之千人。以后人们对这类消息逐渐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战争：1997年11月，“科索沃解放军”第一次与塞尔维亚内务部队发生交火。1998年2月，“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游击队发动了野蛮的反攻，在这场冲突中，无数平民和儿童也被杀害”（马胜索：《科索活：是燃的火药桶》，新华出版社1999年4月）。1999年2月，塞尔维亚正规机械化部队大举扫荡科索沃，西方所称的“种族清洗”达到高潮。至4月底，据说已有80万科索沃人被逐驱，数万人死亡。这时舆论的注意力已转向北约对南斯拉夫自3月24日开始的野蛮轰炸，一场疯狂引发了又一场疯狂！
在传媒对轰炸的集中报道中，我们已经不可能相信西方的“造谣”。对科索沃那“正在进行时”的事态，我们只能从忠于职守的我国记者那里窥知一斑：记者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庄被轰平时曾问南方人员为什么？对方坦诚答道：“是南斯拉夫军队用炮轰的，清剿‘科索沃解放军’不可能没有损失。“阿族武装分子躲在老百姓房子里，不用炮轰他们死也不出来。”这种对“没什么战斗力的几个恐怖分子”（人民日报国际部《环球时报》1999年4月23日）向居民区进行焦土轰击的悲剧，为“黑鸟之乡”的历史写下了血的一笔。
俄罗斯在5月7日之前对科索沃危机所持的反北约立场应当说比我国更强硬。为抗议轰炸他们取消了总理访美，派出了示威舰队，开行了援助列车，甚至还讨论了结成“俄白南联盟”的事，民间还出现了组织志愿军赴南的活动。但他们对南斯拉夫事态的讨论也十分热烈，人们在反对北约行径的同时也不讳言对南科索沃政策的批评。普里马科夫总理明言：“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是我不能认同的政策”，但这不能成为北约违反国际法的理由，“因为只有联合国才能采取武装行动来打击某个不尊重联合国宪章或人权宪章的成员国。”而北约的非法行为“只能使米洛舍维奇的制度更加巩固。他们甚至做到了米洛舍维奇本人都未能实现的事：制止了米氏的一切政治反对派。”（俄通社一塔斯社巴黎5月2日俄文电）前苏共中央委员、8·19事变后最早起来抗议叶利钦禁共令的著名在派议员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强烈谴责北约的文章中也指出：“没有人会支持种族清洗。但所有人都知道，外来侵略只能使这种清洗变得更加激烈。”俄罗斯也有大量同胞在高加索等地的种族冲突中成为难民，“但没有人认为炮弹是将失去的家园还给这些人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