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易竹贤 本章: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1)

    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①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人书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②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的这段文章,近千年来的一般读书人都记得滚瓜烂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适提出了怀疑。他把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依出现时间的先后,排列成一个井田论演变的沿革史,指出,“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胡适说,他的《井田辨》,是对井田制度的一种“怀疑的挑战”,他所提倡的是一点怀疑的精神,即所谓“疑古的精神”。那时,他对清代学者姚际恒敢于怀疑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对崔述敢于怀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经称赞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为崔述作年谱,支持顾颉刚整理汇印《崔东壁遗书》。③他曾经打算继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做一部《古今伪书续考》,作为“扫除旧污的一个方法”,并嘱顾颉刚标点姚氏的《伪书考》。④他甚至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⑤

    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也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他甚至抬出《说文》来做根据,推论说禹是一条虫。⑥接着便有钱玄同表示赞成的答书,而刘楚贤、胡堇人则提出疑问和反对,彼此驳难答辩,展开了关于古史的讨论,历时九个月。⑦胡适开头没有参与,最后写了一篇总结性文字,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提倡怀疑精神。针对有人指责顾的怀疑翻案文章足以“影响人心”,胡适说:

    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⑧因此,胡适认为禹是不是一条虫,这是“琐屑的枝叶”问题,他要人们“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对于传说的古史,该怀疑的就怀疑,“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但他也不赞成无根据的怀疑,而必须寻求证据。“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这次“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可见胡适所提倡的,是有证据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后有“古史讨论”,胡适觉得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他认为这两次讨论,都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并由此概括出一个“历史演进法”。他说:

    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羲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⑨

    老师到底比学生棋高一着。经胡适这样一总结提倡,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发生了很大影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种风气;钱玄同甚至从1925年8月起,不再姓钱,而改以“疑古玄同”为名了。由此也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这种疑古精神,是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对于反对宗法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打破人们对古书、古史的迷信与盲从,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①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67、74页。

    ②关于“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的讨论文字,分别载《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号。胡适所写的,计有:一,寄廖仲恺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恺胡汉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汉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后将前二信及廖仲恺先生答书(1919年12月9日),并加“附跋”,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2)

    ③参看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谱,只作到崔述43岁(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后由赵贞信续完,载于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

    ④参看胡适1920年11月24日致顾颉刚信,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页。⑤胡适1921年1月28日致顾颉刚信,见《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⑥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63页。

    ⑦关于古史的讨论,双方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字,先后计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载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第11期。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载第11期。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载第12期,8月5日出版。

    刘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第12至16期。(未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这位参与古史讨论的胡堇人,即是胡适的族叔与儿时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⑧《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页。

    ⑨同注⑧,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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