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查建英 本章:第五章

    这一点你把中国人和印度人稍微对比一下,态度就不同。前些年有一回开奥运会,我在美国报上看到一篇印度人写的评论印象极深,金牌银牌他们一块没得,铜 牌好像也只在冷门赛项里才有,而这篇评论呢,写得轻松俏皮,一路插科打诨,完全是一种黑色幽默!我觉得这是一种放弃游戏者的心态——至少我放弃这个体 育游戏了,这方面我弱,我认了,我就去搞It搞学术搞瑜伽就行了。相比之下,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全面出击,文艺、体育、贸易、制造……一个都不能少,而且 功利心重,要立竿见影打翻身仗。所以赛事一开,从运动员到观众,举国上下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弓,人们的情绪随着场上输赢大起大落。这股憋足了劲走向世界让人(尤其是西方人)承认的倾向,应该说是从八十年代国门一 打开就开始了,在精英当中更为突出。那时候大学生又少,七七级七八级才多少人能进去啊,进去就被当成精英。

    刘索拉:这种对成功的虚荣心理好像是“文革”以后才有的。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很讲究只对学问的追求,“文革”前的音乐家也是只有一腔热情为民族 为革命,而不会动辄就想什么历史意义的。真正的精英意识应该是指对专业质量的纯粹追求,而不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的 社会有了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要是所有的人都是拿破仑,谁当他的兵呢?音乐学院更是如此,历代的音乐学院学生都是少数,我们那一届还算是人数 多的。也许是“文革”打破了以前的革命集体意识,到八十年代我们刚有了个人意识,所以就整天想着最个人性的那些历史例子:当作曲家就得当贝多芬!我们  是音乐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批招进去的学生,作曲系历来是每年只有十个学生,我们班有二十几个。据说因为那年全国竞争激烈,成千上万的人竞争,老师不 忍心手下太抠门儿,就收了这二十几个。所以进去了就自我感觉良好,我记得耳边净听见有些同学议论西方音乐史中的人物,可能老是在那儿给自己找位置呢。

    后来再有人得了奖,那不就成了国宝了。管弦系声乐系也是如此。音乐学院的学生在技术训练上可以算是国际水平,但是在音乐美学和文化训练上跟国外的中学 生差不多。国外一个普通专业管弦乐队的音乐家,能把古典音乐到现代音乐的所有著名乐谱都掌握了,随便说什么流派都知道,拿起任何风格的谱子都能很快掌 握音乐,对文学和美术有起码的见解。而那时我们的音乐美学教育太少了,音乐各流派的教育也没有,要不是因为自学,对音乐的了解基本上停在二十世纪初, 加上苏联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教育。出国后就面临从头学,不光是技术,还有美学和风格,否则就是傻逼。跟文学一样,有些人看了几本译文就以为懂得 西方现代文学了,真敢大发议论,仗着世界上大部分人懂礼貌,不愿揭穿他的无知;有些作家聪明些,干脆只谈“道”,反正说“道”不会露怯。但是做音乐的 不能光说“道”呀,一出声儿,就牵扯到现代音乐美学。创作音乐的得明白这音乐后面的人文精神,对时代和对自我精神的判断;演奏音乐的至少得明白音乐流 派风格。要是一群人整天琢磨怎么得奖怎么挣钱怎么穿名牌儿,那叫精英吗?那叫穷疯了。

    查建英:其实是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挣扎出来的几根草。

    刘索拉:对,倒是特单纯,就跟一个村儿里出来了几个文化人儿似的,杀出一条血路来……

    查建英:披荆斩棘……

    刘索拉:但不是所向无敌。真可怜,一出去,四面伏敌,束手无策。你的敌人就是那些最起码的专业竞争,出去以后,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家,怎么生活下去?这种情况对作家更难,还有语言障碍,中文越好外文越不通,结果在国内学外语专业的出去以后都能当作家写自传,国内的作家出去以后最好改行。音乐、绘画还好点儿,没有语言,但因为在国内闭塞,很多技术训练到了西方都不符合美学标准。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一辈子在中国弹钢琴的人,后来又出国深造,可是有次他在一次义演音乐会的台上练了两下钢琴,就被音乐会主持人当即给取消了演出资格,说叫这个人下来,别上去了。旁边的人解释说,这朋友上了一辈子音乐学院,马上要演出了,不过是练练手。可是那主持人说,你让他下去,今天晚上别上了,一听他练琴就知道他没戏,再让他弹五十年的琴也没戏,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触键。旁人问,为什么?主持人说,你们的弹钢琴方法完全是错的,那种苏联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弹琴方法,完全是砸琴,不是音乐。听这个主持人一说,基本上我们一辈子都白闹了。所以很多弹钢琴的人出国以后就是教琴,但是无法演奏。你要是从小学的触键方法就是那种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欧洲人听着就捂耳朵。拉赫玛尼诺夫在欧洲演出的时候曾使所有观众气愤,认为是有辱钢琴艺术,但他的音乐在我们这儿是发泄伟大情感的楷模。我曾经和一位从苏联到美国的钢琴家讨论过此事,她说到了美国以后她得重新学欧洲的演奏风格。

    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息和教育及社会制度全都和西方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教育其中之一就是夸大自己的成功,这种为了脸面而对成功的夸大,或者说没见过世面的夸大,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成了世界级的夸大。以前从旧中国过来的人,见过世面,又有家教,知道说话要悠着,有钱要藏着;老一辈革命家,有建立新中国不当殖民地的自尊心,知道自己一穷二白也要挺着。所以以前的文人不会吹世界级的牛皮,而擅长谦卑。但是八十年代的开放给新一代的文化人多出一种幻觉,就是受世界级的邀请,得世界级的奖,变成世界级的人,于是人生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的夸张。比如,诺贝尔奖曾使多少现代文人都睡不着觉?但在鲁迅的时代,这并不是文人生活和创作的准则。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要当英雄,结果赶上了一个名人时代。英雄和名人不是一回事,英雄是把一条命给豁出去就算了,名人是把一条命给拧巴拧巴放进史册里。我记得曾有作家说,我和谁谁谁在一起做了什么,糟了,这下子要传遍全世界了。有人为了自己的名字紧张一辈子,一举手一投足,以为全世界就盯着他/她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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