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一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一一人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eunuch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象，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接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桩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拴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3天之内不许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3天之后将拴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全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挪》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摩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青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富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很，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呷申记优中载，明未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恢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份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水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柳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予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病，性情内琢。故阉腐之于，豹声阴骛，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理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稳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错，子孙之虑耳，故们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已”。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一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卡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怅，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贵族苗族男童1565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咱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白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构》记载：“南海产净身男九百六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重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阀》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矾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变色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一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f史记入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份，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法，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束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土、溢文忠，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踞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柳识分子—一开价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字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骄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一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土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土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情然们识，而澳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李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岚，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激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和，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传其不幸好。龚自珍在《记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土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冰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阀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阀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即，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做《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耀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作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道祈天水命之洪休。自分刍完，周克对扬明命；岂期药菲，狠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儒雨露，叨承晋锡之苦。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球之奇；椿龈均颁，市内需宝元之富。臣等仰龙表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诈；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露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讲，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湖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康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谋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康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凛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凛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续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

    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1976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

    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自宫的急

    先锋，残疾的痛楚地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4

    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胭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

    起很大的反响。

    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博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淮缨灌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鹅岂识羞。

    （四）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漫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入第一首注为“河南佬”

    （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

    商”（周一良），第四首往为“福建子”（林庚）。

    （一）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盗丘女褐启宗风，国予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琳是传大江东。

    （三）通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阑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信，腐儒集注有朱嘉。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

    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残疾为代价。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厂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学者们都没说什么，独独冯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败走台岛，冯摇身一变，又把毛奉为“领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储刊还是说谢，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一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性、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步，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场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冈，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地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现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